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理松
不知从何时开始，各种“之最”的评比、排名活动层出不穷，充斥各行各业、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最佳”“最美”“最具竞争力”等等。不达“之最”不罢休，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挣不脱、甩不掉的价值理念。
本人所在的城市，每天都有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之最”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最佳文明城市”“最具发展潜力城市”这些整体性的荣誉称号之外，还有许多具体的“之最”正在打造和争取之中，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最”，莫过于正在建设之中的中国最高大楼，其规划设计高度为636米，超出目前中国最高大楼上海某大厦4米。然而，就在这座“之最”大楼渐渐长成之际，另一项“之最”与其发生了冲突：本市机场的客货吞吐量要达到中部“之最”，其净空管控区域扩展，要求正在建设中的这座“之最”高楼只能控制在500米以内，好不扫兴！
最高楼房限高之利弊得失，自有评说。审视评比排名的功效，能否客观公正评出“最佳”，比出“之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其激励作用不可否认：增强单位和个人的自我认同感，使行业和同仁之间学有目标，赶有标兵，超有对象，有利于营造奋发向上的事业氛围、社会风尚。
但是，评比也好，排名也罢，倘若将这些激励手段做成了目的，即仅仅为了“之最”的自我认同感、虚荣心，引导大家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手段去争夺，这“之最”的性质与味道，就变得与其评比的初衷不相吻合了。
就“之最”评比活动的参与者而言，如果为了获得奖项，将“之最”的美名收入囊中，不惜拼凑虚假素材，编造不实业绩，或不择手段四处拉票，其得失选择，并不一定明智。这些单位和个人为沽名钓誉，在与他人或明或暗的竞争与攀比中耗费精力，浪费资源；在与“对手”的相互较劲中损害社会关系，扭曲社会心理；即便“之最”的荣誉到手了，也往往可能是徒有其表，别人并不一定从心底认同，何苦！
美国著名记者保罗·罗伯茨在其新著《冲动的社会》一书中，以大量翔实素材和事例，深刻剖析了当今社会美国人自我意识膨胀，在不停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反而迷失了自我；由于缺乏自我满足的内在生活，人们转而追求一些外在的替代品，即越来越渴望别人的认同。当今社会的中国人，何尝没有这种心理倾向：渴望各种不切实际的荣誉，希望自己与众不同，成为这样那样的“之最”，其实就是这种过于强调自我、同时过度依赖外界认同的矛盾心理作怪。
当然，“之最”评比的合理性，也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之最”本身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客观存在，并不一定非得以较大声势、施以某种殊荣，诱使人们不择手段，头破血流地去竞争。如前所述，某市机场客货吞吐量在中部的“之最”，与在建某高楼的规划高度“之最”，都是客观存在的，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去评比；其必要性孰重孰轻，当然只能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来比较。既然如此，把那座在建的全国最高大楼降降高度，以适应航空领域的需要，本在情理之中，不必过于扫兴，更不用扼腕叹息。
（作者系退休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