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7年的重阳，长安城外的秋风卷着碎金般的落叶，打在二十岁的王维肩头。这位来自蒲州（今山西永济）的青年，已在长安漂泊两年，为求仕途功名，把故乡的黄河涛声、鹳雀楼的剪影，都藏进了案头的诗卷里。这日晨起，街市上飘来茱萸的清苦香气，酒肆里传来“遥知兄弟登高处”的诗句，他才猛然惊觉，又到了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重阳，而此刻的自己，竟成了千里之外的“异乡人”。
提笔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时，王维的笔尖或许带着颤抖。他想起往年重阳，兄弟们总要爬上蒲州城外的中条山，年幼的弟弟会摘下最红的茱萸，往他鬓边插得歪歪扭扭，父亲则在山巅斟满菊花酒，笑着说“登高能望远，更能忘烦忧”。可今年，山巅的身影少了一个，长安的街巷再热闹，也填不满心头的空落。
让人好奇的是，生于山西的王维，为何在诗中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落款却似在“山东”？这并非他记错了故乡，而是唐代的“山东”，与如今的山东省截然不同。
在唐代，人们以崤山（今河南三门峡一带）为界，将国土分为“山东”与“山西”。崤山以东，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大部，以及山西南部的部分地区，都被称为“山东”；而崤山以西，主要是关中平原（今陕西一带），则为“山西”。王维的故乡蒲州，地处黄河东岸，恰在崤山以东的范畴内。他年轻时客居长安，长安位于崤山以西，属于“山西”之地，因此当他思念故乡的兄弟时，从长安望向蒲州，便是望向“山东”的方向。
彼时的重阳，早已是中国人心中重要的“团圆节”。早在战国时期，《楚辞》中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的记载，到了唐代，重阳节俗已十分盛行——插茱萸辟邪、饮菊花酒养生、登高望远寄情，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尤其对于游子而言，重阳更像一面镜子，照见自己的孤独。王维在长安，看着街上行人三三两两，或携家带口登高，或提着茱萸香囊匆匆赶路，耳边满是乡音，却没有一句是对自己说的，那份对兄弟的思念，便愈发浓烈。
他想象着，此刻故乡的兄弟们，定是如约登上了熟悉的山岗。或许大哥正扶着年迈的母亲，二哥在给年幼的弟妹分发茱萸，大家说说笑笑，忽然有人发现，往年总爱抢着插茱萸的王维，今年却不在场。山风吹过，茱萸的香气飘向远方，就像他们的牵挂，越过黄河，越过崤山，飘向长安。
“遍插茱萸少一人”，看似写兄弟们的遗憾，实则藏着王维的愧疚与思念。他在长安为功名奔波，却错过了与家人的团圆，一句简单的诗，道尽了千万游子的心声。而“山东”二字，不仅是地理上的方位，更成了他心中“故乡”的代名词——那里有他的兄弟，有他熟悉的山水，有他无法割舍的牵挂。
如今，千年过去，“山东”的含义早已改变，重阳节的过法也多了些新花样，但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却依旧在每个重阳被人吟诵。当我们登高望远，闻到茱萸的香气时，总会想起那个在长安街头思乡的青年，想起他笔下“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共情——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山东”“山西”的界限如何改写，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永远是跨越山海的共鸣。
或许，王维当年写下这首诗时，并未想过它会流传千年。他只是在某个秋风乍起的重阳，把心底的牵挂凝成了二十八个字，却意外道破了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感：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处，每逢佳节，心头最惦记的，永远是那些“遍插茱萸”时，会想起你的人。而那片被称为“山东”的故乡，早已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藏在诗句里、刻在血脉中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