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
（英）格雷厄姆·斯威夫特（Swift,G.）著
郭国良 译
那一整个春天和夏天，我和克兰茜都住在一幢古老的灰砖经济公寓的四楼。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街区叫什么，也许是德特福德或伯蒙德赛,也可能是罗瑟黑特或纽克劳斯吧。住在这儿很便宜，因为这排房屋秋天就要拆了。这里所有的住户都收到了通知:在九月份前搬走。很多住户都搬走了，所以留下来的人就像在废墟上安营扎寨的幸存者。那些空房间被破门而入，成了恶臭的散发地。旧楼梯井的乳白色油漆已全部变黑，就像无数的烟渍，上面用烟雾剂涂写着猥亵的标语。在那个酷热、干旱的夏天，街上的灰尘、垃圾、旧报纸和塑料袋,一一被吹上楼梯，有的甚至被吹到了四楼。
对于这一切，我们丝毫不介意，因为我们只住得起这种地方。我们甚至爱上了自己开辟的这个港湾。我们全然忘却了周遭的肮脏。我们还年轻，刚刚离开校园。我们深深地被彼此吸引。我们不曾考虑一两个月后该怎么办。我们不去想冬天来了，或者得找别的地方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像所有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样不知满足地做爱。当夏天来临时，阳光普照，烈日当空,但我们把它当作上苍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不去理会灰尘和臭味。尽管房间里家具稀少，但窗户通风，还有煤气灶呢。因此只要天气好,住在那房间里是可以过得很舒服的。我们依靠仅有的几件衣服勉强过活。由于肮脏的窗户洞开着，街上飘进来阵阵热气,很多时候我们干脆一丝不挂。
我们离家出走，因为这是不让克兰茜父母阻止我们见面的唯一办法。但我们没有逃得很远。克兰茜的父母在格林尼治，住在公园附近一座宽敞、优雅的摄政时期的房子里。我们知道，走上几英里,来到一片她父母宁愿相信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就像到了天涯海角，就有了安全感。她父亲是个金融专家什么的,在政府咨询机构工作,结识了一大批上议院的头面人物。她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才不会兴师动众叫警察四处追踪他们的女儿呢，但他们完全有可能雇私人侦探来跟踪我们。这就是我们不顾天气炎热,很少离开我们房间的原因之一。有时，即使我们离开房间，我们也无不警惕那些紧贴路栏缓慢移动的车子，唯恐车门突然打开，那里面的人跳出来，把克兰茜捆起来,捉到车里去。
克兰茜家没几个人，只有克兰茜、她父母和年老的伯伯。他隐居在赛福克一座古老的庄园里。克兰茜小的时候常在那里过夏。她父亲为自己出身贵族感到非常自豪。他的家族可以远溯到亨利八世时期，而且——和亨利八世一样——随着克兰茜慢慢长大，父亲对她和母亲冷淡起来。因为对父亲来说，没有儿子是个永远的遗憾。面对这个事实，他显然无能为力。然而,他要竭力阻止这个家庭的唯一合法成员沦落为一介平民。
我同克兰茜父母见过一次面，不过那纯属意外。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克兰茜向我保证她父母不会很早回来的。我来到克兰茜在格林尼治的家。我们在她的床上做爱，然后一边欣赏影集，一边听沙滩男孩的劲歌。正当我们坐在暖室的葡萄树下，克兰茜催促我品尝一下她父亲珍藏的麦芽威士忌时,她父母突然出现了。他们临时改变了那晚的计划。克兰茜的父亲用冷冰冰、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我算什么东西，叫我滚出去，仿佛我的存在与他们女儿没有任何关系，仿佛我是个懵头懵脑的不速之客。他父亲个子很高，态度沉着，发质很硬,头发根根竖起。他身上那与生俱来的气质，使他能在需要时自动发挥作用，从容处理这种突发情况。我记得当时我想，他和克兰茜的母亲,也许也包括克兰茜，都属于某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很久以前就消失了，或者只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过o所以，每当我站在经济公寓窗旁向外凝望，每当我想起克兰茜的父母，我就得费老大劲儿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是真实可触的。
我自己的父母对我们没有任何阻碍。他们晚年得子，因此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然而，奇怪的是，这恰恰使我们的关系非常平和融洽。他们不管我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住在沃尔维斯的一幢市建房里,并没有给我树立闪光的榜样。我上了一所很大的综合学校，克兰茜在布莱克黑斯的优等女子学校上学。若不是艾迪，我们可能不会彼此认识。艾迪是个身材高大、躯体笨重的家伙。他五官粗糙,后来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夺走了克兰茜学校里两个女孩的贞操。他还叫我如法炮制。我没有摆多少架子,接受了艾迪的（“告诉她们，事后她们准会为此感谢你呢！”），但是与艾迪不同的是，我发现最初的征服并没就此结束。
