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的盐商，大多来自古徽州，从明嘉靖至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80名大盐商中，徽商就占60名。可见徽商在扬州盐商中的地位和影响。
扬州盐商缘何多为徽商呢？这要从徽商的起源说起。古徽州群峦阻隔，地少人多，自然资源匮乏，出产难以自给，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之说。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主，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 而且，徽商们特别懂得抓住机遇。比如明清时期推出的“恤商”政策，还有盐法改革，徽商们都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外出经商。
明代初期，对盐业经营的要求非常严格，当时规定，盐商销盐必须先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持引才可以销售。这种制度被称为“开中法”。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由于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清道光十年（1830）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当时扬州有名的徽州盐商就有有黄、汪、吴、江、程、徐、郑、曹、宋、鲍、叶等诸多家族。他们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 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徽商善于经营，他们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当时盐商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一般由资重引多，办事干练者担任。每年征课办引时，都将散商分别隶属于各总商的名下，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常常要与总商协商。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他们或夹带私盐，牟取暴利；或放贷资本，盘剥散商； 或以聚资捐输为名，中饱私囊。所以充任总商的人，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徽人就常占其四。乾隆时，徽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助饷。乾隆帝每次南巡，他都大肆铺张，出面接驾。清廷对他也屡次给予奖赏，并授以布政使之衔。有一次还特地拨给白银30 万两，以供他周转资金。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现象，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徽商的经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