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8年的秋天，梧桐叶子正黄得厉害，一阵风过去，满地都是。
我正在纺织厂的车间里忙活，那台老式纺纱机响得震天，小王急急火火跑过来，脸都吓白了。
＂老张，你妈住院了，脑血栓！＂
手里的纱线差点儿断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赶到市人民医院的时候，哥哥已经在那儿守着了，眼圈红红的，手里还拿着刚买的苹果。
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墙上的石灰，右边身子一动不动，嘴角还有些歪。
医生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的，告诉我们这是脑血栓，得住院观察治疗，少说也得一个多月。
哥哥把我拉到走廊里，点了根劣质烟，那会儿抽的都是红梅牌，一毛五一包。
他说咱妈这病来得突然，家里也没啥准备，得好好商量商量。
走廊里人来人往的，都是一脸愁容，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闻着就让人心慌。
哥哥说他想了想，咱们三个轮流伺候，一人一周，医药费和营养费大家均摊，这样比较公平。
我正琢磨着这话听起来挺合理，小妹从楼梯那头走上来了。
她穿着百货商店的蓝制服，脸上还带着刚下班的疲惫，手里拎着个人造革的小包。
那会儿她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每天站柜台十几个小时，腿都肿得厉害。
哥哥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大哥的威严。
小妹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那椅子是绿漆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下面的木头本色。
她沉默了很久，久得我都以为她睡着了。
医院里的钟表嘀嗒嘀嗒响着，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小妹突然抬起头，眼神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坚定。
她说她没意见，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
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整个走廊都安静了，连远处护士走路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先把家产平分了。＂
这话像个炸雷，我和哥哥都愣在那儿了。
哥哥的脸刷地红了，烟头在指间颤抖着。
他声音有些颤抖地问小妹这话是什么意思，咱妈还躺在那儿呢，她就想着家产。
小妹摇摇头，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她说不是想着家产，是想明白了一些事儿。
从小到大，家里的好东西都优先给哥哥，上学的钱，工作的关系，连结婚时的那间房子，哪样不是先考虑他。
哥哥张了张嘴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小妹的话像针一样，一针一针扎在人心上。
她说现在咱妈病了，轮流伺候没问题，均摊费用也应该，但凭什么她们出钱出力，最后家产还全是哥哥的。
我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事儿，心里一阵阵发酸。
那会儿家里穷得叮当响，每到过年，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哥哥买新衣服，我和小妹穿的都是改过的旧衣服，袖子短了就接一截布。
哥哥考上技校那年，母亲把家里养了大半年的那头猪卖了，猪肉都舍不得留一块，全换成钱给他交学费。
我们姐妹俩也想继续读书，母亲总是叹气说女孩子家家的，识几个字就够了，早晚要嫁人。
那时候我心里也有委屈，但总想着这是天经地义的，谁让人家是儿子呢。
后来哥哥结婚，母亲把我们姐妹攒了好几年想买缝纫机的钱都给了他买家具，那张红木桌子和大衣柜花了家里大半年的积蓄。
我们从来没抱怨过，甚至还帮着张罗婚礼，洗菜切肉忙了好几天。
可现在听小妹这么一说，心里确实不是滋味。
我看看哥哥，再看看小妹，突然觉得小妹说得有道理。
我们不能总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过下去，有些话该说明白就得说明白。
哥哥的脸色变了几变，最后重重地叹了口气，问我们想怎么办。
小妹说很简单，老房子现在值多少钱，咱妈的存款有多少，她每月的退休金怎么分，这些都得先说清楚。
就在这时候，护士小跑着过来说母亲醒了，让我们赶紧过去。
我们匆匆进了病房。
母亲虽然说话有些含糊，但神智还算清楚，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她问我们刚才在外面说什么呢，声音细得像蚊子叫。
哥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小妹倒是直接，她说我们在商量伺候您和分家产的事儿。
母亲的眼神一下子复杂起来，那种复杂里有愧疚，有无奈，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释然。
她看看我们三个，眼圈慢慢红了。
她说是她不对，从小就偏心，总觉得儿子是顶梁柱，女儿迟早要嫁人，是别人家的人。
她用没有问题的左手抹了抹眼角，那手指已经有些变形了，是多年操劳留下的痕迹。
母亲说其实她心里一直清楚，我们姐妹俩受委屈了，只是那个年代就是那样，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病房里静得只能听见输液瓶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像时间的脚步。
母亲说老房子本来就该三个人分，她的那点存款也应该分，至于退休金，等她走了，剩下的也得三等分。
哥哥红着眼睛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母亲看着哥哥，眼神里有慈爱也有责备，她说从小就教他要照顾妹妹，可他学会了没有。
哥哥低下头，不说话了，肩膀微微颤抖着。
母亲转头看着小妹，声音虽然微弱但很坚定，她说老四说得对，伺候她可以，但不能让人家吃亏。
她说妈对不起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亏欠着你们。
小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像开了闸的水。
她哽咽着说不是不孝顺，就是想要个公平，想要个明白。
母亲伸出那只能动的手，轻轻拍拍小妹的手背，那手背上青筋突出，布满了老年斑。
她说应该的，早就应该这样了。
从那以后，我们三个开始轮流照顾母亲，每人一周，安排得井井有条。
费用按照各自的收入比例分担，哥哥在机械厂当技术员，工资最高，承担得多一些。
房产也重新做了分配，哥哥分得稍微多一些，但我和小妹也都有了自己的份额，心里踏实多了。
母亲住了一个多月院，期间我们轮流陪护，没有一个人抱怨过累。
那段时间虽然辛苦，但心里很踏实，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出院的时候正是初冬，医生说母亲恢复得不错，只要注意休息，按时吃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回到家里，母亲坐在那张旧藤椅上，看着我们三个忙前忙后地收拾房间。
她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多好，早这样的话，咱们家也不至于闹那些别扭。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这是很久以来第一次这样齐齐整整地聚在一起。
餐桌上摆着母亲爱吃的韭菜鸡蛋，还有小妹从供销社带回来的桃酥，那香味儿飘得满屋子都是。
哥哥给母亲夹菜，动作很轻很小心，生怕弄疼了她。
小妹给她倒水，水温刚刚好，不烫也不凉。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暖暖的，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小妹说以后咱们就这样过，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明明白白的。
母亲笑了，那笑容很满足，眼角的皱纹都深了几分。
她说好，就这样过，早该这样了。
后来我常常想起那个秋天，想起小妹在医院走廊里说的那句话。
如果没有那场病，如果小妹没有勇气说出心里话，我们家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还是老样子，表面上和和气气，心里却各有各的委屈和不满。