克兰茜的父母很快就发觉了一克兰茜不愧有先见之明，她的叛逆可见一斑。得知他们女儿已不再贞洁，也许是女生怀孕会传得沸沸扬扬——或怕克兰茜与一个家住市建房的小子有瓜葛——我不知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令他们暴跳如雷的了。一旦要我和她父亲对质，我明白自己该说些什么。我会重复我从高更的信中所读到的内容（高更是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也是我唯一一位比较了解的艺术家）。高更曾说，塔希提人与欧洲人不同，他们认为年轻人因做爱才会彼此相爱，而不是因相爱而做爱。不妨说，我和克兰茜都是地道、标准的塔希提人。可是当那个星期六下午机会出现时，尽管阳光泼洒在暖房葡萄叶上和克兰茜薄薄的夏装上，尽管我满脑子是麦芽威士忌——高更的南海天堂（那只是我想念克兰茜的缩影）在她父母冷酷的沉着面前黯然失色了。
但克兰茜的伯伯并没有像她父母那样瞧不起人,这是我在公寓里住了三个星期后发现的。克兰茜得经常去邮局取钱，这笔钱是那时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有一天，她从邮局回来，还带来一封伯伯的信。显然，在我们离家出走后不久，她就写信给他,告诉他事情的前因后果。她相信他不会泄密，但为了安全起见,她没有给他地址,只是叫他通过纽克劳斯邮局回信。克兰茜给我看了那封信。信中笔迹颤抖，字里行间充斥着慈爱的陈辞滥调和轻快的保证，其中还带着一种揶揄的意味，让克兰茜感觉如今她已明辨事理，完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说：“如果他如此同情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去投靠他呢？”身处伯蒙德赛,我脑海里瞬时闪现出斑驳的康斯坦布尔风景。
“那不行，他们第一个会找的地方就是那儿。”
“他不会告诉他们你们有联系吧。”
“那倒不会。”
接着，克兰茜谈起了她伯伯。
每到夏天，她常在伯伯的庄园里玩泥巴和造反游戏。从那时起，伯伯一直很疼爱她,她也很爱他。当她渐渐长大（伯伯失去了妻子，健康也每况愈下），她明白了伯伯和父母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伯伯对她父亲的那种尊严感毫不放在眼里，也不像他那样注重家族的名望。他说，抛掉后继无嗣的烦恼,他会很快乐。她父母一门心思想把她培养成一位上层社会的名媛,他也颇有微词。
“你懂了吧，我得告诉他，不是吗？这正是他想要的。”她边说，边把信放在一边。
她吻了吻折叠起来的信。
她站起来。“还有件事。”她继续往下说道，刻意停顿了一下。“伯伯去世后，我会得到一切的。他不会把遗产留给我爸爸妈妈的。这下你明白了吧——我们尽管放心好了。”
她得意洋洋地说着这一切。我意识到，为了使我快乐,这是她酝酿已久的通告，她非得等到适当的时刻才公布。尽管我露了个高兴的表情，其实我并不高兴。我从来未曾想过克兰西的家庭背景意味着她可能继承一大笔遗产，我也从来没想自己是故事书中艳利双收的冒险家。然而，困扰我并第一次给我和克兰茜的生活抹上阴影的并不是这些事,而是别的连我自己也不懂的事儿。克兰茜站在窗旁，满脸微笑,阳光照在她的后背。她身着牛仔裤和用她喜欢的那种纱状轻薄衣料制成的上装。我想其原因是穿这种质地的衣服,站在阳光下很透明。这是入春以来的第一个好天气，我们也是第一次把窗户打开，好让屋内的臭气放出去,也可让稍微不太臭的空气吹进来。我们——贫民窟里的逃亡者——住在一起有三个星期了。我觉得,快乐降临的方式与快乐本身一样重要。
从我们房间窗户望出去，你可以看见伦敦丑陋的一面。路的正对面，是一所小学:高高的哥特式窗户，黝黑的砖房，被有铁丝网顶的墙围起来的坑坑洼洼的沥青操场一一切与这排公寓一样，者g将在夏末被拆毁。我们从窗户往左看，只见坐落在那片地方边缘的小学已经拆掉了,或正在拆除。那里到处都是承包商的围篱，成堆的废弃砖石和金属栏杆。平台房的旧街区变成了遍地破砖的荒地,狗在那里觅食，走捷径的人在那里开辟小道。往右,是学校的另一面，有一片奇怪、无以名状的草地，上面有一棵极矮的树和一条长凳。再远点，在路的另一面，有家破店。那是另一片废墟:废料场、建筑场地、濒临破产的工厂还有几间隔开来放置笨重、废弃物品的仓库:成堆的车轴积满了一滩滩的黑油,大量生锈油桶，甚至还有一堆废弃的商店橱窗假人——它们的手和腿撑竖着，颇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景象。在这以外,是建在砖拱上的通向伦敦桥的铁路，以及在以前拆掉的地方建成的塔区、教堂围地和摇摇欲坠的房屋。如果往右远眺,可以看到泰晤士河附近,起重机的触角在不断地抖动。
空闲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这一切，但由于我们住在四楼,躺在床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往外看时，你只能看见天空。当天气转好时，我们把格窗抬高,不停地移动床,好让随时变幻的四方形阳光照到床上。这样,我们一整天不用外出就可以享受阳光浴。我们的皮肤变漂亮了，变成了棕色。我告诉克兰茜她越来越像高更画中的那些皮肤棕色的南海少女了。
