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联邦制的适用性：国情差异与制度探索的起点。美国联邦制度并非普世模板，其形成源于建国初期的特殊语境。1787年宪法通过前后，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爆发激烈争论，核心分歧在于“联邦”与“共和”能否兼容。反联邦主义者认为共和仅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同质社会，而联邦制将导致中央集权，威胁地方共和实践；联邦主义者则试图证明，大规模联邦制国家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共和。这场辩论本质是“国家统一”与“地方自治”、“规模扩张”与“传统共和”的理念冲突。
2、 “联邦”的双重语义：联盟与国家主义的张力。“联邦”（federal）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中性的“邦联联盟”（如独立初期的松散州际联盟），二是带有政治立场的“国家主义”（主张强化中央权力）。反联邦主义者自称“真正联邦主义者”，实则维护邦联传统；联邦主义者则以“合众国”为目标，主张建立具有实权的中央政府。这种语义分歧折射出建国初期对“权力归属”的深层焦虑——究竟以州为主体，还是以联邦为统一国家。
3、共和的古典定义与反联邦党人的担忧。古典共和以“小国寡民、同质文化、公民美德”为前提，核心是法治与权力制衡。反联邦党人认为，美国幅员辽阔、文化多元，若建立联邦政府，将导致两大风险：一是中央权力扩张侵蚀州自治，破坏地方共和根基；二是联邦可能动用武力强制推行法律，背离共和的“自愿服从”原则。他们以希腊城邦为前车之鉴，警告大规模共和国易滑向暴政或无政府状态。
4、《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使命：调和联邦与共和的对立。针对反联邦党人的疑虑，《联邦党人文集》的首要目标是重新定义“共和”，证明联邦制与共和原则兼容。汉密尔顿、麦迪逊等通过历史分析与制度设计论证：现代共和无需模仿古代城邦，联邦制可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平衡利益集团，实现更稳定的共和政体。这一论述突破传统共和的地域限制，为“大国共和”提供理论依据。
5、汉密尔顿的破局：否定小国共和的现实意义。汉密尔顿在第九篇批判古代城邦共和的脆弱性，指出其深陷“暴政与无政府状态”的循环（如希腊城邦的革命动乱）。他反问：若美国为模仿小国共和而分裂为多个州，难道不是“糊涂政策”？时代变迁要求突破传统，联邦制不仅能避免分裂，更能通过规模效应增强防御、促进商业，使共和摆脱“偶然平静、必然动荡”的宿命。
6、联邦制的安全逻辑：以规模遏制暴政与暴民。麦迪逊在第十四篇强调，联邦制通过“扩大共和国范围”实现稳定：地域广阔意味着利益多元，任何派系难以独大，需通过协商妥协执政；中央与州的分权制衡，使权力滥用同时面临纵向（联邦与州）和横向（三权分立）的制约。汉密尔顿则指出，联邦能调解州际矛盾（如贸易壁垒），避免地方主义引发冲突，为共和提供“和平保卫者”。
7、麦迪逊的共和重释：原则优先于历史模板。麦迪逊在第三十九篇抛开“共和=小国”的历史成见，提出共和的本质是“权力来自人民、官员民选任期”。他以州宪法为例，指出联邦众议院直接民选、参议院间接选举、总统限期任职等设计，均符合“权力来自多数人”的共和原则。换言之，共和的核心是“民有、民治、民享”，而非领土规模，美国联邦正是“各州共和基础上的扩大版共和”。
8、代议制的关键作用：过滤民意与提升治理能力。麦迪逊第十篇指出，大共和国的优势在于“选拔更高明的代表”——通过扩大选民基数，优秀人才更易脱颖而出，避免小范围选举被地方派系操控。代议制既赋予民众选举权（如众议院两年直选），又通过较长任期的参议院（原由州议会推选）吸纳精英智慧，形成“民意输入—理性决策”的机制，平衡民主参与与治理效能。
9、联邦与州的共和连续性：制度妥协的智慧。宪法未否定州的共和实践，而是通过联邦制实现“地方自治”与“全国统一”的兼容。例如，各州保留教育、治安等权力，联邦负责外交、国防；联邦法律高于州法，但修宪需3/4州同意。这种“双重主权”设计，使州成为共和的“实验室”（如《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影响联邦权利法案），联邦则为共和提供规模保障。
10、共和的防蜕变机制：任期制与权力制衡。麦迪逊强调，共和政体必须杜绝终身制与权力垄断。宪法规定总统、议员均有固定任期，法官虽终身任职但需经参议院批准，形成“民选官员受任期约束，司法独立防行政干预”的格局。汉密尔顿在第七十一篇指出，四年总统任期既保障决策连续性，又通过选举防止专权，体现“坚定性”与“防独裁”的平衡。
11、国号中的政治智慧：“合众国”的务实选择。美国国号未采用“共和”一词，而称“合众国”（United States），意在避免“共和”概念的历史歧义（如英国曾被误归为共和国）。“合众”强调联邦由州自愿联合而成，“国”暗示统一主权，这种表述既保留地方自治空间，又宣示国家权威。林肯后来将其诠释为“民有、民治、民享”，使共和精神超越名号，扎根制度实践。
12、反联邦党人的历史遗产：权利法案的诞生。尽管反联邦党人反对联邦集权，但其担忧促成宪法修正案的补充。1791年通过的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明确保障言论自由、宗教信仰等权利，实质是对“大政府威胁自由”的制度性回应。这一过程体现民主辩论的建设性——少数派意见通过合法程序转化为宪法内容，证明联邦与共和可通过妥协实现动态平衡。
13、联邦共和的现实检验：从“脆弱”到“弹性”。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并非完美：允许奴隶制、州权争议频发（如1861年南北战争）。但宪法通过修正案（如第十三修正案废奴）、最高法院判例（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司法审查）持续调试，证明联邦制的弹性。汉密尔顿设想的“防御外来危险、医治党争”的功能，在200余年历史中逐渐实现，共和政体通过联邦框架得以存续。
14、共和与民主的交织：代议制下的人民主权。《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共和”与“民主”并非对立：共和强调代议制与法治，民主侧重人民主权。麦迪逊认为，纯粹民主（直接投票）易导致“多数暴政”，代议制共和则通过选举过滤民意，保护少数权利。这种设计使美国政体兼具“民主合法性”（民选代表）与“共和稳定性”（精英审慎），成为现代自由民主的典范。
15、大国共和的历史突破：超越地域限制的制度创新。古代共和限于城邦（如雅典、罗马），近代欧洲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亦认为共和不适用于大国。美国通过联邦制证明，大规模国家可通过“分权—代议—制衡”机制实现共和：联邦政府处理全国性事务，州与地方维持自治传统，民众通过选举和舆论参与决策。这一创新突破“规模诅咒”，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政体范式。
16、联邦与共和的终极统一：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联邦党人文集》的论述揭示：联邦制是手段，共和是目标。联邦通过集中军事、外交等权力保障国家安全（秩序），共和通过民选政府保障公民自由（价值）。两者的统一在于，以制度约束权力（如三权分立）防止联邦集权蜕变为专制，以扩大公民参与（如众议院直选）避免共和沦为精英寡头统治。这种平衡使美国在“大国治理”与“自由存续”之间找到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