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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大院门口那天，有个衣衫破烂、脸上都是风霜的老人站在那里，拦着岗哨说要见司令。
你要说这事丢不丢人，倒也谈不上，那年头总有人跑来告状、找人、求工作。
但这位不一样，他说自己是红军团长。
岗哨听了先是愣住了，随即让他赶紧走，说这地儿不是谁都能来的。
可这人站那儿不动，说自己叫“李祥”，是长征时候的红军老兵，要见杨得志司令，有冤要伸。
他眼神里没疯，也没闹，反倒透着一股子真劲儿。
岗哨一时拿不准，只好去请示。
等杨得志走出来，老人突然喊了句：“司令官，我是侯礼祥！”一句话，让空气都变得沉了。
杨得志愣住两秒，盯着那人看了好一会儿，才试探着说：“李祥？你怎么……”话没说完，已经伸手把那人搀起来了。
这一握，握住的是几十年前的战友情，也是一个人被遗忘的全部青春。
侯礼祥这人，原是湖北江陵人，没爹没娘，从小东奔西跑讨生活。1928年那会儿，他在武汉混得不怎么样，认识了个叫“梁哥”的叫花子，被他一忽悠一鼓励，就跑去参加了革命。
那年他不过十七八，身板瘦，眼神硬。
进了部队后，他打仗不要命，很快就从普通兵混成了连长，再到营长。
可部队里一直叫他“李祥”，因为他从小别人就这么喊，没人知道他姓侯，连登记表上都写错了。
他起初想改回来，但人多事杂，改来改去也没人当回事，他也就随它去了。
等他成了红一师十三团团长，杨得志当师长，两人并肩打了不少仗。
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跨雪山过草地，哪一仗都掉过命。
侯礼祥伤过不少次，脖子中弹、腿骨断裂，能活下来全靠命硬。
长征后他伤得太重，上不了前线了，被调去延安养伤，后来又去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再后来，组织安排他去敌占区搞情报，要他换个身份，冒充国民党伪职人员混进去。
他把红军证件藏地里，结果没过多久，那地儿被人翻了，证件也没了。
他以“侯文彬”的身份混到了伪联保主任的位置上，还真干出了成绩，把不少情报送了出去。
可惜后来出了事，情报线断了，他和组织失联。
再联系上时，没人信他，说他是国民党那边的。
他说自己叫侯礼祥，别人说档案上写的是李祥，根本对不上。
新中国成立后，这档子事成了他的命门。
他没军籍、没组织关系、没证件，连个证明他是红军的都没有。
他试着去解释，可谁信一个自称红军团长、当年却在敌占区当伪职的人呢？于是他成了没人管的边缘人，在茶馆煮茶，在街上卖筲箕过日子。
直到那天，他咬牙跑去军区大院找到杨得志。
也只有杨得志，记得他当年那句“我不叫李祥，我姓侯”。
杨得志听完他的事，沉默了好久，然后亲手给各级组织打了三封证明信，把他从档案里拉了回来。
信里写得明明白白，说侯礼祥是红军，是共产党员，打过仗，受过伤，干过团长。
他还专门写了一句：“我可以作证。”
组织重新认定了他的身份，给他落实了待遇。
他不再是流浪汉，而是红军残疾军人，是离休干部。
他住进了有房有床的地方，不用再守着炭炉煮茶，也不用再靠卖竹篮贴补家用。
要说侯礼祥这辈子，打仗是拼命，养伤是忍命，身份是认命。
可他没埋怨一句话，直到最后，他还说：“我最怕的是别人不信我是红军。”
他的名字，曾经被写错，被忘记，被误会。
可他活着把它从泥里翻了出来，还给自己一口气。
他没要别的，只要一句话的公道。
后来他住在湖北，住的是单位分的房，生活安稳了些。
他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说起过去也不激动，就说：“我那时候不是被打，就是在路上走。”他把那几封证明信装在牛皮纸袋里，放在枕头底下。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
杨得志回忆录：《战将之路》
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江陵县志》
红军长征口述档案整理项目：《长征记忆·口述史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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