我们躺着，望着蔚蓝的天空，时不时地可以看见高飞的鸽子、海鸥和燕子。整天我们都能听到从街道、拆房区和轧碎机场传来的阵阵噪声，不过不久以后我们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可以根据学校操场里间断性的混杂声判断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床戏称为孤岛。我们诗兴大发，模仿约翰•邓恩的风格，写我们自己，写我们的房间。
我开始憧憬:在我急匆匆卷起铺盖离家出走时,能带上更多的书那该多好。可我只有寥寥几本：《高更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后者是从英语老师那里借来的，还没有还给他呢。现在，我很想念我以前的英语老师博伊尔先生。他痴迷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他想把自己的这一份痴迷传授给四五年级的学生，但这是枉然的。学生们嘲笑他，我也瞎起哄。大家纷纷谣传他是个同性恋者。但在最后一年，在我和克兰茜认识后，我突然开始欣赏起他的诗歌。它们是那么轻盈、透明。我认为博伊尔先生觉得他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他非要把书送给我，而且在我的习作上写了许多的溢美之语。我很想告诉他，这一切只是因为克兰茜，只是因为她也轻盈、透明，就像他的诗，只因为我们共同失去了天真，而又继续保有天真，只因为某个湿答答的星期四，我们在格林尼治公园,找了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做爱……
我大声朗读着博伊尔先生的书。在阳光下，我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我不知道他能否预想到他的书会被这样地朗读着。克兰茜听到她喜欢的诗句就情不自禁地扭动起身子。书中很多诗人没有名气，鲜为人知,像乔治•特伯维尔、托马斯•沃克斯。我们极力想象他们长什么样，他们笔下的情人又是谁，在哪里调情苟合:是在床上呢，还是在麦田里？克兰茜说：“不，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很有可能他们是冷酷、玩弄计谋的人。他们写诗，是想在宫廷中谋个一官半职。当时时兴那样做。”她说突兀、尖锐、刻薄的话时总是这样,仿佛她是情不自禁。我知道她是对的。
“你的意思是说就像你老爸那样。”我说道。
“是的。”克兰茜笑道。然后，我告诉她,她爸爸让我想起了亨利八世。克兰茜说在格林尼治公园有一棵凹陷中空的古树，亨利八世和安妮•博林就在那里颠鸾倒凤。
由于炎热，由于白天很少运动，晚上唯有做爱才让我们感到疲倦。我们通常一宿不合眼，一直醒到天亮。克兰茜会跟我讲她伯伯在索福克的庄园。那里有座破旧的红砖房,有高耸的烟卤，有马厩、草坪、带围墙的果园和破落的花园，在花园尽头有一片树林。穿过树林,跃过石楠丛生的荒地，可见蜿蜒流入大海的港湾。沼泽地、河壁和牡蛎养殖场散发出泥土和盐的气味。小型木码头上泊着两条划船。潮退时,码头被冲到淤泥很高的地方;在天气酷热之时，在落潮时分，太阳把淤泥烤得灼热;当水涨回来时，它变得温润，正好可以游泳。在那沼泽地里有麻鸭和红脚鹘。她以前还见过水獭。在那边森林里有猫头鹰。夜里，你可以听见它们在屋顶上鸣叫。
每当我听克兰茜娓娓道来时，我就为她多年以前就经历了这一切而惊愕，而我那时甚至根本都不知道她的存在。我渴望那不可能的事情,在孩提时代,我携手与她走过小道，共同观看沼泽地里的禽鸟,一起在泥河里游泳。我们听着火车驶来奔去的隆隆声,她细细地向我讲述。有一次，正当她谈到树林中的猫头鹰时，我们听到了泰晤士河上轮船的鸣笛声。夜深之时,公寓里会传出乱七八槽的声音:酒瓶摔烂声、收音机、电视机、人们的争吵声、老人的咳嗽，以及小孩子冲进楼梯，有人赶他们出去的叫喊声和威胁声。然而，这些声音困扰不了我们。即使在伦敦的这一端，当克兰茜滔滔不绝之时，你仍可想象屋外有泥滩、沼泽地、带沟渠和水闸的草地。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会背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我们极力去想象维罗纳广场的钟塔,忘掉自己正身处废墟之中。
“他是个倔强的老家伙，囚困在轮椅上，什么事也干不了，”克
兰茜莞尔一笑，“你会喜欢他的，他像你。”
我说我没有轮椅。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多大年纪？”
“七十三岁。”
“他平时干什么？”
“像这样的天气，他通常与穿比基尼的保姆坐在果园里,保姆给他送饮料。生病以前，他画点水彩画。”
我俯卧在床上，克兰茜抚摸着我的腿。我无法想象自己坐在轮椅中的样子。
“他病得重不重？”
“挺重的。冬天,那里非常寒冷。你可知道,房子条件不是很好,他去年差点儿死去。”我感觉克兰茜好像在谈论某个未来的家。
我想象克兰茜的伯伯正与性感的保姆坐在果园里。也许他正享受着他那最后一个夏天。
我问：“你认为他快乐吗？”
“我觉得，自从伯母死后，他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乐。不过他已残疾。”
