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单月石油进口量接连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从消耗量看，中国目前仍落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同时，由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也是世界上石油消费增量最多的国家，达到世界平均石油消费增量的10倍。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作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对中国而言，石油已经成了绕不过去的战略资源。
而提到石油，就离不开一个城市，大庆。
20世纪80年代的大庆油田高产油区一角。图｜新华社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是我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庆创造了惊人的工业生产奇迹，被视作新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庆的存在，挽救了因缺油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石油作为战略出口资源，还缓解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它深刻体现了石油这一战略资源与国家意志和国家命运的关联。
我们从大庆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如何独立自主发展出了石油工业；“大庆”为什么会被作为一种工业模型大加推广，它又遗留下了怎样的工业遗产。作为一座依凭能源崛起、工业化曾远远超出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它又该如何寻找石油以外的意义？
——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
意大利经济学者莱昂纳尔多在《石油的世纪》中认为，1910年，美国的汽油销售量超过其他照明用油的销售量，宣告了石油“能源时代”的到来。石油作为最重要能源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内燃机的改良和大范围应用。
20世纪80年代的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图｜新华社
在内燃机大规模应用之前，石油只是作为一种廉价好用的照明原料和建筑黏合剂，以及在医药等方面的用途而被零星应用。19世纪后期，主要工业国纷纷出现改进内燃发动机，并设计出现代汽车。轮船和大舰艇也开始安装新内燃机。随着汽车和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工业界都在寻找热效率更高的石化产品。
石油在当时之所以能快速作为工业燃料崛起，在于它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热效率高。它能让内燃机运行更久，自我补给能力更好。在轮船上应用石脑油（一种石油产品）可使航行距离比相同重量的煤远50%，这意味着同等热量所耗费的石油相比煤炭占用更少的空间，耗费更少的人力。以煤为动力的轮船，3/4的船员都在搬煤或操纵与之相关的机器设备。
第二，方便补给。使用石油作为燃料，轮船可以在航行中加油；若装煤的话，则需要在有一定装卸设施的港口才能靠岸补给。
第三，方便运输。
这种热效率差距在当代有更为精确的衡量：1千克煤可以产生2500万焦的能量，而1千克的石油可以产生4000万～5000万焦的能量。更高的能量密度使石油成为交通工具的首选燃料。
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战略能源的重要性。“如果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得不到棉花，也得不到维持英国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很多物品。”1913年，英国时任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游说议会同意政府投入资金控股濒临破产的BP（英国石油公司）时说。
这在当时当然有夸大的嫌疑，但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人们对石油的认识。石油及其生产提炼的各类产品如石脑油、柴油等，在战争期间保障了军队、物资和武器的输送。对石油这一战略资源的争夺，甚至左右了时局和大国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日本93%的石油依靠进口，其中八成来自美国。为了保证能源供应，日本陆军看中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海军则看中了生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些地方也因此成了二战中日本的主要攻占目标。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就是日本为保护海上石油运输航线的一场豪赌。
最终，人们发现，在工业文明时代，只有取得足够充足的石油资源才能维持工业的繁荣和高度机械化的战争。
中国的石油工业起步不算晚。1907年陕西延长成功钻探的第一口工业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开端。之后，中国在新疆独山子、甘肃玉门等地开采石油并炼制少量成品油。但当时中国的石油工业规模极小，1907—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累计石油产量仅278万吨。
2012年5月9日，新疆库车县境内南天山深处，物探队的工人们在海拔接近3000米的施工点进行勘探施工。图｜新华社
中国是个“贫油国”的观点在国内外普遍流行。新中国成立之前，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来源地是美、英等西方国家；解放区也从苏联进口过少量的成品油，1946年为400吨，1947年增到10900吨，1948年为58700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立即大力发展石油工业。1955年“一五”计划编订时，主持编订工作的陈云高度重视石油工业，把石油与农业、交通运输并列为“一五”计划发展的三大重点。国家投入大量人员在油田勘探上，但“一五”计划结束时，石油部是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