那样的日子过着也没意思，就像穿着不合脚的鞋子走路，看着还行，其实脚知道疼。
现在这样多好，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责任，也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
母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虽然右手还是有些不灵便，但基本生活都能自理了。
我们兄妹三个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亲密了，说话做事都不用拐弯抹角的。
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有什么问题当面解决，不再憋在心里。
有时候我想，公平不是伤害感情的，恰恰相反，公平才是感情最好的保护。
就像小妹说的，先把该说的话说明白，才能安安心心地去爱一个人。
那年冬天过得特别温暖，虽然外面雪下得挺大，但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母亲的气色越来越好，脸上有了红润，说话也利索了许多。
她经常坐在窗边晒太阳，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邻居，脸上总是带着笑。
有时候邻居王大娘过来串门，母亲就很得意地说她的三个孩子都很孝顺，轮流照顾她，从不偷懒。
王大娘羡慕得不行，说还是我们家孩子懂事，不像她家那两个，为了赡养老人的事儿闹得不可开交。
母亲听了就更高兴了，她说其实孝顺不孝顺，关键看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把话说明白了，把账算清楚了，大家心里都舒坦，自然就愿意多付出一些。
春天的时候，母亲已经能够下地走路了，虽然还需要拐杖，但精神头儿很足。
她开始在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那些月季和石竹长得特别好，开了满院子的花。
我们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她，有时候一起包饺子，有时候陪她聊天。
那种感觉很踏实，不像以前那样，总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别人的难处，相处起来就自然多了。
哥哥也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理所当然地享受特殊待遇。
他开始主动关心我们姐妹的生活，问问工作怎么样，身体好不好。
有时候他会买些东西给我们，不是什么贵重的，就是一些日用品或者小点心。
但那种心意是不一样的，是真正把我们当成平等的家人在关心。
小妹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的，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出来。
她说这样活着才有意思，不用总是委曲求全，也不用担心说错什么话。
那年夏天，我们三个商量着给母亲过生日。
以前过生日都是哥哥张罗，我们姐妹只是帮忙打下手。
这次不一样了，我们三个一起商量买什么礼物，去哪里吃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
最后决定在家里办，大家一起下厨做母亲爱吃的菜。
那天母亲特别高兴，穿了件新买的红色上衣，精神头儿十足。
她说这是她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不是因为礼物有多贵重，而是因为感受到了真正的一家人的温暖。
吃饭的时候，母亲举起茶杯说了一段话。
她说感谢那场病，让她明白了很多道理，也让这个家变得更加和谐。
她说以前总觉得偏心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才知道公平才是对每个孩子最好的爱。
那顿饭吃得很久，大家都舍不得散席。
院子里的花香阵阵飘来，夕阳把整个房间染成金黄色，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该有的样子吧，不华丽，不轰烈，但很踏实，很温暖。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心里没有怨气，也没有不满。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小妹没有那个勇气，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还在那种别别扭扭的状态里，表面和气，内心各有委屈。
那样的日子其实很累人，总要琢磨别人的心思，总要压抑自己的想法。
现在好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行。
这种坦诚让家庭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心思。
母亲现在经常说，人活着最重要的是明白，明白自己的位置，明白别人的难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公平。
她说以前她不明白，总觉得偏心是应该的，现在才知道那样做其实是害了所有的孩子。
得到偏爱的孩子会觉得理所当然，失去了感恩的心。
没有得到偏爱的孩子会心生怨恨，失去了对家的归属感。
这样的家庭看似和睦，其实是脆弱的，经不起任何风浪。
现在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什么。
这种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反而让亲情变得更加纯粹和牢固。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一个秋天。
母亲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虽然行动还是有些不便，但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我们依然保持着那个分工，每人负责一周的照顾，但气氛已经完全不同了。
以前是带着义务感在做这件事，现在是带着爱意在做这件事。
这种区别很微妙，但母亲能感受得到，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得到。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
母亲走出来，拄着拐杖坐在我身边。
她说她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看到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高兴的。
父亲生前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兄妹之间会因为家产的事情闹矛盾。
他总是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兄妹之间的感情才是最珍贵的。
现在我们既保住了感情，又处理好了财产的问题，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了。
母亲说她现在每天都很开心，不用担心哪个孩子心里有怨气，也不用担心自己偏心会伤害到谁。
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在付出，也都在按照应得的份额在收获。
这种平衡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满足。
我握住母亲的手，那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粗糙了，因为不再需要做太多重活。
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听着秋虫的叫声，感受着家的温暖。
这种温暖不是来自于血缘关系，而是来自于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这种理解和尊重，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想起小妹在医院走廊里说的那句话，现在看来，那真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有时候，看似无情的要求背后，藏着的是对公平的渴望和对家庭的真正关爱。
这个道理，我们用了这么多年才明白，但明白了就好，什么时候都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