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的盐商，是一个显赫的政治经济集团。两淮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朝廷的经济命脉，所谓“关系国库，最为紧要”。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是统治者特殊开支的来源；而盐商的垄断利益，又靠清政府的庇护，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至臣僚和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说盐商是官商并不夸张，从官督商销的体制、盐商的垄断地位，乃至官商一体的身份，都说明了这一点。
扬州的盐商以徽人为多。民国《歙县志》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占了一半比重。不在总商之列的，人数更多，成为庞大的徽商集团。徽商来扬州经商时间最长，根基也最深，非其他地方商人可比。近人陈去病《五石脂》谓：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这就是说，有些徽州大姓已落籍扬州了。扬州徽商经营的不仅是盐，还有茶叶、木材、典当业等，但主要是业盐，徽商几成为盐商的代称，其致富人数之多，财富之巨大，亦为他商所不可比拟。当然，其中也有大官僚利用扬州以业盐牟利的。如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学乾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这个项景元很有实力，1705年康熙南巡扬州时还破格受到接见。另一个扬州大盐商安麓村，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背景也非同一般，不过这些只是少数。
盐商的大量钱财，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不多，这一方面是他们还不可能意识到扩大再生产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也没有新兴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所以他们的财富流向，一是购买田地，作为固定资产；二是报效朝廷，谋求更好的地位；三就是供自己挥霍浪费。
盐商支持朝廷财政急需或特殊支出，从来是不遗余力的。康熙时因治河经费不足，扬州盐商“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乾隆五十一年(1786)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自动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朝廷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因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朝廷“输饷”，为此还得了个盐运使得头衔……盐商在皇帝身上也不惜本钱。乾隆帝首次南巡，扬州盐商捐二十万两银子为之修建行宫。又据记载，乾隆另一次南巡经扬州，游大虹园(今瘦西湖一带)时，指着一处秀丽的景色对侍从说：这里很像京里的“琼岛春阴”(即北海)，可惜就少一座白塔！八大总商之一的江春听到这个信息，花了一万两银子买通了皇帝的侍从，得到了白塔大致的图样，立即“鸠工庀材，一夜而成”。第二天乾隆再次游园，见到白塔，大为惊异，以为是假的，到面前一看，果然是砖石所成。得知原委后，皇帝吃惊地说：“盐商之财力伟哉！”这就是至今还屹立在瘦西湖莲性寺里的那座白塔。“一夜而成”，不免夸张，可能的情况是乾隆来时没有，待南巡回京再过这里时，已是一塔高耸了。扬州民间传说这个塔最初系用盐堆成，后来才改为砖砌。传说也有一定的道理，盐商的钱来自盐，说塔用盐堆成，无异于是说用钱堆成的。正是这个江春，“高宗(乾隆)六巡江南，春扫除宿戒，懋著劳绩，自锡加级外，拜恩尤渥，不可弹述”。他做总商达四十多年，还有布政使秩衔，和他的“效忠”之举关系很大。邓之诚先生说：“康、乾南巡，供张营建，所费不货，及平日贡献报效，一皆责之于商，而商则挪移国课，以博欢心。”“以博欢心”，正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白塔
盐商们豪侈之惊人，清代文献多有记载。如《扬州画舫录》载：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他类。又说，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者，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铜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
盐商私宅
清代牙雕白菜与秋虫
乾隆时还有个总商叫黄均泰的，其庖人“家中畜母鸡百余头，所饵之食皆参、术等物，研末掺入”。黄均泰每天早上先“饵燕窝进参汤”，然后食这种母鸡生的蛋两枚。
大造园亭，在盐商中更是蔚然成风。例如，乾隆中有“四元宝”之称的黄晓峰四兄弟，各有自己的私家花园。老二黄履暹还在北郊建别墅“四桥烟雨”、“水云胜概”，并改扬州虹桥为石桥。无怪乎乾隆惊叹地说：“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以上种种，仅是九牛一毛。邓之诚先生指出：“服饰、器用、园亭、燕乐，同于王者，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奢风流行，以致世乱，扬州盐商与有责焉。”为史家中肯之见。
这种奢靡之风，为普通徽州人所鄙薄。清代学者汪中，祖籍徽州，但在他的著作中，对徽州典故一笔不提。陈去病《五石脂》说：盖汪虽歙人，而起家甚微，故平生最恶富人。观于梅花书院，踞坐石狻貌，手批盐商之项而斥之，俾其人谢过不遑而去，则其鄙薄徽商之心，类可睹矣。汪是大学者，看不惯盐商们的铜臭气。
