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午后总是明晃晃的。那天，汪东兴坐在窗边，心头却浮起了不安。他抬眼望出去，正看见前方一派忙碌景象——工地上，半空中的钢筋和吊车、大喇叭里断断续续的号子声。北京饭店正盖到一半，阳光底下工人汗如雨下。就是这么一个寻常画面，他却越琢磨越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回头看了眼刚沏好的龙井，几乎忘记去喝。站在中南海的窗口，他发现：隔着那几层钢筋水泥，居然能把工地上的动静瞧得一清二楚。想到这里，他的眉头就拧成了一团。如果对方从高楼上能看到这儿，那这地方还有没有私密可言？别说机要事务，连吃饭都让人觉得尴尬。他当下就按下了电话，连声带着点湖北口音地催：“这楼，赶紧停下来，不能再往上建。”
按理说，这儿的每一块砖都得算计着来，尤其是北京饭店，不光是个简单的招待所。那年头，国家正想着同世界打交道，哪怕吃顿饭、住个店，都代表着中国的脸面。可也许正因为事事新鲜、进步太快，安全上的小漏洞就容易被忽视过去。其实类似的事儿，1950年代也发生过。那会儿长安街改造搞得热火朝天，某栋刚完工的大楼上头装了不少西式落地窗。偏偏有次某位特别重要的客人路过，随行警卫留神留意，才发现窗户能直对外交大使馆楼上。情报部门事后分析，一场误人子弟的风头险些成了国际笑柄。没成想，十几年后，这种老问题在北京饭店又冒了出来。
汪东兴不光是凭着那双眼睛多看了一眼。他的警觉，其实是多年经验堆出来的。还记得有一年，毛主席喜欢带着身边工作人员到玉泉山散步。回程途经某处，汪东兴突然发现前方围墙下聚着一群老百姓，个个 craning their necks 往里瞅。他没说两句话，立刻让人调来了布帘和木板，硬是赶在主座到之前做了临时遮挡。其实小风小浪常有，可在这位老秘书眼里，安全从不马虎。
他去北京饭店工地那趟，是自己亲自登的楼。站在14层风口上，放眼望去，庄严的中南海，连哪些院子能晒被子、哪处屋顶落鸽子粪，都一清二楚。甚至主席书房的方向，也逃不出楼上这双肉眼。后来他形容说：“上面能看到的东西，比我们自己楼下还多！”那一刻，他心里凉了半截：要真有心人住进这饭店，光是用望远镜，就算不上泄密的。
所以停工一声令下，建楼的师傅们直挠头。“这不是快完工了吗，怎么说停就停？”那年头，很多设计是苏式教学推演出来的，工程师们觉得自己方案合理得很。可当副总理召集紧急会上，汪东兴把站在楼上看到的照片一摊开，大伙立马明白，原来“上头人”考虑的，是一盘更大的棋。
楼已经有一半盖好，推平？浪费了。留下？那安全谁负责？正为难的时候，周总理拍了板，主意倒是不俗：不拆，但高出10层以上的地方，全部封死。窗户变成实墙，任何人都别想往外一窥究竟。师傅们照着干，却刚干了一半又叫停。这下连做工的都习惯了，只能拍拍手上的石灰，跟着等下一步消息。
后面还是建筑专家使了新招——在饭店对面起个屏风大楼。听起来简单，实际上要照顾光线、风水、整体视觉，又不能太破坏城市形象。比起那种一刀切的方式，这主意算人性多了。大家松了口气，终于能让首都的招待所既大气体面，又不至于让“家底儿”都晒太阳底下。
北京饭店盖好以后，外面看着体面，里头故事可不止一两个。举个不那么远的例子，1978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来访。他进饭店时，为厨房后场那道“松鼠鱼”赞叹不已——说这里就是中国人待客的风骨，在“味道”里头最能看出一个民族的气度。不出几年，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头回被安排下榻饭店，晚上回来一打听，原来就近能请外宾吃到四道风格最正宗的地方菜，满意得很。
还别说，这楼的气派劲跟后来申奥也还是沾了点边。2000年奥运会申办时期，国際奥委会来中国考察，审饭店的时候没挑出啥大毛病，反倒夸了一句服务“有温度”，气氛不像外国五星级酒店那般冷冰冰。那年，几个老员工说，饭店的行李间晚上能闻到槐花香，客人开窗还能看见春节后院里腊梅撑得正旺，那气息，老外哪里见过？
到了2008年，北京饭店仿佛又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奥运会运动员和各国代表云集于此，谁都没注意过，从他们住的窗户望出去，只能见到林立高楼、街头灯火、还有永远关着的那一面高墙。而那堵墙，多少堵住了一分窥探，却也保全了一个时代的体面。
我有时想，如果没有汪东兴那天的“多看一眼”，也许北京饭店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人们忙着走进走出，饭店门前出租车等得一溜烟，但历史留在这里的痕迹，不止是砖砌的纹理，还有那些一时的犹豫、警觉和被改写的命运。
日子过去，广场潮水一样的新事旧事，没人再说起当年谁为了一扇窗、一道风景闹得半城风波。可谁又能想到，一栋饭店，竟能折射出这座城市最隐秘的焦虑和希望？这大概也是北京人的“骨头”，是小心，也是底气。你说，历史最后会记住汪东兴吗？还是只记得那道挡住视线的屏风楼——没人能说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