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己的石油生产主要依赖玉门油田和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玉门油田是中国最早投入规模开发的油田，1949年，这里的天然原油产量为6.9万吨，却占了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经过10年的恢复建设，到1959年，玉门油田的产量提高了十几倍，为93.64万吨。克拉玛依油田在1955年被发现，1956年投产时年产量仅1.6万吨，到1960年，年产量为163.9万吨。这时，中国自己的天然石油自给率仅四成，需要进口大量石油满足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思维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部分，“遏制中国”及隔离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张等主张在美国甚嚣尘上，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上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认为，要遏制中国，削弱中国的战争能力，控制对华石油供应是重要的手段和工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石油禁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遭受的第一次石油禁运。此前在华经营多年的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彻底切断了对华石油供应。
抗美援朝战争和工业发展计划让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20世纪50年代形成过两次石油进口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3年，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恢复和抗美援朝期间，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国家对石油需求急剧上升。第二次是1955—1957年，此时正值“一五”计划建设期间，重工业投入运转，迫切需要石油。现实的需求和中国自身具备的生产能力之间存在不小的缺口。
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于西方禁运，中国的石油缺口主要依赖苏联的供应来维系运转。1962年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苏联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70%。而在1960年，由于多方面原因，苏联单方面撤走了所有的对华援助。
与最大石油进口对象之间的关系破裂，让中国的石油供应面临巨大的危险。石油越来越成为制约一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核心战略资源。
“为国找油”在当时是口号，也是地质和石油工作者们的实际行动。1957年石油部勘探工作会议就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塔里木、吐鲁番、黔桂、松辽、六盘山5个地区安排工作力量，进行区域勘探，寻找油田。
数以万计的地质专业师生和勘察队如同蚂蚁雄兵，散入苍茫的西北戈壁和白山黑水间。他们心之所向，全是石油。
这是大庆油田发现之前的故事，中国石油工业历史中轰轰烈烈的大庆时代就要来了。
1958年7月9日，松辽盆地第一口基准井开钻，到次年9月26日真正发现油田，其间只用了一年零两个月。作为中国油气勘探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大庆油田的发现离不开“一五”计划以来地质和石油勘探队的日夜付出。在勘探初期，苏联地质专家在技术和选址方面曾给予帮助，但很快，随着苏联与中国关系的恶化，苏联政府撤走了专家和设备，中国人要完全依靠自己，在一片荒原上发展石油工业。
大庆油田的建设充分体现了后发工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获取石油这一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能量，中国所能仰仗和依靠的是亘古以来最为原始的动力——人的躯体和四肢。
2021年1月7日，大庆油田钻井工人在野外钻井平台作业。图｜新华社
在当时，征服大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油田所在的地区纬度高，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为冰冻期，极端低气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冻土深达两三米。发现油田前，这里“上面青天一顶，下面草原一片”。
核心油井所在地叫萨尔图，这里也是后来大庆城区的核心地带。“湿地”“多风之地”“月亮升起的地方”——从“萨尔图”的蒙古语意思中，便能窥见此地开发前的荒凉。
当时，松辽石油勘探局只有20部钻机，不足5000名职工。同期全国石油行业的资源虽然也不富足，但小有规模，包括17万名职工，100多台钻机。在国家缺油、石油工业基础薄弱的大背景下，集中力量开发油田成了现实的选择。
石油工业部上报中央，希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组织石油会战。设定的目标是当年生产原油50万吨，年底达到日产4000吨的水平和年产150万吨的生产能力。
1960年2月22日，中央做出“从当年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给石油部参加开发大庆地区新油田的工作”的决定。此后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000名军官，这批官兵分别从沈阳部队、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调至大庆。
除了官兵，从全国范围内抽调的专业地质工作人员也奔赴大庆。据1960年4月的统计，参加石油会战的人员达4万多人，其中总工程师、总地质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和地质师等各类工程技术干部达1000多人。