事物不可一概而论，也有不少盐商文化素质较高，有“儒贾”之气，肯把手中的资财用于文化建设事业。应该说，盐商对清代扬州文化的繁荣贡献不小。
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业盐而以儒者自居，聚书五万余卷，筑藏书楼名“桂宦”(因楼前有桂树)，“招致四方宾客，由此名日高”。著名文人如赵翼、袁枚、蒋士铨等，都曾在这里阅览图书，共论艺文。后来程曾出任四库全书馆纂修。
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697-1766)兄弟，祖籍安徽祁门，因业盐定居扬州，视扬州如故乡。他们家有“街南书屋”，内有“小玲珑山馆”“觅句廊”“透风漏月”等建筑，“家多藏书，筑丛书楼贮之”。乾隆时修四库全书，诏征江浙藏书家秘本，马家兄弟呈送的书籍被采用的有七百七十六种，朝廷为奖励他们，特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艺林深以为荣。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编》，厉鹗的《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辽史拾遗》等，都利用马氏藏书而撰成。王士禛的《渔洋感旧集》、朱彝尊的《经义考》等著作的刊印，也是马家给予了财力上的资助。
盐商们不仅富藏书以供有学之士观览和流传，还常举行诗酒之会，以活跃文艺气氛和推动艺术创作。《扬州画舫录》载：扬州诗文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篠园及郑氏休园为最胜。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这样的活动，凝聚了诗人文士，切磋琢磨，颇有助于文学艺术的提高和繁荣。
许多盐商在资助艺术家、学者方面也很尽力，常把他们作为宾客养在家中，给予种种照顾，以至“奇才之士，座中常满”。学者全祖望住在马氏家中，因患重病，马氏以千金为之延医治疗。在扬州八怪的诗文集中，也能屡屡见到马氏兄弟和“小玲珑山馆”的名字……
盐商中本身就是博学饱识之士的颇不乏人。日本学者佐伯富在《盐和中国社会》一文中，列举了下列一长串名单：李容、童岳荐、汪玉坡、汪元坡、黄至筠(“个园”主人)、黄锡庆等善于绘画；孙枝蔚、吴嘉纪、吴绮、吴之麟、吴尊楣、张恂、方溥、查士标、周兆兰、刘有纶、李师勉、程增、申甫、洪锡预、江苾、江兰、江士相、江春、黄楫、汪焜、汪玉玻、汪棣等长于诗文；郑钟山、郑鉴元、许承宣等以文学扬名；程调鼎、程晋芳、江式栻、汪士梅、许彪、杨义、吴苑、吴蔚起、罗光荣等以学者而著称。尽管遗漏的不少，如马氏兄弟等，但已是人才济济了。这些人大都有文集传世，孙枝蔚的《溉堂全集》、吴嘉纪的《陋轩集》、程晋芳的《勉行堂文集》、马曰琯的《沙河遗老小稿》等，都很有名。前面提到过的为大学士明珠仆之子的安歧，精于鉴赏，所著《墨缘汇观》，已成为赏家必备之书。
盐商对扬州的教育事业也积极赞助。显著的例子是，雍正末年，马曰琯出巨资重修扬州著名书院之一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庆时，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设义学一所。当时扬州的安定书院、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均隶属于盐官，以其财赋之余培育人才。盐官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书院的生存繁荣离不开盐商的财力支撑。盐
商对扬州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尽力不少。例如，汪应庚除建造舟船，以济行旅外，还兴修平山堂，建造平远楼，于院墙外勒石“淮东第一观”“天下第五泉”等，对文物作了妥善的维护。又于蜀冈上植松十万余株，作为蜀冈一景的“万松岭”即源于此。总商鲍肯园，因扬州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一段地势低洼，街道容易积水，不便行人，出资鸠工抬高地面，改砖路为石路，街道积水得以解决。总商罗琦曾改筑东关大街，以利通行，并在东关城外筑石码头。再如江蕃，对“扬城街衢，或输己资，或劝义助，力为甃治，以便行旅，人皆颂德以祝”……
此外，如救济贫困、赈粮施粥、施舍药物等，盐商也多有善行义举。光绪《两淮盐法志》载：“乾隆七年……淮南商人汪应庚以扬水灾捐银六万两，两淮商人黄仁德等公捐银二十四万两。”《扬州画舫录》载：黄履暹延苏医叶天士于其家，一时座中如王晋山、杨天池、黄瑞云诸人，考订药性，于倚山旁开青芝堂药铺，城中疾病赖之。刻《圣济总录》，又为叶天士刻《叶氏指南》一书。叶天士是清代大名医，黄把他请在家中，集研究、治疗、施诊为一体，并刻医书以广传播，值得称道。一面是“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歌酣舞；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一面是扶持文化，提倡教育，热心公益，盐商们就是这种亦“儒”亦“贾”的混合体。必须指出，盐商的富有与煮盐灶户、运盐船民的贫困乃至灾难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十九日，仪征盐场一场大火，焚毁船只一百三十余艘，烧死溺死船民一千四百多人。学者汪中怀着对船民的深切同情，写下了《哀盐船文》。文中说：“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一夕并命(殒命)，郁为枯腊，烈烈厄运，可不悲邪！”两淮盐商，乾隆中叶已见衰落。道光时屡次抄没各大盐商资财，以抵积欠税课，盐商更难以立足。加上陶澍改变盐法，盐商无利可图，遂一蹶不振了。盐商的衰败，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清代扬州的繁荣也就与时俱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