克兰茜讲索福克讲累了,就向我问起了高更。我说高更原来是一位法国证券经纪人，后来他弃商从文，当了画家。他离开妻子和家庭，来到塔希提岛。在那里，他与当地的一位少女同居，完成了他的巨作。他贫病交加，死于梅毒。
有一天，她去邮局很久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我还以为她父母的侦探终于出现了。但她拿着钱回来了,身上汗淋淋的，手上拎了一大袋物品和一个鼓囊囊的棕色纸包。“这个给你。”她说。她吻了我，脱去外套。在纸包里有六罐各式各样的水彩颜料和三支一套的画刷。
“你应该做一名画家，”克兰茜说，她停了一下，“或成为一名诗人。”
“可你不应买这些，我们需要钱。”
“这是我的钱。”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画，我已经很久没画了。”
“那没关系。我知道你对绘画有感觉，你应该成为艺术家。”我想跟克兰茜解释，崇拜一两位艺术家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他们的天资。
“可我在哪儿作画呢？我没地方画呀。”
克兰茜咕噜噜地喝下一茶缸水槽里接来的水，挥了挥手。“这儿可以，那儿也可以，全都可以。”她指向房间里的两堵墙壁。墙纸已脱落，露出光光的灰泥。“你可以把滴水板当作调色板。你愿意的话，那就画我吧！”
她剥掉身上剩下的衣服，跳到床上,头发往后一甩，竖起一条腿，伸出一只手臂。
就这样，我开始在墙壁上作画，很快忘记了起初对克兰茜怪想的怀疑。我对克兰茜充满感激。克兰茜这么看得起我，我深受感动，觉得自己真是三生有幸。这与我暗暗想把自己培养成艺术家、在阁楼中创造艺术奇迹的狂想不谋而合。
我的画缺乏技艺，而且主题总是一成不变——棕色树、天堂果、环礁湖、穿花围裙的少女。这些都是从高更那儿偷来的。但我知道自己到底在画什么，克兰茜也同样明白我在画什么，明白画的意义。每位当地少女都是克兰茜的化身。的确，每一位少女都比前一位少了点粗糙和笨拙,所以我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在画中捕捉到克兰茜的神采。整个六月上旬，我在第一堵墙上画呀画，而克兰茜写信给伯伯，形容我的才能,还说少有人真正懂得生活。想变快乐和忙碌似乎很容易。你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做爱寻欢。你在伯蒙德赛租了间遡遢的房间,在墙上画波利尼西亚风景。克兰茜那大胆的狂想似乎无关紧要。有一次我在清洗刷子时,她搂着我的脖子,说道:“今天，我收到了伯伯的来信。当我们去索福克时，你在那里吟诗作画。好不好？大凡画家都在那里画画。”我没有。想当诗人，谈何容易。我除了读过《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外，别的一无所有。我满足于现状。
然后，情势发生了变化。根本性的事情并没有变，可是很久以前不曾困扰我们的琐事开始影响我们。以前由于我们对彼此太投入而没有注意到房间里的灰尘和公寓里的臭味。可现在它们开始让我们恼火。说来奇怪,正当我想把我们的小窝变成一座微型塔希提岛时，我们意识到了周围的肮脏。以前我们把垃圾、空铁罐、牛奶盒、蔬菜皮统统扔进杂物箱,直到它们满出来。那时,我们几乎没有
注意到成群的苍蝇和阵阵的恶臭。现在，我们争来吵去地决定由谁负责把垃圾送到街边的垃圾箱。现在我们才发觉缺少更换的衣服,尽管我们很少穿衣服。以前，我们在水槽下突出来的双柄旧锌盆洗衣服，因为自己洗比拿到自动洗衣店里洗要便宜。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洗澡，一个笑容满面地坐在盆里，另一个站着把水洒在两人的身±0如今,克兰茜开始向往淋浴和熨洗衣服。不知为何，我们不再一起想同一件事，不再同时想做同样的事情—做爱啦、吃饭啦、睡觉啦、聊天啦——这意味着以前我们根本不必做什么决定,也根本不用相互让步，现今鸡毛蒜皮的事儿也成了拌嘴的理由。我们开始提心吊胆起来，害怕被人发现，害怕被拖回到已离开的家中,尽管我们已在外生存了快三个月了。到了晚上，公寓里的嘈杂声、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和叫喊声让我们焦虑不安。克兰茜会惊得一骨碌爬起来，紧紧地抱住自己。“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仿佛警察或某个发疯的杀手会破门而入。
就连无尽的阳光——它是我们的天赐之福——也开始让人感到沉闷压抑。
我们深知所有这一切至少是由于一个无法启齿的原因:我们的钱越来越少了。克兰茜邮局账目上的存额越来越少。该是我们出去找工作的时候了。我们俩都知道这个时刻迟早会来到。不过令我们沮丧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想到工作会改变我们的生存状况。我们需要相信，即使出去工作，也要使我们的爱巢保持完整。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工作会把我们变成傀儡般的生物——他们只拥有自己的一半生命，而且我们加入此行列会使自己慢慢僵硬，疏远对方。也许这是一种失败主义的表现。克兰茜开始阅读报纸中的就业栏。以前没有报纸的日子，我们过得很快乐。真是今非昔比:她坐在那儿,报纸铺展在她面前。我呆呆地凝望着她。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一个不必问的问题：“你在干吗？”
