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起义还是叛乱？历史事实正在不断被澄清

1947年的台湾可谓是风雨飘摇，日本投降刚刚两年，大量的接收工作受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国民党在大陆的战况也进入了艰困时期，解放军在山东和中原成功打开了局面，漫长的战线已经被彻底撼动。就在国内面临极端复杂情况的时刻，台湾省也出现了社会上的大规模动荡。刚刚光复不到两年的台湾，岛内的社情民情非常混乱，各方势力鱼龙混杂，看似平静实则暗潮汹涌。一场稽查私烟的盘问，一个无辜被害的平民，一场大规模的暴动很快就让军力空虚的台湾岛成为了一座人间炼狱。各方势力纷纷走上台前，为了不同的目标而聚集到了一起，最后的国民党虽然成功镇压了叛乱，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小清新的台湾也曾经暗潮汹涌

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岛

二二八事件是中国台湾地区近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事件的原貌至今依旧扑朔迷离，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版本。在今日的台湾社会，二二八事件成为了绿营人士的政治提款机，也成为了他们攻击中国大陆和国民党的有力武器。而国民党和蓝营人士只要遇到了“二二八事件”，不是屈膝忏悔就是默不作声。使得这件事情的始末一直都带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于我们大陆方面也因为两岸局势对于这一事件曾经给出过不太合宜的解释，使得大陆如今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依旧十分有限。所以，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一下“二二八事件”本身和其背景，正本方能清源。

台湾二二八纪念公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岛在历经五十年的分离后重新回到了大陆的怀抱，国民党政府为了接收和管理台湾岛，从大陆方面派遣了许多的公务人员。其中有公务员、军警、教师等等，他们都是服务于公共单位。当时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是陈仪，这位蒋介石振武学校炮兵科的老同学在台湾走上了人生巅峰。陈仪不仅代表中方从日本手中接收了台湾，还总揽台湾军政大权，可谓是一方诸侯。但是其本身有很浓的亲日倾向，一直以来对于日本的态度十分友善。以至于1945年10月2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后，陈仪依旧默许日本人实际管理台湾银行。

陈仪

日本从1940年开始在台湾发行一种“台湾银行券”用以填补国内的亏空，在光复后日本人利用这一空档开始大肆以台湾银行券抢购黄金和其他的重要生活物资。据台湾史家蔡正元先生的《台湾岛史记》记载：

“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在1940年底只有1亿9700万日元，到1946年五月却高达33亿4130万日元。”

而光复之后的台湾银行还在向日本政府提供信用贷款，数额已经达到了4亿2270万日元，整个台湾银行基本已经被掏空。陈仪在1946年5月22日发行了“台币兑换券”，也就是俗称的旧台币。但可笑的是他将“台币兑换券”和大量泛滥的“台湾银行券”进行1:1的兑换，这是非常荒唐的决定。因为“台湾银行券”是日本政府临时发行的银行券，日本战败前后疯狂印制这类东西来搜刮民间财富。而随着日本政府的战败投降，这种银行券本来应该成为废纸，或者是以极低的比例兑换货币。陈仪此举被《台湾岛史记》评论为“中国替日本承担台湾银行的负债，变相替日本支付日本侵华的军费。”

旧台币

因为日本人通过“台湾银行券”获得了大量的购买能力，因而开始搜刮台湾的生活物资，造成了民众物资的短缺。因而，物价飞涨使得黎民百姓人心惶惶，甚至开始怀念日本殖民时期。在1945年11月8日，台湾米价瞬间上涨三倍。之后的几个月内，两次6级以上的大地震和超级台风相继席卷台湾，民不聊生的状况已然在台湾地区出现。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才会出现。

二二八事件始末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台北市一如往常。国民党接管台湾之后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大力管控社会上的私烟买卖。当时的台湾因为经济政策的混乱，黎民百姓生活十分艰苦。所以很多的民众偷偷贩卖从大陆走私过来的烟草，用以贴补生计。台北市的寡妇林江迈就是其中之一，但不巧的是她在2月27日这一天恰巧遇到了台北市的烟草专卖稽查员。按照规定，私烟和违法所得应该充公没收，但是林江迈因为生活困苦跪地哀求稽查员，哭声大作。这一来就引出了许多围观民众，因为深受陈仪政府经济政策之苦，当时的台湾人对于国民党已经极为不满。一时之间，围观群众中“外地人欺负台湾人”的呼声就开始突显。而一名稽查员还用枪托击打苦苦哀求的林江迈，顿时血流如注。滚烫的鲜血使得场面更加混乱，群众开始攻击稽查员队伍。在混乱中，稽查员傅学通鸣枪警告谁料竟然击中了一名围观群众。这名群众名叫陈文溪送医之后于隔日宣告不治，而林江迈送到医院治疗后最终得以活了下来。愤怒的群众于是围住了警察局，要求严惩凶手，声浪此起彼伏。

