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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对于那些和我们亲密的国家也是有着自己的称呼，例如巴勒斯坦为巴铁，俄罗斯因为其彪悍的民族风格，也是被我们给予“战斗民族”的称号。
而俄罗斯给予我们的称号，并没有像英语那样用青花瓷“china”代指中国，而是称中国为“Kitay”，翻译过来就是契丹的意思，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并不陌生，但为何俄罗斯用契丹来叫我们呢？
先抛个小场景。冬天的莫斯科地铁里，风一股脑儿往人脖子里灌。车厢里两个大爷聊天，“基泰？”“基泰！”他们指着手机里的红旗说话。我那时第一次意识到，俄罗斯人嘴里的中国，不是“China”，是“Kitay”。这词像老硬币，边缘磨得圆滑，却还带着骑马的腥风味儿。为什么偏偏是它？要说“战斗民族”是我们给人家的外号，那他们给我们的“回礼”，竟是一段一千年的旧事。
话得倒回去。从北方草原的一阵马铃开始。公元十世纪初，一个名叫耶律阿保机的人把散碎的部族捏成一个拳头——契丹。从此北方不再是边角料，而是一个有规矩、有军马、有自己说话方式的强权。后来他们改国号为辽。四周的人怎么叫他们？蒙古草原的人、汴梁城里的人、女真新贵，都喊“契丹”。一个称呼喊久了，反而比年号更稳定，像刻在鞍桥上的刻痕，哪怕换了马，还在。
辽被金打翻在地，这是1125年的事。可这个民族的脚步没停。耶律大石带着一群不服气的贵族和军户，往西，走得很远，走到沙与雪相交的那片地方——中亚。他们在那里立了一个新家，史书里叫西辽，别人也叫“黑契丹”。你想啊，第一次走到异乡，别人问“你们从哪儿来”，他们大概也干脆：“契丹”。于是这两个字，就被驼队、关市、驿站一点点带着走，沿着草原丝路往西爬。
名字的魔力在这儿。西域人见着丝绸、茶砖、纸墨，见着来自东方的硬货，统统往“契丹”这筐里装。后来你在中亚、西亚的旧书里，能遇到浓得发黑的词儿——“契丹雪”指火药，“契丹芦荟”说的是大黄。听上去像江湖上的暗语，其实不过是见物识人：东西来自那个叫“契丹”的地方。
真正把这词推到更远的，是蒙古人的马。成吉思汗那一脉，往西走三回，铁蹄踏过中亚、西亚，连东欧也落了他们的旗影。蒙古人早年习惯叫北方那片国度“契丹”，后来辽亡，金兴，他们干脆把“契丹”这个外号盖在金头上，再往后，干脆说整个汉地都是“契丹”。名字在他们嘴里，不拘一格，但有个意思一直没变：东方强国，那个能出丝绸和硬骨头的地方。
你再看北方的罗斯诸公国。当年他们像一肩挑的扁担，左边是森林，右边是河网，各自为政。等到十三世纪末，拔都领着第三次西征的军队过来，基辅、弗拉基米尔这些名字，瞬间跟火光绑到一起。两百多年，蒙古人在上面收汗血马、收银子，收服脾气。语言也顺带过去一些。税、军、驿、站，不光是制度，更是话里的痕迹。“Kitay”就是这么混进了俄语，与冬天的风一起，吹进了炉火间。
我后来在莫斯科瞎逛，还专门去看了“基泰城”（Kitay-gorod）的地铁站。有人说这“基泰”并不指中国，原意像竹篾编的城墙；也有人懒得考据，笑说：“这不就是中国城吗。”对不对，老百姓不那么计较。一个词活在城市里，会自己找解释。对普通人来说，Kitay就是东方，是瓷器、茶叶和火药的混合味道，是遥远而真实的邻居。