“找工作。怎么样？”
“要说找工作,那非我莫属。”我说着,用手指据了据胸膛。
克兰茜摇了摇头。“不。”她说。她舔了舔手指翻过一面。“你得精通绘画。你绝不应该半途而废，是不是？”她是说一不二的。
“我在这里游手好闲，也不许你出去工作。”我说。我感到自己正摆出一副愚蠢的姿态。
我们吵了一架一一克兰茜责备我背叛了理想一吵架的结局是,下星期一我们俩感到无地自容,都出去找工作了。
就业机会并不多，特别是对一个辍学学生来讲更是如此,不过临时性的、低酬的工作还是有可能找到的，我们要求也不高。克兰茜在大象和城堡附近的比萨饼店里找到了一份当女招待的工作。我曾去过那里，喝了杯咖啡。她穿着滑稽的白色工作装，头上戴一顶有黑条纹的白帽子，头发梳得像个护士。墙上挂着几幅仿意大利基调的壁画，这些壁画比我的仿高更画作更加拙劣。我注视着站在柜台边的克兰茜,想起了她在阳光中躺在床上的日子，想起了她在索福克浑浊的河里游泳以及她说“画我吧！”时的情景。当她把咖啡送过来时，我们互相招呼了一声：“你好！”那番场面好不寒心，
仿佛我们只是泛泛之交。
我在一家割草机制造厂找到一份工作。割草机的零件随滚动架送过来,你的工作是用一个像缆车底部钻头一样的机器去拧紧螺帽。你整天干的就是这活，它非把你变成低能儿不可。
三四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下班回家，疲惫不堪，沉默寡言，一个个晚上都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我们原以为,一下班，我们就可以把工作抛到脑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来。可现实并非如此。我们穿着一天工作下来汗渍斑斑的衣服回家,也会把工作带回家中。克兰茜仍在当泡沫咖啡的女招待,我继续拧我的螺帽。克兰茜一回家就软躺在床上，我一回家就呆呆地望着窗外。工作似乎是个令人羞辱的过程。我望着那片废墟。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它，甚至还把它当作快乐的风景。我原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了一切，但如今塔区和废墟正在把我们包围起来。我努力保持愉快。我大声朗读书上的诗，我向克兰茜解释我将如何完成壁画。但她没有听我说。她似乎不再关心我的艺术才能。她似乎只对她伯伯的信感兴趣。信一到，她就迷迷浑浑，依依难舍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可她不让我看，仿佛是故意让我嫉妒。
有一次，当我正在翻阅《十四行诗和抒情诗》时，我看到一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诗。“喂,”我说，“听听这个。”然后我大声朗读起来。
甜蜜的索福克猫头鹰,装饰得如此整齐
身上的羽毛宛若快乐的女士……
我心想她会喜欢它的。
她突然从我手中一把夺过书，把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书在锌盆旁边的水槽下落地。那是本精美的硬皮书，而且书的主人甚至并不是我。我看着书芯从书脊中掉出来。
“瞎扯！书上所有的诗全都是瞎扯！全是矫揉造作、无中生有的瞎扯！”
她满怀恶意地说着这些，我立刻相信了她。满腔的喜悦顿时破灭了。
“就像那些画，”她说着站起身来，指了指画，“它们也是瞎扯。故作多情、装模作样、毫不入流的瞎扯！甚至画得也不好！”
我马上认清了我的塔希提少女——每一位塔希提少女都是未来的克兰茜一的真实面目：她们是身材矮胖、双腿僵硬的无名之辈！就像四岁孩童的幼稚画。
“瞎扯，胡闹，尽是瞎扯！”
然后,她哭了起来。我试图安慰她，被她一把推开了。
现在已过七月中旬，一切都在变坏。而最糟的是，我意外地被一个装有沸水的平底锅烫了，伤得很重。
事故在不经意中傻乎乎地发生了。由墙架托着的放煤气灶的壁架有点摇晃，且墙架固定在灰泥中的螺丝松弛了，很容易坍下来。我们都明白壁架掉下来就有危险。我不止一次对克兰茜说我会把它固定好的。有一天，我们正在做奶油鱼蛋饭，克兰茜往平底锅中倒水准备煮饭,我正弯腰往垃圾箱里扔东西。垃圾箱在煤气灶的左边。克兰茜突然喊道“小心！”，只见一大块灰泥从墙上掉下，左边的墙架仅靠螺丝支撑着,在空中摇晃。我不是理智地躲开,反而伸手去握住那壁架。正巧此时墙架掉下来，平底锅里的沸水溅在我手上。
我痛得在屋中乱跳，克兰茜喊着叫我把手放到水龙头下面。“用冷水泡一下！这是最好不过了！”她说道，努力保持冷静。我知道她是对的,但开始我不想这么做，我想不理她,我想大声地吼叫，我想咒骂她、吓唬她,以此来报复她揶揄我的画。
“滚开！滚开！”我手舞足蹈地说。
“水龙头！”克兰茜说。
“去你的！去你的！”
开始的时候我痛得不得了,然而这疼痛与一个小时后开始并持续了数小时的疼痛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我两腿分开，跨坐在水槽旁的凳子上,手臂浸泡在冷水中，我的前额贴在水槽边上。克兰茜不断地换水，用湿海绵擦洗我的上手臂，因为刚倒的冷水过不了一会儿就变热了。伤口不止是痛,更糟的是,我开始颤抖、呕吐,克兰茜在我肩上披了条毯子。同时，我们又默默想到，可能我烫得很重，需要接受正规治疗。这让我恐惧、惊愕。我们不光担心去医院可能会被人发现一其实我们去工作时已有这种担心，更重要的是，去就医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无奈和无能。迄今为止，我们独立自主，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工作，都是自愿自择的,即使很难的事都办得到。没有任何事情让我们感觉是不能靠自己生存的。