二二八事件

这一事件经过媒体的炒作之后，很快传播开来。巧合的是，逝者陈文溪正好是当地帮会头目陈木荣的亲弟弟，因为台湾社会的民情复杂，很多帮会成为了基层社会的控制者。他们手中拥有数量众多的徒子徒孙，一呼百应。第二天，也就是2月28日前所未有的暴动在台北市率先出现。据《台湾岛史记》记载：

“上午十时半，外省人的店铺货物被暴动的本省人搬出焚毁，开始有本省人发起街头暴动、殴打、欺虐、凌辱、残害外省人。”

当时亲历者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记载：

“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本省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此外还有若干残酷记载，囿于行文规范，不一一罗列。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十分惨烈，宝岛瞬间化为人间炼狱，很多外省人成为了台湾当地本省人发泄怒气的对象。本省人从广义上讲就是指台湾光复前就生活在台湾的人，基本上都经历过日本殖民。所以本省人甄别外省人的方式就是首先问对方会不会讲闽南话，其次再问会不会讲日语，最后问会不会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如果答不上来，立刻就会遭到攻击，暴动的大火很快就从台北延烧到了整个台湾。

台籍日本兵

当时的台湾属于大后方，兵力空虚，所以陈仪并没有足够的底气强力镇压，反而是避而不出。这样的态度也助长了暴动的烈度和强度，到了3月1日台湾几乎处于了无政府状态。而就在此时各方势力开始走上台面，搅弄风云。二二八事件在如今的大陆、台湾蓝营、台湾绿营三方势力的口中有着多个不同的版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力量组成太过于复杂，各方势力良莠不齐龙蛇混杂。革命起义、武装暴动，地方叛乱、官逼民反，日本皇民独立，本省光荣抗争、流氓无赖趁火打劫等等评价都是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具体解释，背后所体现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而事实上，二二八事件中参与的势力除了心存远大志向的革命志士之外，还有反对国民党的群众，心向日本的皇军余孽，杀心未灭的台籍日本兵、唯利是图的地痞流氓等等。这就使得很多的行为并不纯粹，掺有许多的杂质，污染了整个过程。

随着台湾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各方势力也开始积极整合，形成了所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属下拥有整合后的武装力量，开始接管各地的政府单位。其中的台北、嘉义、台南等地都出现了民众攻破警政单位夺取枪支的情况。这一时期的矛头主要对准的是腐败的陈仪当局，“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乡绅和议员，提出了很多政治诉求并且还将部分报告通知了美国领事馆。据近年美国方面爆出的一段请愿书中记载：“有赖于联合国共管台湾，，切断台湾与中国本土之政治经济关系，直到台湾独立为止。”这也被如今的台湾绿营视为台独理论的“鼻祖”，也是如今的台湾当局大力渲染“二二八事件”悲情气氛，挑动两岸情绪的原因之一。

二二八事件爆发地

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之时，有一支力量最为独特。那就是由革命者谢雪红所组建的台中“人民政府”。这部分人中许多都是保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为了响应大陆的感召，看到岛内局势大乱民气可用，于是顺势起义。他们在台中建立了人民政府和名为“人民大队”的武装力量，不同于各地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分支机构，它是相对独立的个体。1947年3月6日，谢雪红手下的部队正式改组定名为“二七部队”，以纪念2月27日的私烟贩售案。为了形成合力，他们也和各地的武装力量相互沟通，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当中还有很多的台湾原住民参与。比如2019年逝世的突击队长陈明忠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台湾统派前辈。台湾岛也正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成为了风起云涌之地，然而一场惨烈的暴风雨却即将来袭。

革命英雄谢雪红

当时的蒋介石正在把精力集中放在胡宗南攻打延安的战役中，在蒋介石的心中“延安”几乎已经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初期根本就没有引起老蒋的注意。只是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样一段话：“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之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军队调离台湾是一重要原因也。”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提及派遣正规军，在他的意识中陈仪身为统管军政的长官有足够的能力处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陈仪却命令部队坚守营地不出。直到三月五日，蒋介石才决定派兵，电文为：“步兵一团、宪兵一营，限本月七日由沪启运。”后来又增加了二十一师的部队前往台湾，大部队于八日夜登陆台湾。也正是在这一晚，陈仪下令全台政府军反攻，枪声四起。这也是如今民进党将二二八的罪魁祸首定义为蒋介石的直接依据，但实际上蒋介石本人是比较冤枉的，因为他的初衷是恢复秩序，而不是镇压清洗，真正执行人还是陈仪。据蔡正元先生的《台湾岛史记》界定，二二八事件中有一个阶段是“陈仪报复性清算”。也正是这一阶段造成了台湾地区本省人的大量伤亡，成为了国民党的“罪证”。

