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正午，昭和天皇的“玉音放送”回荡在日本列岛。这份精心措辞的《终战诏书》将一场彻底的战略崩溃粉饰为“为万世开太平”的主动终战。诏书通篇不见“战败”、“投降”字样，反而强调“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这份诏书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既折射出军国主义垂死之际的顽固挣扎，又刻意抹去了战败者应有的历史姿态。然而历史的审判从不因言辞的诡辩而转移——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盟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那一刻，已然在法理与事实上宣告了其侵略战争的彻底破产。
日本战败投降的最终确认，并非来自天皇的广播，而是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正式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向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在内的同盟国代表团签署了《日本投降书》。这份文件开宗明义：“余等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与所有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下任何地带之一切军队，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白纸黑字的“无条件投降”彻底撕碎了天皇诏书中“终战”的虚伪面纱，将日本战败的实实在在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作为抗击日本法西斯最持久、牺牲最惨烈的东方主战场，其受降仪式具有特殊的庄严意义。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投降书。这一仪式标志着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最终胜利，被日本铁蹄蹂躏的神州大地终得重光。
促使日本最终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核心文件，是1945年7月26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布的《波茨坦公告》。这份最后通牒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第13条），并警告“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第5条）。公告彻底粉碎了日本企图通过苏联斡旋获得有条件和平的幻想。尤其当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迅速击溃关东军后，日本统治集团赖以讨价还价的资本荡然无存，天皇最终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条款，其《终战诏书》中亦不得不承认“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实为战败之下的无奈屈服。
为何中国将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庄严地定在9月3日？这18天绝非空白，而是侵略者从“终战”幻梦走向彻底投降的历史进程，更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法理依据最终确立的关键阶段。
8月15日到9月2日，从“天皇玉音”到无条件投降书;天皇广播后，日本并未立即停止所有军事行动。中国战场上，部分日军部队仍在顽抗或试图销毁罪证。盟军开始大规模进驻日本本土及原占领区。日本政府派出代表在马尼拉与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具体接洽投降安排细节，为东京湾签字铺平道路。这18天是日本从口头“终战”被迫走向法理彻底“投降”的强制过渡期。
9月2日：东京湾的终审判词：在“密苏里”号上签署的投降书，不仅是对《波茨坦公告》的最终履行，更是以国际法形式宣告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该文件明确规定：“本投降书自签字时起即生效”（第6条）。
1945年9月2日签署的《日本投降书》于签字时正式生效。笔者认为，为了不以美国单方面诠释二战历史，为了突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突出中国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伟大历史地位，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正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赋予其国家意志和永恒记忆。这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
选择9月3日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其历史玄机与深刻涵义正在于
1. 法理基石：它标志着《日本投降书》的国际法效力正式生效，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成为铁的事实。这比天皇单方面的“终战”广播具有无可辩驳的国际法权威性和终局性。
2. 国际认同：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迫使日本法西斯签署城下之盟的日子，是同盟国集体胜利的象征。中国的纪念日与这一国际共识高度一致。
3. 对“终战史观”的彻底否定：避开8月15日，正是对日本右翼长期利用“终战诏书”模糊战争责任、回避战败实质的“终战史观”的有力回击。9月3日清晰地表明：胜利属于浴血奋战的反法西斯力量，而非侵略者自我标榜的“和平之举”。
4. 国家记忆的传承：延续了自1946年以来的法定纪念传统，体现了对国家历史记忆的尊重与传承。
因此，当盛大的阅兵式在9月3日举行，其意义远超一场武装力量的展示。它是中华民族对胜利法理日的神圣致敬，是对抗战英灵最深切的告慰，更是向世界宣示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国际正义的坚定决心。 是缅怀历史，纪念先烈，驳斥谬论，正本清源。这18天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彻底俯首最终确认彻底投降的18天，是胜利旗帜在法理与精神层面的高高飘扬的18天。历史在这一天完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终极审判，而铭记这一天，就是守护人类和平的永恒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