如此多的人力能被快速抽调到大庆，大会战迅速展开，其中藏着中国当时国民经济隐而未发的现实危机。中央党校教授程连升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失业高峰。他发现，第二次失业高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泡沫破灭，城镇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政府不得不减少城镇人口2000多万，其中精简职工1700多万。
组织会战，既为战略资源开发，也为解决就业，降低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系统风险。正如石油会战这个名字一样，这场开发就是一场战争，兵马和粮草源源不断运到工业第一线。
据《大庆油田史》记载，当年到达大庆的钢材有73130吨，木材50023立方米，水泥72713吨，机电设备50268吨，各种车辆400套台，地方建筑材料64245吨。全国有18个省区市的400多个厂家为大庆会战生产加工需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铁道部甚至表态，从1960年3月开始，石油部要多少车皮就有多少车皮，而且列入正式计划。
几万人的石油会战队伍到了荒原的核心地带后才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天寒地冻，没有房屋，没有炉灶，甚至连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在当地都很难买到。“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各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比预料的多得多。”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高层感慨油田开发困难重重。
风雪中的大庆找油人在大庆外围零下30℃的寒冬勘探作业，不断寻找出新的石油资源。图｜新华社
即便有来自全国的物资支援，但由于一切从零开始，当地生产条件仍然极为恶劣——器材不齐全、设备不配套、汽车吊车不足，甚至没有运输的公路。从全国各地运到萨尔图火车站的几十万吨器材和设备，都是以人拉肩扛的方式化整为零搬到井场，然后用土办法安装。
那一年，大庆的气候也很异常，雨季比往年长，从4月下旬起到9月底，油田三天两头下雨，草原上到处是积水和泥泞。会战队伍住的帐篷和木板房成天泡在水里，脸盆鞋子漂在水上。积水也给生产带来了困难，井场都泡在水塘、水洼中，钻井工人和作业工人要在齐膝深的水里施工，还得保证安全和质量。
但为了不耽误生产，几万人并未撤到哈尔滨等物资相对充足的城市避寒，他们坚持留在生产一线。
空荡荡的一片旷野里，地质工作者和油田工人们以自己的躯体和一腔热血，展现了不输战争年代的意志力与激情。
今天的大庆，随处可见纪念当年石油会战的雕像。大多数雕像是群像：一群面容粗粝的汉子，戴着狗皮帽，身穿大棉服，脚蹬大头鞋，手里拿着铁锹，他们要忍受饥饿、寒冷和高强度作业的体力不支。口粮不足，一天三餐只有五两米，俗称“五两保三餐”。
后来的油田工人口述资料显示，油田开发最初的日子，油田上的工人们饿了只能喝盐水或者用酱油掺水，由于长期吃不饱，许多人身上出现了浮肿。
“石油是苦难的。当这种苦难达到极致，就会焕发出一种激情。”激昂的诗篇，雄壮的歌声，火一样的热情，油田建设者们几十年后回忆起大庆，总以类似的关键词来概括当时的生活。
意志支撑着他们克服了现实困难，这里面既体现了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工人当家做主的荣誉感对个体热情的激发。大庆油田开发时正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跃进”尾声，油田上的工人文化某种程度上承袭了当时的赶超式发展观念，具有强烈的超现实色彩。
石油工人们为了打破国外的油田纪录，废寝忘食，不眠不休。在极端困难的年代，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成了他们度过最困难岁月的支撑。具体而言，当时油田上采取两种方式来增加劳动者的工作热情：第一，学习领导人语录，用领袖的思想指导实践；第二，打造劳动模范。
《大庆油田史》记载了一段插曲。
当时的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想到一个方法，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会战中遇到的问题。他组织石油部领导成员集中阅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于是，全油田掀起了学习“两论”热潮。一开始没有那么多的书，他们就到当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买。县里的毛主席著作卖光了，他们就派人到哈尔滨、北京去买《实践论》《矛盾论》单行本。石油部机关还从北京买了几万册单行本，派专人坐飞机送到哈尔滨，再运到战区，发到干部职工手中，人手一册。
“铁人王进喜”的名号就是在这样漫长的严冬里叫响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1960年3月底，王进喜从玉门风尘仆仆到了萨尔图，不问吃不问住，只问井位和钻机位置。经过不眠不休的5天4个小时，他带领队上的职工打完了到大庆后的第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快纪录。
大庆石油会战中，涌现了不少这样的典型。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语境下，王进喜所代表的石油工人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强烈的主动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这种超现实语境下的动员方式起到了推动生产的效果。从1960年4月29日石油会战的誓师大会举行，到同年6月1日，仅仅一个月后，一列挂着21节油罐的列车就从萨尔图火车站装油外运了。
