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作“契丹”的中国：名字背后的风沙与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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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朋友爱起外号，叫着叫着就亲了。可轮到别人给我们起外号，心里多少会有点别扭——俄罗斯人见到中国，张口就是“Kitay”。叫得这么顺口，却是一个千年前的旧名：契丹。
说起来，我们平时也不客气。巴勒斯坦喊“巴铁”，俄罗斯喊“战斗民族”，这些个称呼像是茶桌上的玩笑话，听多了就成了习惯。可“Kitay”跟“China”又不一样，它不是瓷器，不是青花盘，而是从草原上长出来的一个名号，骑着马、带着风沙，跑了很远很远才停在莫斯科的口舌里。
你要是去过俄罗斯，走在街面，跟人讨价还价，听到“Китай”那一声，真有种旧词从历史里冒出来的感觉。头一回听见的朋友会懵：“我们怎么成了契丹？”其实这事儿没什么阴谋，是一个名字在另一条路上活了下来。
往回翻，得从草原上讲起。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在北方升旗，契丹人把散乱的部族拢了起来。辽王朝就这么立住了。那时候北方冷，旷野大，辽与宋在版图上推推搡搡，一南一北，各自过日子。边界的集市里，商人互相叫对方“契丹人”“宋人”，没人会在意词的将来。名称嘛，当时敲定的就是“契丹”，久而久之，辽也被这两个字贴了标签。
这段对峙，不是只有刀兵。还有婚书、公主和贡马，甚至诗。可这份平衡撑了两百多年，到1125年，女真兴起，金朝打上门来，辽朝散了。很多人只记得“辽亡于金”，却忘了辽的余脉没有断。耶律大石，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他带着一批契丹人，往西走。不是转身去争中原，他分明是想另谋一片天。
走西口的不是山西人，是契丹的旧贵族。他们过了沙漠，踩进中亚的绿色洼地，立了一个新朝，叫“西辽”。这里有点像开了个分店：门匾还是“契丹”，顾客却换成了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的人。西辽不去跟中原打个你死我活，而是把眼睛放在商路上，草原做走廊，货物跑两头，慢慢把路修通了——大路通了，词也就跟着跑。
有个市井里的细节挺有意思。中亚人后来把火药叫“契丹雪”，把大黄叫“契丹芦荟”。名字里带着“契丹”，这不是考据癖，这是生活里的顺口溜。一个王朝的名字，变成了药铺里的叫卖，这是词的命，也是人的命。耶律大石的队伍走到那儿，留下的不是只言片语，是带着盐和布的市价，是互通有无的好处。接着，“契丹”这两个字就不再只属于中国北方，它成了“东方”的代号。
讲到这儿，就要把镜头往更西边推。成吉思汗把军旗插在草甸上，马鞍里的地图一摊开，是从中原到黑海的连线。蒙古人有时候干脆，把整个中国的代名词都按“契丹”叫。辽没了？没关系，词还在。金朝占着北方？也还是“契丹”。在他们的脑子里，“契丹”就是东方的那一大片。这个认知，随着三次西征，滚成一团雪，越滚越大。
第三次西征的时候，领军的是拔都，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们一路打到东欧，火把照亮了木架教堂的梁柱，也把许多城门烧得发黑。基辅、弗拉基米尔，这些名字后来都摆在了俄罗斯人的心口。有人说那是一个长达两百年的阴影期，是金帐汗国在敲打俄罗斯的脊梁。说阴影也好，说统治也好，毕竟在那段岁月里，语言是会渗透的。学会了缴税，就会学会称呼；学会了递信，就会学会名字。于是“契丹”就从蒙古人的嘴里，跑到了罗斯人的耳朵里。
一个小插曲：1404年，有个西班牙人跑到撒马尔罕看帖木儿——听着像小说，其实是史上有名的使节行程。他在记录里写到，见到来自东方的使节时，口里头就是“Katay”。这不是他自创，他不过是顺着当地的叫法写了下来。你看，词走到这儿，已经不是契丹人的自我介绍了，它变成了别人描述中国的词。