“我害怕。”克兰茜说。
“没事，我会好的。”我说。我把脸靠在潮湿、光滑、坚硬的水槽面上。“我不要去看医生。”
克兰茜用海绵给我揩拭手臂。
“我不是有意要嘲笑你的画。真的,更不是有意把书扔到墙上。成只是心情抑郁。”
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这样坐着:我无力地倚在水槽边，克兰茜不断地给我揩拭。疼痛让我无法入睡。每次我的手从水中拿出来，我都感觉它们好像再次被烫伤。克兰茜叫我别担心，还时常用手紧紧握住我的肩。我们听着火车驰过的隆隆声以及公寓里千奇百怪的噪声。大约到了四点钟，我们才设法入睡，克兰茜在锌盆里倒了一半水，放在床边，这样我就可以侧躺在床上也能把手浸在水里——但是我没有睡着。克兰茜搂着我，依偎在我身边。我感觉到她很快就入眠了。我想:尽管我疼痛难忍,尽管工作糟糕，尽管这一切，我们现在比前几星期更快乐、更亲密了。
早上，我的手上出现了许多珍珠般的大水泡。除手指幸免劫难，手掌、手腕和部分手背简直惨不忍睹。疼痛减轻了，但只要稍稍一碰着或者弯一下手腕，又会马上痛起来。克兰茜起床,去药店，买回各种各样管状、瓶状的药，其中有种色似蜂蜡的、厚厚的、黏滑的乳液。她给比萨饼店打了电话，解释了不能上班的原因。尽管我能弯动手指，但不能合起长有水泡的手掌。克兰茜得用勺子喂我吃饭,毫不夸张地成了我的双手。我知道烫伤最重要的是不让长水泡的地方受感染,应暴露在空气中让皮肤自然修复。所以我们避开直射的阳光，坐了两天。我的双手伸展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对令人厌恶的展览品，
等待水泡瘪下去。一切都像我们最初逃跑,找到房子时一样。
“它会留疤吗？”克兰茜问。
“可能吧。”我说。
“我不在乎
“那好。”
“这还不是最糟的。”
到了第四天，克兰茜回去工作（我坚持她应该这么做——此时我已能握住勺子，我真担心她再不去上班，就会失去工作）。即使在这个时候，夜晚也有些特别。它们不再是最近那种单调、烦燥的夜晚。女招待工作一结束，克兰茜就会回来，只是为了看看我的双手。我的伤成了某种联结我们的纽带。我们谈论我的手，对它大惊小怪，好像我们有个孩子似的。当伤势慢慢好转，我们不惜对我烫伤的手开起可憎、夸张的玩笑来。
“水泡会爆裂,脓液会满房间乱飞。”
“它们会枯萎，变得一文不值。”
“它们会腐烂、发霉,必须切除一然后你就成了独臂汉一一我就不再爱你了。
我当时想:当我的手好一点的时候，当我不再是个残废人的时候，这一快乐就烟消云散了。
虽然一星期后手不再很痛了，但大概过了三个星期，皮肤才完全愈合，结实起来。在这期间，我整天闲坐在房间里。每天晚上，我注意到克兰茜心情抑郁,注意到她又变得疲惫，爱抱怨。她自己也发觉了，想千方百计地克制自己。有一次，她又带了黄纸包回来。那是一本书——《十七世纪爱情诗》。她在午休时特意去买来的。
“整天一个人坐在这里很没劲吧！”
当时我们已把床移到了窗台下。我们不想再移动它了。我经常靠着金属床头坐着，望着窗外，像躺在阳台上快死的人，向世界看最后一眼。在那些漫长、炎热的日子里，我想起了很多事——譬如赫里克和克拉肖的片段;想起了割草机制造厂，也许现在某人已接替了我的工作，也许谁也不会知道我曾在那里干过;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克兰茜的父母，不知他们真的替我们担扰，抑或已将我们忘却。克兰茜很久没收到伯伯的信了（通常她一星期收到一封）。这让她焦虑不安。我想象他正坐着，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他阳光照耀着的轮椅里。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关心克兰茜和我们的私奔:也许那只是一个无法走动、疲倦、半痴的老人荒谬、浪漫的想法。也许，在他情绪高昂时，他只是为了克兰茜而说了谎。因为他毕竟病得太重了，人太疲累了，顾不上关心他人。我想起克兰茜说他很有钱。我不相信。在乡间，有大房子的人的钱历来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都用来还债或纳税了。无论如何，这笔钱让我很不舒服。我越想越疑惑。我发现自己已不能想象果园和有堤坝的河流。我甚至开始怀疑克兰茜的伯伯和他的房子根本就不存在。它们也许只是克兰茜虚构的产物,不过是一种刺激而已，就像她父亲想象自己是贵族后裔一样。
我读着克兰茜给我买的书——洛夫莱斯、萨克林、罗切斯特伯爵——但我的注意力却四处飘游。我变得易激怒、阴郁。我必须把手放在塑料袋里面坐着，否则苍蝇就会嗡嗡飞过来，停在我那裂开、长满水泡的皮肤上。每当要翻书页时，我必须把手拿出来，赶走苍蝇，用手指尖翻书。简简单单的事情变成了复杂的特技。我坐着思量着自己荒唐的处境:手放在塑料袋中,人囚困在床上，伴着推土机的轰轰声,读着洛夫莱斯的诗作，被那幅无法完成的画作（墙上还有许多空间可画）所包围。从这里，思维又跳跃到更大的谬误。我们在伯蒙德赛这该死的公寓里到底干什么来着？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
