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京都木屋町的片场里，一位赌场女庄家俯身理筹码，导演要求她的眼神像夜色一样倔强，这段影像被收进东宝的胶片档案，如今仍能看出昭和末年的都市焦虑。
镜头往回跳到1886年，东京花街的花魁抬高木屐游街，幕府废止已二十余年，但旧城照旧依赖这类“行事”维持商铺人气，警视厅的取缔令总是来得慢半拍。
1900年春天，浅草的一群歌姬围在一个男东家身旁，据《风俗画报》记载，她们要在夜场翻唱军歌以迎合新兴资产阶级，工资却仍参照江户时期的等级制度。
同年秋天，札幌摄影师久保田留下一张和服女子伏案写信的照片，纸面压着细竹尺，那大概是她给夫君报平安的家信，也折射出北海道殖民地学校推行女子识字运动的成果。
时间跳到1921年，神户第一高等女学校的学生身着深靛袴，一手提书，一手抓着校门口的栏杆，据兵库县教育会的年报，她们的课程首次加入化学实验，实习时却仍被要求戴白手套以示淑女风范。
1932年的大阪，女教师与女高中生在操场站成一排，中日关系紧绷，她们得背诵《国体明徴声明》，校内却悄悄把英语会话课恢复到每周两节，校长在记录里写着“应付大局亦需外语”。
1935年东京女子大学的学生穿着改良和洋服，午后排队进入图书馆，校史提到她们争论过“女性是不是可以攻读经济学”，在当时看仍属冒险话题。
1947年的女子高等学校里，战败之痛尚未消散，老师让学生朗读占领军提供的《民主宪章》，有研究认为正是那年，女生首次可以正式参加地方议会的青年体验日。
1953年东京上野的超市里，一位妇女推着铁制购物车挑选进口罐头，这家店在财务报表上自称拥有“每周8000名会员”，消费社会把战后的拮据悄悄冲淡。
1963年日活的一部黑白电影出现纹身女子，她站在屋檐下，导演刻意拉近背上牡丹纹样，这是对战后黑帮文化的谨慎引用，审查机构当年只同意在午夜场上映。
1968年的片场女庄家旁边，几位灯光师悄悄讨论纹身图案，话题延伸到“多半起源于江户冈崎的消防队”，这段对话在幕后资料里留下零星记录。
1970年的横滨港，摄影师在码头捕捉到一位身着棕色西服外套的女子，她的手腕缠着细致纹身，旁边的海报写着“开港一百一十周年”，也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把国际贸易与亚文化并置。
同年东京的另一间屋子里，一位女孩接受纹身师的针刺，师傅引用“从1926年的布朗克斯到30年代的英国再到1946年的日本，女性用墨水装饰身体”的资料来安慰她，这句话后来被记在《纹章史料集》中。
1973年的电影里，女主角握着旧军刀，导演希望她“像失去故乡的武士”，这其实是对明治末年女剑士传说的再演绎，评论家提醒观众不要误以为那是常态。
1975年长野县的乡野，摄影师拍下站在木屋前的农村女孩，她脚边堆着刚砍下的柴，村志写道她家的收成只够交换盐巴，农村和城市女性的选择差距在那一刻被定格成鲜明对照。
时间再跳回1920年的横滨演武馆，一位少女穿着白底和服被称赞“像早开的樱花”，更确切地说，那是战争前对女性温婉形象的模板，十多年后才被新女性运动打破。
1902年的横滨码头，几个纹身相扑选手与一位端着茶壶的和服妇人合影，地方志把这称为“港湾巡回宣传”，几位力士丰腴的手臂和她纤细的手形成意外的平衡。
1870年的仙台，仍保留武士身份的年轻人穿着陆奥式甲胄，旁边的地方官员试图说服他们放下刀剑，记载里说“有人偷偷去学校旁听”，这成为后世讨论社会流动的素材。
1860年的江户摄影馆，还能看到全副武装的武士向镜头试探性地微笑，照片上镌刻的金属胸甲后来被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据策展笔记推测，那套甲胄在幕末已属古旧。
1926年纽约布朗克斯的纹身展讯，通过照片传到日本的杂志社，昭和初年的“文身女郎”专栏因此走红，等到1946年东京重建时，女性纹身被某些社论视作对个人自由的新宣言。
1951年，生于1933年的若尾绫子作为大荣的第五期“新面孔”签约，她很快出演描绘职场女性的影片，“导演要我把笑容收敛一点”，她在访谈里这样回忆，那段经历奠定了战后影坛对女性角色的再塑造。
1981年的京都祇园，一位穿松烟色和服的女子端坐于榻榻米，摄影师记录下她沉静的神情，文化评论家说这类构图展示了“传统皮相与现代职业姿态的并行”，也提醒外界不要简单把和服等同旧时代。
据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文献汇编，日本女性在纹身、受教育、参与消费社会的历程里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城乡之间、银幕与现实之间，映照出多重路径。
回到1968年那个赌场的片场，同一个取景地后来被改成商业写字楼，楼下的便利店偶尔播放若尾绫子的老电影，霓虹灯光里仍可辨认当年女庄家冷静的侧影，那似乎在提醒我们，历史的镜头不会替任何一代人定型，却会把她们的选择一并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