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邦联条款的致命缺陷：松散联盟的治理困境。1777年《邦联条款》构建的美国政府实为州际议会，无行政、司法权及征税权，政策需各州自愿执行，效能低下。因无法征税，政府财政匮乏，无力调解州际贸易争端（如跨州高关税阻碍经济）、地界纠纷，甚至在1786年谢斯起义中束手无策，依赖州民兵平叛。各州各行其是，如关税自主导致外贸混乱。此类问题暴露邦联“弱中央、散联盟”的本质缺陷，迫使美国人寻求更强大的中央政府，直接催生1787年制宪会议。
2、制宪目标：从邦联到共和政府的转型。1787年制宪会议旨在创建区别于邦联的有效国家政府，核心是解决邦联的治理失灵。制宪者设计的是“共和”而非“民主”政府，因当时“民主”等同于雅典式直接民主——被视为易导致多数暴政、暴民政治的失败模式。制宪者希望通过代议制构建稳定政体，既避免无政府状态，又防止权力集中，这一目标贯穿《联邦党人文集》对共和的辩护与对直接民主的警惕。
3、建国初期的民主认知：雅典悲剧的历史阴影。美国建国者对民主的理解基于雅典城邦经验，视其为“多数人暴政”的代名词。他们认为，直接民主依赖公民高度参与，但多数民众因教育、精力限制，易被小恩小惠收买或被野心家煽动。雅典民主最终蜕变为暴民政治，成为制宪者眼中的反面教材，故对“民主”持贬抑态度，转而追求更稳健的共和政体。
4、共和的核心：代议制与公民美德的制度性过滤。《联邦党人文集》所倡“共和”实为代议制民主，强调通过选举代表实现治理。麦迪逊在第十篇指出，纯粹民主（直接民主）无法遏制派系斗争，多数易牺牲少数权益，而共和通过两层过滤机制优化决策：一是限定代表名额，防止少数结党或多数混乱；二是扩大选民基数，使德才兼备者更易胜出，减少选举舞弊。这种“精英过滤民意”的设计，旨在平衡民众参与与治理理性。
5、麦迪逊的分权逻辑：以野心对抗野心的人性洞察。麦迪逊在第五十一篇直言“人性非天使”，认为权力滥用源于人性缺陷，故需“以野心对抗野心”——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使各部门相互牵制。他强调，若人皆为天使则无需政府，正因人性有私，才需制度约束权力。这种“防御性制度设计”将人性的不信任转化为制度制衡的动力，成为美国宪政的核心原则。
6、联邦与州的双重制衡：纵向分权的安全网。制宪者不仅在联邦政府内部实行三权分立，更通过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联邦负责外交、国防、贸易，州保留教育、治安等权）形成纵向制衡。这种“双重主权”结构既避免中央集权威胁地方自治，又防止州权过度导致分裂，使美国在“统一国家”与“地方多样性”间寻求平衡，成为调和联邦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关键设计。
7、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由作为制度的终极边界。制宪者将“不可让渡的权利”（如自由）视为天赋人权，强调其不可交易、不可剥夺性。即便个人“自愿”卖身为奴或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剥夺自由，均属非正义。这种理念直接影响《独立宣言》与宪法修正案，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终极依据，与“制度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形成根本对立，确立“权利优先于权力”的宪政伦理。
8、对政府的本能不信任：从制宪者到民众的集体意识。美国自建国起便形成“政府即威胁”的集体潜意识，华盛顿称政府“是危险的仆人，可怕的主子”，杰斐逊主张“用宪法链子拴紧领导人”。这种不信任源于对人性的悲观认知：即便民选领导人，也可能因人性弱点（自欺、贪婪）滥用权力。制宪者通过分权制衡制度，将政府权力关进“笼子”，体现“猜忌而非信任”的政治哲学。
9、汉密尔顿的警示：警惕“最不怀疑者”的潜在威胁。汉密尔顿在第二十五篇提醒，人民最信任的领导人往往是权利侵犯的最大隐患。因民众易因“选贤与能”放松警惕，而权力滥用常以“善良动机”为伪装（如“事出有因”“不得不然”）。这种对“温柔暴政”的警惕，要求民众对掌权者保持持续怀疑，而非寄望于领导人的个人品德，凸显制度约束的必要性。
10、共和与民主的人性根基：自私与美德的永恒博弈。《联邦党人文集》认为，民主的好坏取决于公民人性的展现：人性中的自私、嫉妒可能导致民粹暴政，而利他、同情则支撑共和美德。古典共和强调公民美德（如公共精神），现代民主依赖公民理性参与，二者均以“人性复杂”为前提。制宪者虽贬抑直接民主，却未否定民主价值，而是通过教育与制度引导人性向善，弥合理念与现实的鸿沟。
11、公民教育的共和使命：塑造理性参与的民主主体。制宪者将公民教育视为共和存续的关键，因缺乏美德的民主易蜕变为“奉旨民主”或群众运动。古典共和倡导培养“公共人”，现代民主则需公民具备政治判断、协商妥协能力。这种教育不仅传授法律知识，更需培育怀疑精神（如对权力的警惕）与责任意识，使民众从“投票机器”升华为“主动公民”，奠定民主的伦理基础。
12、从贬抑到融合：共和与民主的现代性演变。《联邦党人文集》语境中，“共和”与“民主”存在对立（代议制vs直接民主），但随历史发展，二者逐渐融合为“自由民主”——以代议制为框架，以公民权利为内核，以定期选举为机制。现代实践证明，共和的制度设计（分权、法治）与民主的价值理念（平等、参与）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和防止民主沦为民粹，民主赋予共和合法性。
13、民粹主义的当代警示：多数暴政的现代变形。制宪者担忧的“多数人通过选举控制政府侵犯少数”，在当代表现为民粹主义崛起。民粹以“民意”为名排斥异见、破坏法治，如麦迪逊预言的“激进非正义措施”。美国宪政通过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机制抵御民粹，但制度弹性仍面临挑战，凸显“多数决”与“权利保障”平衡的永恒性。
14、制度优势的再定义：效率与权利的价值排序。制宪者拒绝“制度效率至上”，认为真正的制度优势在于权利保护。200多年前的这一认知，与当代某些“效率优先论”形成鲜明对比。历史证明，忽视权利的“高效制度”易走向专制，而美国宪政因持续调试（如废奴、民权运动）维持生命力，印证“权利优先”的制度韧性。
15、杰斐逊的“猜忌原则”：民主监督的日常化。杰斐逊主张“自由政府以猜忌为基础”，强调公民需主动监督权力，而非被动依赖制度。这种“猜忌”非否定民主选举，而是主张“不信任常态化”——通过舆论批评、司法诉讼、选举更迭等机制，使权力始终处于 scrutiny（审视）之下。它将民主从“四年一次的投票”转化为持续的公民责任，防止“选举专制”。
16、共和与民主的终极统一：以制度驯化人性的实验。《联邦党人文集》的论述揭示：共和与民主均是“驯化人性”的制度实验——前者通过代议制过滤人性之恶，后者以参与激活人性之善。二者的现代结合（自由民主）证明，尽管人性脆弱，却可通过教育与制度引导，在“不信任”与“有限信任”间建立动态平衡。这种平衡的维系，本质是对“人可完善性”的温和信念，而非对人性的彻底悲观或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