“你让阳光把书皮晒卷了。”
克兰茜进来了，带着那张疲惫不堪的服务员的脸。
“我知道,”我说，“对不起。”
我经常凝望路对面的学校。早上和下午，孩子们进进出出。在课间，他们蜂拥着跑到操场。临近他们放暑假时，学校关闭了。拆迁工人要过来了。透过一扇高大的窗户，我可以看见对面比我们房间稍低的教室。老师站在黑板前，但是由于窗户很高，我看不见班里坐着的学生，好像只有老师自个儿在讲着课，做着手势。我注视着他挥动手臂，拉高嗓门，努力地跟无形的学生作交流。我真替他难过。他使我想起博伊尔先生。他现在居然还给五年级学生讲西德尼和斯宾塞。当今的学生对洛•史都华和査尔顿•艾斯莱蒂克更感兴趣。我感觉好像离开学校很久很久了,其实才一年。我想起了校园里的老朋友。我在想:他们目前在干什么呢？有工作吗？我想起了艾迪。自从我对诗产生兴趣后，他就不太理我了。我思忖着在北爱尔兰到底有没有皇家炮兵部队。我不知道艾迪坐在福尔斯路德的装甲车中会不会想起博伊尔先生。
七月的第三个星期，学校关了,操场里的喧闹声也随之停止了。紧接着市政篷车出现了,来把室内家具一一运走，厨房里的某些设备被拆卸了下来，旧的垮掉的桌子堆放在操场上。随后，篷车开走了,甩下这座学校,像废墟中被遗弃的堡垒。我问自己:这些小学生关不关心学校将被夷为平地？有时，我见他们在废墟上玩游戏，在垃圾堆中找东西，放火，被工人们赶走。
有一天，大约是学校关闭后的第二个星期吧，学校操场上出现了两个男孩。他们东走走西逛逛，眼瞅着这成堆的桌子，窥视着低屋装有铁条的窗户。我纳闷他们究竟是怎么进去的。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第三个、第四个男孩的头出现在左边角落的操场墙壁上，此处与教学楼相毗邻。墙上的铁丝网有块地方好像松了,可以往后举，从下面挤进去。虽然围墙足足有十英尺高，但是踩着堆积在角落里的桌子，连十一二岁的男孩都能爬下来。一会儿工夫,就有五个男孩穿着避遢的牛仔裤和T恤衫在操场上闲荡。
他们的第一个本能是搜查一切东西。我看他们想通过操场大门冲进教学楼,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捡起市政工人扔下的几根管道，用它们捅起窗户上的金属格柵,开始砸玻璃。他们也用管子从操场上挑起大块大块的沥青，向上面的窗户猛烈掷去，发出的声音被淹没在拆房的巨响中。有个男孩爬上了紧靠学校围墙的一间小厕所的屋顶。凭借排水管，他试图直达三楼的窗户。当他意识到这样可能会被街上行人发现时，便又爬了下来。然后他们自己动手拆起这两间厕所来——用轻薄的预制材料搭成的简陋临时小屋，屋顶是用有波纹的石棉铺就的。
我不知道破门闯进公寓，并点燃楼梯上的垃圾的那帮孩子是否就是他们。第二天，他们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第四天，又来了。这太奇怪了，他们居然又回到学校，如同获释的犯人又自愿回到监狱。他们把厕所的东西统统搬出来，让蓄水箱、抽水马桶、锈迹斑斑的小便池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就成了污秽躁狂行为的主题。他们开始乱砸堆在角落里的桌子。有一天，我看到他们正在扔一个软绵绵、黑乎乎的玩意儿。那是他们在沥青地上发现的。他们一边狂笑着，一边把它猛地投向别人的脸。我认出那是一只长着烟灰色羽毛的伦敦鸽子。它肯定最近才展翅飞进操场来安息的。他们一直扔来扔去，直到其中一个拾起鸽子的羽翼,把它高高举起猛地一拉,翅膀在他手中掉下。他们全都笑了。然后他又同样地处置第二只翅膀。接着开始了一场疯狂、盲目的足球游戏。他们尖叫着，把鸽子尸体踢过沥青地，一遍遍地踢向围墙。鸟由灰色变成深紫红色。一个男孩不小心把它踢出了围墙，似乎谁也不愿意去捡。游戏到此结束了。
这是第三个下午。玩完鸽子游戏后,他们无精打采，没了生气。他们百无聊赖地坐在裂开的沥青上，伸着懒腰，然后用拇指挖团沥青乱扔。骄阳似火，他们像高墙里真正的囚犯,无所事事，垂头丧气。我想:他们玩够了，该离开了——他们的老操场没什么好留恋的。
但是他们没有走。第二天早上，他们又来了，似乎隔了一夜他们作出了某个决定。他们拿着镐、铲和长柄叉。这些东西也许是从某个工地上偷来的。他们在操场的右角落附近开始了一场讨论。他们看看地面，用脚测量一条条想象的直线。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举起镐,开始劈砍沥青。起初，他的动作很笨拙,尽管我身处制高点，但要想看到全景并不容易。旁边的围墙将他们部分地遮掩了。很显然，他们是在挖洞。当一人放下镐想休息片刻时，另一人会接过去继续干。不时有人用铲子刮去掘起的沥青和泥土。空闲的坐在旁边，专心而沉默地看着。
我不明白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到了中午，洞挖得齐肩深了，一大堆土堆在了沥青上。两个男孩离开了一下，回来时带来了别的工具一一泥铲、园艺叉和一个水桶。刹那间，我恍然大悟。他们是在挖隧道啊。洞离左边围墙约有七八英尺远。如果继续往前挖，再挖大约同样的距离，他们就可以在那一小片三角形草地上钻出来——此时,草已枯萎或被太阳烤得奄奄一息。草地上躺着一条孤独的长凳。