蒋介石铜像被泼漆

二二八事件的结尾是一段血腥的回忆，各民兵武装很快就被政府军击溃。“二七部队”先后与政府军激战于南等投地，他们也正式改名为“台湾民主联军”。后来就是日月潭血战，双方互有伤亡。3月16日这支部队彻底被击散，谢雪红逃回大陆，其余骨干大多被俘。而在陈仪清算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很多人意外死亡和消失。根据各种资料的记载和台湾所谓“二二八基金会”的记录，截止到2016年的统计，受难者为2290人。其中包括了死亡、失踪和被监禁的人。其中本省人死亡681人，失踪177人，羁押人数1395人。据《台湾事变内幕记录》描述：“外省人死亡432人，受伤人数2126人。”外省人的伤亡主要集中在前期，本省人的伤亡主要集中在后期。而绿营就是通过无限扩大本省人的伤亡数字来攻击国民党以及大陆，甚至达到了骇人的“失踪死亡人数多达数万，本省精英阶层一扫而空”的荒谬程度，以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

二二八事件应该如何看待

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复杂性在于组成部分的混乱，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理清当时的情况，不随着民进党绿营起舞，也不要将“二二八事件”一概而论，进行简单的价值性质判断。曾几何时，我们大陆方面一直把“二二八事件”笼统地称为“二二八起义”。在过去的许多年份，都会有专门的纪念文章和仪式出现。但是，随着历史记载越发清晰，我们也在不断认清事实。当年的二二八事件中确实有心系祖国的革命事业，为了无产阶级而斗争的仁人志士，甚至有许多人壮烈牺牲。但就“二二八事件”整体而言，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动乱事件。当时各方势力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初衷和发心都是不同的。当中有趁火打劫，公报私仇的流氓无赖，他们单纯就是想要占好处。比如台北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治安组长许德辉就是台北地区的大流氓头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二二八事件”中有很多台籍日本兵的参与，这些人挥着日本刀，唱着君之代（日本国歌），肆意伤害不会说日本话的普通外省平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革命的组成力量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场由官民纠纷和社会矛盾基础所衍生出来的大规模群体性暴力事件，用社会动乱事件来形容似乎更为妥当一些。

历史的误会

近年来，“二二八事件”在台湾被绿营不断悲情化、神圣化。民进党将它变成了自身政治利益的取款机，不断攫取政治利益。而如今的国民党也是软骨头，没有人敢于把真相说出来，只会屈膝道歉。更是有激进分子把二二八元凶的帽子强行扣到了蒋介石头上，对于蒋介石的陵寝和铜像大肆侮辱，甚至是斩去铜像的首级并泼上大量的红漆以泄愤。绿营同时从中来挑拨两岸的关系，不断渲染“外省人很可恶”的仇恨情绪，为两岸统一制造障碍。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对于历史做出更为清晰的认识，理不辨不明。有的时候，真相也许并不那么完美，但是却可以制止更为负面的能量肆意传播。我们绝不能让绿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从长期看来民进党惯常使用的就是文化台独、历史台独，通过错误的历史信息混乱台湾人的思想。中国人始终是经验主义至上的群体，台湾地区的人民看到了民进党捏造出来的史实，基于经验的考虑自然会“仇中恐中”。在他们的心中，“反中”的就是为了让“二二八事件”不再重演。可平心而论，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治安案件所引发出来的社会动乱，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失败和政府的无能。外省人与本省人没有先天的矛盾，“两岸一家亲”其实早已根植在两岸人的心中。

马英九与柯文哲出席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

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经过了民进党绿营的肆意捏造，已然是面目全非。在台湾内部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牌位，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国民党的经济政策失败导致民生凋敝，社会矛盾早已积累。这主要就是基于经济层面，后来借由私烟纠纷而被引爆，进而触发了全台湾的动荡。在这一过程中，趁火打劫、党同伐异、挟私报复、皇民造反、台湾托管和无产阶级抗争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势。这一事件不宜进行一概而论的定性，以免有失偏颇，从而留下漏洞和隐患。应该本着历史求真的态度，将它还原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进行客观的评论。所以未来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掌握两岸的文化交流主动权，用更为务实严谨的态度去对待双方的历史。弥合长期以来的矛盾，积极走向未来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