再往里头看看俄罗斯自己的日子。被打痛了不等于不还手。我们总把俄罗斯叫“战斗民族”，那种硬邦邦的劲儿，除了地理的冷与硬，也跟这些年的压迫和反抗有关。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之间，公国们拧成一股劲儿，摩拳擦掌。到1480年，伊凡三世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跟金帐汗国彻底分手。蒙古人的统治散了，但“Kitay”这个旧名没散。
为什么？你可以把语言想象成水里的石头，水走了，石头还在。更现实点说，战乱之后，俄罗斯打开窗子，往西望，去学那些觉得漂亮的东西。马可波罗的书就在那个时候翻进了俄罗斯人的书柜。这个威尼斯商人大半生浪迹，在东方见过不少世面。你要是追问他怎么写的“中国”，他大概率会用“契丹”的音。他熟蒙语、懂波斯语，却不说汉话，于是他把“乞塔”掰成了“Kitaia”。书一出来，西欧人纷纷跟着念，从书页到口耳，给东方贴上了“契丹”的签名。
词迁徙的路径就这样清楚了：草原——中亚——西欧，再跳进莫斯科的日常。俄罗斯把它写成“Китай”。音和我们现在听到的一样。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不是。这是文化的惯性，是行走的记忆。一个名称在不同的人口中，被反复使用，就像你家门口的石板路，被数十年鞋底磨出了光。
说到这儿，允许我岔出去一句。莫斯科有个地儿叫“Китай-город”，直译是“中国城”。到底跟中国有没有关系，一直有人争。有人说名字来自“栅栏”的旧词儿，不必拉扯到中国；有人说就是沿着“Китай”的音在脑袋里打的标记。无论哪种版本，听到这个名，我们心里总是会一颤：原来词能走到城市，做一个街区的名。
回头看，“战斗民族”和“契丹”，两个外号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走到半路就撞上了。俄罗斯人的硬朗、不服输，是地理和历史合力塑出来的脊背；而我们被叫“契丹”，是另一个时代的遗响。耶律阿保机的旗、耶律大石的路、成吉思汗的马，马可波罗的笔，它们各自忙忙碌碌，最后把一个词推到了今天。
我试着想象耶律大石在西行时的心境。背后是旧朝的余温，前面是陌生的绿洲。他可能没空去想，几百年以后，自己的族名会变成俄罗斯人嘴里的“中国”。他只顾着安顿人，修路，做买卖。词的二次生命是后来人的事。再想想伊凡三世，他拍开了蒙古人的手，却没有把“Kitay”拍掉。有些东西不是敌人的，是时代的，是从四面八方吹过来的风。
当然，也有人会问，“就不能改叫‘China’吗？”语言是习惯的产物。英语里瓷器一枝独秀，连带着“China”成了我们；俄语里更早更广的是“Kitay”，这码事儿一旦沉到民间，就不是谁拍桌子能改得了的。你今天跟莫斯科的大叔聊天，他抬手指一指：“去‘Китай’货店。”你跟他说“我们不是契丹”，他也不懂你在严肃什么。他只是说了一个他从小用到大的词。
我们在意名字，因为名字是识别，也是尊重，更是历史的影子。契丹这个名，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北方王朝，也是一个西去的流亡者的旗帜，后来变成了外人的标签。它比“China”更旧，也更野。你若把耳朵贴近它，能听见马蹄声和风声，能闻到药铺里的大黄味。
所以，当俄罗斯继续叫我们“Kitay”，不必愠怒，也无需矫情。这只是语言里的一段路，走了很久，还没到头。我们常说，时间会把一些东西抹平，也会把一些东西镌刻。契丹这个名，显然属于后者。至于未来有没有一天，俄罗斯人改口叫“China”，或者我们更愿意他们叫“中国”，也许会，也许不会。名字的命运，往往是人群给的，而不是办公桌上拍出来的。
留个问号吧：当我们把外人叫成“战斗民族”，当他们把我们叫成“契丹”，这些温热的称呼里，装的到底是友谊、误解，还是历史的余温？你走过红场，听到那一声“Китай”，如果心里闪过一阵风，就算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