我看着他们整整工作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早上。他们挖到一个棘手的地方:为了能水平掘过围墙，必须转变洞的角度。为什么要挖洞呢？难道是在玩游戏吗？在他们脑海中，是不是已经把操场变成了有武装警察和看门狗巡逻的监狱？如果这只是个游戏,那么，他们的任务显然太艰苦繁重了;可是,如果它不是游戏，那就太荒谬了:他们是想自由自愿地逃离已经进入的地方——他们完全可以离开的。突然，我希望他们能大功告成。
“你看，克兰茜——”我说。克兰茜已下班回来。她手中拿着一盆酸乳酪。她坐了下来，剥去锡箔纸,开始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条隧道。”
她望着窗外。“什么隧道？”她只能看见操场上成堆的泥土。
她弯腰舔着酸乳酪。
“隧道。孩子们在操场上挖隧道。”
“他们真傻。”
我没有解释。如今,晚上我们不太说话。两人交谈好像挺费力的。
好几天，我看着他们挖呀挖。我忘记了我的手、我的愤怒、我的不中用。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埋头苦干的目标——围墙右面的那片草地——然而他们自己却看不到。我像神一般地审视着他们困苦劳碌，但是很多我也看不到。我不知道隧道进展如何——我只能看到一堆堆泥土越垒越高，只能看到有一个男孩从洞上冒出，气喘吁吁的，满身污泥，另一个男孩顶了上去接着干。我开始为他们担扰起来。这个洞会不会坍塌？它有没有挖得足够深，可否通过围墙的地基？他们挖掘时怎么呼吸，怎么送土？不过我能不时地瞥见让我释怀的东西:一块块零碎木头——支离破碎的书桌和拆卸下来的厕所零木——被用来支撑洞顶，还有几节软水管，一只手电筒，绳索顶上的塑料袋。他们在沥青上用粉笔标出宽阔的通道，作为预设隧道路线。线路上面显然不让站人。他们的机智、他们的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记起了他们在操场上踢鸽子的事。可我担心别的什么事也许会跟他们作对。他们会挖到煤气总管道而被迫停止吗？他们会因为疲惫不堪而半途而废吗？即使他们克服这一切困难，市政人员或拆迁工人会不会在他们完工前赶到？我越想这些事就越觉得他们真的想逃跑:有一股阴谋势力正在与他们较量,而与此同时这些男孩子自身具有某种针锋相对的抗力。
我真的不愿想象他们败下阵来。
我对克兰茜说：“我的手很快就会好了。”
“哦——真的。那太好了。”
“本来会更糟的呢。想想也是，现在还算好，没有发生更糟的事情。
“对——我们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
现在我们各自为政，囚缚在自己的天地中。克兰茜整天在比萨饼店里挥汗辛苦，或者苦思冥想她伯伯和他未回的信函，而我则整天沉迷于隧道。
快到八月中旬了。阳光依然普照大地。克兰茜有时带回家的晚报上说有旱灾,得控制用水。人们在抱怨天气不好。如果夏天阴雨绵绵，他们也会同样抱怨的。学校附近的那块三角形地上的细草变枯泛黄，地面变硬、开裂。我目不转睛地盯视着这片土地。我期望这些隧道工能随时破土而出。操场角落里的挖掘者们仿佛日渐兴奋起来。这一时刻逼得越近,我就越是夸大他们被发现的危险。我多么希望市政人员再拖延一天。我想起挖掘的艰难。他们埋在地下，头顶着坚硬的火烤般的表土。
一天下午，它终于发生了。真奇怪，它说发生就发生,没有丝毫的声张。突然,一片裂开的泥土在离围墙表面大约只有五英尺之处像盖子一样被掀起。一把小泥铲往上一捅,稍停片刻，泥土盖摇动，崩裂，然后一只手和一个头伸到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好像出现在一个新世界中。他的脸上挂着平静的喜悦。他仿佛没有躯体似的，在地面上躺了一段时间，他气喘吁吁，咧开嘴笑，然后发出胜利的叫喊。我看见在头后面拖出肩、手臂、身体。四个在墙另一边的男孩一个个消失在洞中，又挣扎着钻出来出现在三角形草地上，似乎没有人看见他们一一车辆毫不理会地疾驶而过,推土机哀诉着，轰鸣着——仿佛他们遁形变样了。他们把自己身上刷干净，而且像攀上山峰的登山者——互相握手。然后他们一溜烟地跑开了，跑向邻近的小街。他们穿过门窗都钉着木板的商铺和空荡荡的排屋。他们互相拥抱,欣喜若狂地在空气中挥舞着拳头。
大约一小时后，克兰茜进来了。
“克兰茜,”我说，“克兰茜,我有事对你说——”但她向我挥舞着信封，一个有黑色字迹的狭长白色信封。她的脸奇异地狂躁激动,要么是高兴,要么是不安。
“你看。”她说。
“克兰茜,克兰茜——”
“你瞧这个。”
她取出信，把它放在我面前。信头是伊普斯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信以吊慰开始，提到克兰茜伯伯的“不幸去世”，仿佛这一切在克兰茜意料之中。信中然后说到“我已故的委托人的特殊机密指示”。其梗概是克兰茜的伯伯已去世,由克兰茜继承他的大部分钱财,但在她二十一岁前这笔财产应由人托管。遗产的确切数目说得很模糊，很谨慎。还提到未清账款,但要求尽快与克兰茜见面。
“嗯一有什么想法？”
“很遗憾。”
“遗憾？”
“为你伯伯深表遗憾。”
我们四目相视，默默无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把克兰茜的手握在自己那还未完全愈合的、凹凸不平的手中。
我说：“克兰茜,你明天休息。我们出去吧。我们坐火车到乡下去，好好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