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5年8月17日，雅加达附近一处不起眼的小屋里，苏加诺在日本宪兵的监视下，用坚定的声音读出独立宣言。
那天早上，天气闷热，空气里弥漫着战后未散的火药味。
可没人注意到一个细节——宣言用的不是荷兰语，也不是日语，而是一种更为特别的语言：印尼语。
这语言，那时候其实还挺“新”的。
准确说，是马来语的一个现代变体。
可就是这门语言，成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项国家象征。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这事儿，还得从几百年前讲起。
1602年，荷兰人来了。
他们带着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印尼群岛上扎下了根。
那时候的印尼，还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成百上千个王国、部落、海上联盟拼接出来的松散地带。
爪哇岛、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语言五花八门，信仰也各不相同。
荷兰人并没有急着统治所有人，而是慢慢渗透。
他们靠贸易、军事和一系列精明的政治安排，把香料群岛变成了自己的“后花园”。
可语言这件事，他们一直没特别上心。
按理说，殖民者都愿意推广自己的语言。
可荷兰人不一样。
他们骨子里有种文化洁癖——觉得荷兰语是“高贵的”，不该跟殖民地的语言掺和。
再加上荷兰语学起来确实不简单，语法复杂，发音不顺，老百姓根本学不来。
结果就是，除了极少数受过殖民教育的精英，几乎没人会讲荷兰话。
那会儿，真正派得上用场的，是马来语。
马来语早在荷兰人来之前，就已经在商人、港口工人、传教士之间流通了。
它结构简单，用词直白，传播快。
荷兰人看得清楚，干脆顺水推舟——官方文件照样用荷兰语，但日常交流、基层管理、传教教育，全靠马来语。
到了19世纪末，印尼的教育开始有点模样。
不少荷兰传教士编了马来语教材，在学校里教授这门“实用语言”。
连殖民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依赖马来语办事。
有意思的是，这种“实用主义”反而让马来语在印尼各地扎了根。
尤其是爪哇岛之外，很多地区的年轻人，就是通过马来语接触现代知识、读报纸、听广播的。
1928年，雅加达召开了一次青年大会。
那是一场后来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会议。
来自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的青年代表，穿着各自民族的传统服饰，用略带地方口音的马来语，围坐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
有人提议，说：“我们需要一种共同语言。”
那天晚上，他们起草了一个誓言：
“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语言。”
没人提荷兰语。
也没人提自己家乡的方言。
他们一致决定——那个“共同语言”，就是马来语。
只不过，从那以后，它有了个新名字：印尼语。
这事儿刚开始，在荷兰人眼里不过是小打小闹。
可到了1930年代，印尼语已经通过地下出版物、学校课堂、清真寺讲道，成了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工具。
苏加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在演讲中频繁使用印尼语。
他说得不算标准，但句句有力。
他知道，这语言能把不同岛屿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让他们不再是“苏门答腊人”或“爪哇人”，而是“印尼人”。
二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印尼。
荷兰人被赶出了东南亚。
日本人倒是干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继续用印尼语做行政语言，还允许印尼人开印尼语广播。
这反而间接巩固了印尼语的地位。
战争结束后，印尼人迅速宣布独立。
荷兰当然不甘心，立刻发动“警察行动”，试图重新控制这片殖民地。
但时代已经变了。
印尼人不是过去那个任人宰割的群岛民族了。
他们组织了军队，建立了共和国，用印尼语起草宪法、发布命令、组织抗战。
1949年，荷兰正式承认印尼独立。
那个时候，印尼语已经不再是“马来语的一个方言”，而是印尼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苏加诺对语言问题始终重视。
他说得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一门能让每一个印尼人都认同的语言，不是殖民者的，不是某个民族特权的。”他的意思很明确——荷兰语不可能成为印尼的语言。
后来印尼语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今天的印尼，全国超过27000个岛屿，300多种地方语言，但印尼语的普及率超过90%。
从法院判决到学校教材，从国会辩论到街头交谈，印尼语贯穿始终。
而荷兰语，早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印尼教育部1980年代统计，全国掌握荷兰语的人数还不到100万，而且大多集中在老一代公务员和少数历史学院里。
在雅加达的独立广场，纪念碑下的石碑上，刻着印尼语版的独立誓言。
没有荷兰语，也没有翻译。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它。
参考资料：
Ricklefs， M.C.，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Since c.12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nderson， Benedict， 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Kahin， George McTurna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Alisjahbana， Sutan Takdir， Language Planning for Modernization： The Case of Indonesian and Malaysian， Mouton Publisher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