当然，别忘了书这种东西的威力。十四世纪初，有个从伊比利亚出发的使者一路晃到撒马尔罕，见帖木儿。他的行记里，提到东方的大使，一口一个“Katay”。欧洲读书人就这么接触到“Cathay”，后来传来传去，变成不同的拼法。但意思没变：远东的那个大国。再加上后来更出圈的马可波罗，他做买卖时通蒙古话、波斯话，到了写书的时候，干脆用他熟的舌头，把东方写成“Kitaia”“Cathay”。他笔下的草原驿站、杭州丝市、忽必烈的帐廷，在西欧掀起了漫长的好奇心。你要说这书哪里不靠谱，那另说；但“Cathay”这个音，像一缕烟，从他卷宗里飘进了许多人的耳朵。等到莫斯科公国向西看、向西学的时候，这股风也灌了进来。
有人会说，那1480年以后，伊凡三世把金帐汗国的影子赶走了，俄国不再受蒙古节制，那“Kitay”这口音应当淡了才对。偏没。词这东西怪就怪在，它不跟政权对表，只跟记忆混个脸熟。你想，两百年的听觉习惯，路上遇见的中亚商队、南边渡来的丝绸、北地市集上买到的茶饼，都是“契丹”的刻章。再有西方书本上“Cathay”的冷香一熏，这个称呼在俄语里就坐稳了。中国叫“Китай”，中国人叫“китаец”。你要是跟他们说“Weare China”，他们点头；你说“мы из Китая”，他们眼里一亮，嗯，懂了。
顺便再说句“战斗民族”。咱们喜欢这么叫他们，多少是看着历史里冷气直往外冒：冰原、伏特加、拿破仑、库尔斯克、列宁格勒，性格的棱角被冬天打磨得硬邦邦的。可他们给我们的“Kitay”，里面不是战吗？也有，是成吉思汗铁骑带来的震动，是草原风与中原器物交错的回声。但更多的，是生意、是市井、是沿街驼铃和狼烟之外的往来。称呼是战后留下的和平语言，这话一点不玄。
把故事拎回最初的“契丹”。这个民族在北方存身两百年，变成一种稳固的印象。辽亡后，耶律大石那一拨人继续往西，把“契丹”当成一面游动的旗，插在陌生的山谷里。再之后，蒙古人把这面旗变成路标，挂到四大汗国，同一时间，它又被欧洲游记捡起来，塞进欧洲人的地图。最后，这旗落在了俄语里，不再猎猎作响，却成了一个平常不过的名词。你看，多像一个人的命运：先烈火，再余温，最后归于寻常，日复一日地被叫出声。
有些细节我很喜欢。比如中亚人把火药叫“契丹雪”，多形象；又比如俄罗斯街头大爷喊“китайскиеогурцы”（中国黄瓜），那个“китайские”的尾音往上挑，调子里没有距离。还有一次在伊尔库茨克的旅店，老板娘问我从哪来，我说“中国”。她犹豫了一下，又笑着确认：“Kitay？”我点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名字不是地图的注脚，是人和人之间找到的一条捷径。她不用知道契丹是谁，辽在哪儿，西辽又在哪儿，她只需要确认：你从东方来。
所以，俄罗斯人为什么叫我们“Kitay”？因为最先传到他们耳朵里的、跨过草原、驮着丝绸和马鬃的，是“契丹”；因为蒙古时代形成的叫法顽固得很；因为后来书本、商路和邻里相处，把它固定成了日常。名字有惯性。英语抱着“China”，俄语揣着“Kitay”，两种习惯，一样真切。
故事讲到这儿，也不用非得收个整齐的尾。等你有一天在莫斯科的雪夜里抬头，看到红色城墙后面那圈儿光，或者在哈萨克草原上听一阵风吹过，Kitay这个音会自己浮起来。它像一条很长很长的河，起点在北方骑兵的马镫旁，绕过许多人的生活，最后流进别人对我们的称呼里。我们常说，名字里有命运。那不禁要问一句：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没有哪些叫惯了的词，也早已走失了它原来的来处？我们叫得自在，名字在风里回头，谁又知道它曾走过多远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