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除了上面提到的阿拉伯语和库尔德语作为官方语言之外，还有土库曼语，该语言为突厥语系分支，使用者主要为北部土库曼族（约3%）；亚述语，新亚拉姆语分支，亚述基督徒（约1%）的宗教与日常语言；亚美尼亚语，印欧语系，少量亚美尼亚移民后裔使用和波斯语，主要为东部边境受伊朗影响地区局部使用。说完官方语言和小众语言，还需要注意的是，英语的通用语地位。英语在教育、商业和外交领域广泛使用，政府文件常以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发布。这种现状源于英国委任统治（1920-1932年）的历史遗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流的需求。伊拉克的语言是有着深刻的演进过程的，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发明楔形文字，用于记录商业与行政事务。该文字体系后被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继承，并适应各自语言（如阿卡德语）。两河流域成为多语并行区：苏美尔语用于宗教仪式，阿卡德语用于法律文书，阿拉米语因亚述帝国扩张成为通用语，多语传统为后世语言多样性奠定基础。7世纪阿拉伯帝国征服两河流域后，阿拉伯语凭借宗教（《古兰经》语言）与行政优势逐渐取代阿拉米语。至10世纪，阿拉伯语完成本土化，形成伊拉克方言（融合阿拉米语音调与词汇）。这个过程伴随伊斯兰教传播，使阿拉伯语成为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1534年奥斯曼帝国统治后，土耳其语成为精英阶层语言，尤其在巴格达等城市用于官方文书。但普通民众仍以阿拉伯语为主，形成“双轨语言阶层”。19世纪帝国改革期间，阿拉伯语复兴运动兴起，为现代民族主义埋下伏笔。英国委任统治时期（1920-1932年）强化英语地位，同时扶持阿拉伯逊尼派精英压制库尔德人。1958年共和国成立后，阿拉伯语独尊政策激化库尔德冲突。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库尔德语与阿拉伯语并立为官方语言，标志民族和解的制度化。
楔形文字依赖黏土泥板，限制了传播范围；阿拉米语采用羊皮纸和莎草纸后，书写效率提升，促进语言扩散。阿拉伯语凭借造纸术传入（8世纪）和印刷术普及（19世纪），加速取代其他语言。阿拉伯语作为神圣语言，通过清真寺教育和《古兰经》诵读深入民间，甚至非阿拉伯穆斯林（如库尔德人）也使用阿拉伯语宗教术语。20世纪阿拉伯复兴党推行语言同化政策，禁止库尔德语教学，导致1980年代安法尔大屠杀期间库尔德语文献遭系统性销毁。东部边境的波斯语使用与什叶派宗教网络（如纳杰夫圣城）密切相关，形成跨语言宗教共同体。1991年海湾战争后，库尔德自治区事实独立，推动库尔德语（拉丁化文字）的标准化教育，削弱阿拉伯语垄断6。阿拉伯语象征泛阿拉伯身份，而库尔德语是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核心标志。双语政策试图平衡国家统一与族群自治，但实践中常引发争议（如基尔库克省阿拉伯语路标争端）。亚述语使用者不足20万，面临代际传承断裂。2014年“伊斯兰国”摧毁摩苏尔亚述社区，加速语言消亡。政府虽承认文化多样性，但缺乏有效保护措施。伊拉克石油产业依赖国际公司，英语成为职场晋升必备技能。巴格达大学60%课程采用英语教材，引发阿拉伯语纯粹主义者的担忧。伊拉克的语言生态是一部浓缩的中东史诗：楔形文字的消亡诉说着古老文明的断层，阿拉伯语的霸权铭刻着伊斯兰征服的辉煌，库尔德语的复兴映射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英语的普及则折射出现代性的冲击。这些语言层累不仅记录着过去，更预示着未来——在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张力中，伊拉克仍在寻找多元共生的语言答案。正如两河流域泥板上的楔形符号，语言终将在变迁中成为文明最坚韧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