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其实很简单，北宋设四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历史上的“京”跟现在的地名联系小，其实只是方向划分。东京便是东都，西京是西头，南京在宋代其实在河南商丘，这几处地名不在今天大家熟悉的地方。府，北宋时是一等行政区，管着不少县，直隶中央。开封府这皇帝常驻地，事实上的首都，显得格外特殊。
开封，洛阳，商丘，大名——每一地在宋代都有讲究。别说外地人分不清楚，即便土生土长中原人，面对这满地“京”，也难免一头雾水。东京开封府下辖十六县，地盘真不小；洛阳为西京，十八县如珍珠散落洛水一带；南京应天府，是赵匡胤的发迹圣地，权重地位特殊，却不在明清的南京，而在河南商丘，否则后人也不会屡屡拿地名说事。北京大名府建在河北大名，为什么偏偏叫“北京”？明明比现在的北京还靠南，可惜“北”字只是相对而言。北宋的行政区划，抬头就见四京，各有角色，分工明晰，也不是纸上谈兵。
大名府作为陪都，更多是战略要地。宋仁宗时期定的，意在防契丹北下，这里几乎与前线接壤。至于南京应天府，赵匡胤曾官守此地，对宋朝的国号、格局有着根深蒂固的意义。如果说开封府是权力的象征，商丘则多了层发祥的意味。这些安排，一半是讲究传统，一半又出于一时形势的考量。谁也不能说，所有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些不过是权宜。
论为何行四京制，事有三端。头一层，惯例所在。历史上关中平原、洛阳盆地、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权青睐的都城之地。秦汉长安、东汉西晋洛阳、再到唐宋时期的开封，轮番登场。每次朝代更替，或者因地势安危，或者出于经济与政治的需要，都要拿定新的“天子脚下”。长安破败之后，洛阳被战火屡屡蹂躏——黄巢起义、藩镇混战，政权从西到东一路折腾，开封才出现了新机会。
有些人觉得，长安的位置才该第一；可谁都知道，安史之乱、黄巢动乱，长安数度洗劫，后梁朱温再也不肯把都设那边。而开封呢，从魏惠王迁都大梁算起算是古都鼻祖。唐末五代，各路英雄轮流执掌中原，开封一次次在战火中保留完整，后周继后汉，赵匡胤兵变陈桥，这城池不费一兵一卒就被他“接手”。既然现成屋瓦，谁又愿意重头修造皇宫？一笔省钱账就算出来了。
说到守与攻，洛阳地勢天成，北靠邙山黄河，南有伊阙把关，西有函谷，东守汜水。翻地图，洛阳像在山水盆地里，险要之处自不必说。开封不同，四处平原，无险可凭。说这样就防不住敌人？但麻烦的是，这片土地交通四通八达，哪条路都能直达城门，粮草、物资的调运比洛阳方便百倍。
经济角度看，五代十国长年战乱，洛阳城毁，百业凋零；开封则多次幸免于战，城墙、皇宫大致保留。关键还在于开封靠近江淮、浙江，而明清之际的经济重心已经偏向东南，加上隋唐遗留的大运河，南粮北调，开封距离更短，运输更顺。上游缺粮，下游多余，水道联通，就是比洛阳多了点机会。边打边走的人也难想透，这滑稽事怎么就发展成大势了呢？
明面上四京制看着像祖制，实际上大多临时搭便车。后周皇宫没毁，赵匡胤便乐得其成。别说北宋政权继承后周的都城位置连制度安排也颇多苟同，有点抄作业的意思。开封水运发达，东南贸易一线直通内地，粮草充足时城池就是稳当，哪怕军事上略虚弱，只要后方不断供，应付局面也算有底气。
当初立四京制，赵匡胤或许也没想那么多。他起自兵变，任性为之。商丘是他的“福地”，南京应天府的设置，讲究气运和回馈。大名则为抗敌屯兵之所，西京洛阳走惯性思维，古都身份多少要留几分面子。由此一来，北宋变成了多个都城轮流坐庄的局面，表面声势浩大，实则主次分明：东京才是掌控全国的心脏地带，西京、南京、北京不过是战略点缀，真正管理还是瞄准那条黄河与大运河的交界。
可悖论就来了。明面上有陪都，遇事要么救援慢、要么动员不及。四京制听着繁华，真遇到辽金铁骑南下，这些都城大多做了甩手掌柜。开封的地利，看起来适合治国，关键时刻逃难都费劲。史书记载开封几度被围，守城连带百姓苦不堪言；有洛阳的天险没利用上，却独宠平原的交通。说它稳重？不如说像一把裸露的大刀，锋利但一不小心让人受伤。
其实又不能绝对。北宋的格局就是如此，首都稳定后，经济恢复极快，宋人爱逛街、爱吃喝，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夜市”盛况令人咋舌。开封人口一度突破百万，用品、技术、娱乐、教育，前朝所有之物此地都能找到。可繁华总给人不踏实的感觉，缺安全感。资料显示宋代开封为世界第一大城市之一，大宋风华就在于一次次兴废轮回。你敢说选开封不对？恐怕谁也说不准未来走向。
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安排最后还是没能保住中原。大金铁骑南下，开封多次失守。民众东南迁徙，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或许开封的选址看似理性，终能归结为时代变局。权力、传统、运输、军事、偶然，每一样都在影响选择，每个点都牵出无数细节。
说到底，北宋建都之事，像极了人的成长，别人留给你的路走一遍，碰壁了再绕回来。走过开封的巷口，摸一摸那天平的城墙，你想象不出八百多年前的灯火阑珊是否真比现在更温柔——但那个决定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有成有败，起起伏伏，现在谁还在乎那城墙有没有翻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