1960年冬天，大庆油田上宣传“零下四十（摄氏）度是纸老虎”，号召劳动者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到1963年，大庆的原油产量达到了439.3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67.8%，全国原油总产量较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已有几倍提升。这一年的12月，周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荒地上的一口油井到一座油城，大庆的建设史也是一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史。这是一个先有油、后有城的地方，整个城市的发展首先服务于石油的开发，石油的开发则遵从国家的意志与计划。在一切服从生产的原则下，当地形成了政企合一的特殊制度安排。
大庆油田储油区鸟瞰。图｜新华社
1960年4月，大庆作为一个区归安达市（1960年5月安达县撤销，设置安达市）管辖。1964年设安达（大庆）特区，安达特区采取了“政企合一”的形式，会战工委与特区工委、会战指挥部与特区政府合一。
党的工作以石油工业部党组领导为主，黑龙江省委领导为辅；政府工作中有关企业的工作以石油工业部领导为主，有关地方的工作以黑龙江省政府（当时称人民委员会）领导为主。特区政府领导企业的同时，又行使政府的其他社会职能。
这是一种客观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为发展重工业而产生的特殊制度安排。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工业发展具有建设周期长、后发国家的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以及初始投资规模巨大这3个特征。而在中国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资本短缺，获取资本的价格或利率高昂；外汇短缺，可出口的产品奇缺；同时中国的资本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
发展重工业的现实要求与中国的经济现状之间天然存在重重矛盾，想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式发展重工业，已经是不可能实现了。因而林毅夫认为，这种模式以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力这些因素价格的方式，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从而形成了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大庆，政企合一的体制包括不建城市、“地上服从地下”、工农合一等具体安排。这种体制客观上起到了调动一切资源服务重工业生产的效果，让大庆油田快速进入集中开发和快速上产阶段。大庆的石油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很快占据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七成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量上亿吨打下了基础。
石油会战初期，石油工业部就确定了资源调配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先用于生产建设。这与当时国家的现实条件有关，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已经没有能力抽调足够多的资源去建设一座石油城市了。
大庆的开发也汲取了此前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过在未探明油田到底有多大、储量到底多少、能开采多少年的情况下，先用大量投资盖起较高标准的生活福利区和楼房的情况，结果油田规模低于预期，城市建设规划因此落空。
在这种背景下，大庆在“先有楼，后找油”和“先有油，后有楼”的分歧中选择了后者，一切服务于石油生产，矿区建设则在会战过程中根据需要逐步进行。不建城市，事实上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里大庆这座工业基地的物理形态和经济组织形式。
大庆的道路和公共设施也跟着油田的开发建设同步进行，哪里有油，路就修到哪里。城市里的经济空间演变，完全受资源分布制约，当地人总结为“地上服从地下”。一直到今天，大庆城市的物理形态仍然呈离散型，这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因地下矿藏分布和开发顺序形成的特有空间特性。
“不建城”的理念让石油工业基地难以发挥集聚、规模和协作效应，这些教训后来也逐步得到了反思和调整。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由于把生产摆在第一位而缺乏足够的城市配套建设，大庆与其说是字面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巨型企业。大庆等于油田，企业大于城市。
矿区建设依循了1962年6月周总理视察大庆油田时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便利生活”的16字方针。根据地下的油田资源分布，形成了萨尔图、龙凤镇和让胡路3个中心区。中心区之下是二级居民点，以厂矿机关为中心，建成中心村。三级居民点则以井队、泵站为单位设置，分布在中心村周围。
2019年9月28日，大庆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左）和铁人广场（右）。图｜新华社 “工农结合”，指的是工人在油田上从事工业生产，职工的家属们则负责农业劳动。典型案例是“五把铁锹闹革命”。
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吃口粮，但家属的粮食供应并不在计划内。组织家属参加农业劳动，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解决粮食问题，减少国家物资投入。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这种安排初步解决了家属的口粮和副食供应问题，减少了对国家物资的依赖。以1962年为例，当年3800多名家属组成了182个生产队，开荒种地4000亩，收割粮食33万公斤，产菜37.5万公斤。
在油田全力保生产期间，为了节约资金，减少国家对油田职工住房建设的投资，会战指挥部主张就地取材，采用当地老百姓住房常用的生土夯打方式来建职工宿舍。“干打夯”或“干打垒”成了大庆矿区房子的专用词，这样的房子阴冷潮湿，夏天房顶的油渣一晒就化，每年都需维修。
伴随着人口的膨胀，会战初期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性主义氛围逐渐淡去，工业基地里的配套设施和职工住房问题成了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