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广州第一份中国人自办报纸，在多宝大街
1886年，《广报》在广州创办，吴大猷等人担任主笔，内容以论著、本省新闻、中外新闻为主，也附有宫门钞、辕门钞和货价行情。这是中国最早的日报之一，与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鼎足三立，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后来，因“辩言论政，法所不容”，《广报》被当局查封，改名为《中西日报》出版后，又被第二次查封。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把内容敏感的新闻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让官府抓不到辫子。这种方法，居然也管用，只能说明在经历了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官府对舆论的管制，已经放得很宽了，只要你解释这是小说，他也就懒得追究。如果换在雍正年代，管你是不是小说，你敢妄议朝政，官府就要把你“改低几寸”。后来有一份《博文报》转载文章，公然嘲笑慈禧太后“唇厚口大”，官府也只是要报纸停刊而已。
美国浸信会教士湛罗弼
在广州创办《真光月报》
广州报业的大本营在西关
21906年7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颁行，对出版物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只要在“印刷总局”注册登记，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版；三个月后，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针对报刊做出具体规定。尽管两项法规中，都划了很多红线，诸如不得“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之类的条文，但它们的出台，并非对舆论实行更严重的压迫，恰恰相反，是双方博弈的结果，实际上反映着朝廷的退让而不是进逼，民办报纸争得了自己的合法位置，不再是只有专录圣谕、章奏的“京报”，还有满天飞的日报、旬报、周报、画报、三日报。
广州的报馆大多在西关，位于下九甫的文澜书院是广州绅商的大本营，而报纸大部分是由绅商出资办的，所以，文澜书院的周围，形成了广州最大的图书报刊出版中心。在第七甫有群英阁、通艺局、丹桂堂，第八甫有载经堂、藏经阁、经纬堂，在十七甫有五经楼、明经阁、穗雅印刷局、东雅印刷局，在十八甫有允经楼、时雅书局、维新书局；《羊城日报》《时事画报》《中西日报》《博文报》《时敏报》《国事报》等报纸，也如北辰星拱一般，紧紧围绕着文澜书院。1908年成立的“广州报界公会”，会址便设在十八甫的《国民报》旧址。后来人们习惯地把第五甫至第八甫一带叫做“报纸街”。
1906年，在修筑粤汉铁路问题上，官府要官办，商人要商办，双方大起争执。由广东总商会主办的《广州总商会报》创刊，馆址设在十七甫，发起人是左宗藩、郑观应等官绅商人。内容包括上谕、商务、论说、本省商务要闻、京外商务要闻、译外国商务要闻、时事、本省要闻、铁路纪事等。●五花八门的报纸●
后来，粤汉铁路风潮愈闹愈大，官府抓了一些商人，左宗藩怒不可遏，到处散发传单，大骂官府逮捕商人是“狗咬主人”。由于言论过于激烈，把《广州总商会报》的几位主笔也吓坏了，生怕受连累吃官司，相约辞职，才办了三个月的报纸，便告倒闭。但官府最后没有要报纸吃官司，而是把牢里的商人放出来了。时隔一年，《七十二行商报》便踵步而起，这是继《广州总商会报》后，又一份重要的商人报纸。革命党人办报，向赌博宣战
3早期的报纸内容，以商情居多，后来转向谈论国事，立宪与革命，成为两大主题。一向淡泊政治的广州商人，也开始关心政治了。1909年，广东谘议局提出禁绝广东大小赌博案，引起全城热议。1910年11月，在咨议局会议上，丘逢甲副议长与陈炯明议员联名提出禁赌草案，但投票结果，丘逢甲、陈炯明等20人投了可票（赞成票），35人投了否票，讨论经年的禁赌议案，竟然搁浅，引起社会的强烈失望。民间组织起“禁赌总会”，声援“可议员”，并在文澜书院召开公众大会，请愿“定期一律禁赌”，弹劾“否议员”受贿，要求重开议会。“否议员”也知道开赌不光彩，于是办了两家报馆，专为自己辩护。丘逢甲找到支持“可议员”的绅商商议，也成立一家报馆，专门宣传禁赌，和“否议员”唱对台。陈炯明担任编辑，邹鲁担任主笔，资金在咨议局内部筹措。此议一出，“可议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位议员捐出自己在第七甫的一间铺面，给报馆做发行所。在讨论报名时，大家热心地出谋划策，最初想用“救亡”二字，后来觉得太过伤时，改为“朝报”，又有人担心“朝”字易让人误解为“朝廷”的意思，最后决定报名为《可报》，堂堂正正打出“可议员”旗号。
《可报》还没正式创刊，《国民报》《安雅报》《羊城日报》《时敏报》《粤东公报》《震旦日报》《七十二行商报》《国事报》《广东时报》《公报》等大小报纸，已一呼百应，对禁赌风波的前因后果，猛挖内幕，追踪报道，人们争相购阅，街谈巷议，不胫而走，造成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的效果，吓得那些“否议员”，纷纷躲起来避风头。陈炯明、邹鲁都是同盟会员，《可报》名义上是咨议局议员所办，实际上是革命党的报纸，大谈革命道理。按照黄兴的要求，报纸出版后，大部分是免费送给新军和巡防营士兵看的，据说“军界靡然争阅”，很受士兵读者欢迎。“三•二九”起义时，《可报》报馆成了收藏武器的秘密机关。《可报》为什么赢得读者欢迎？无非是过激的言论，文章不激烈没人看。1911年4月8日，从南洋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在东较场前行刺广东将军孚琦，《可报》发表文章，对温大加褒扬，甚至公开支持暗杀，文章写道：“呜呼！大陆沈沈，戾气遍于六合，不图白云之陬，珠江之湄，竟有温生才之人，与其人之短枪出，于是温生才之名以存，而短枪亦偕其人以共垂不朽！”结果报纸结果只出了24天，就被官府以“诋毁宫廷，扰害公安”为理由，予以永远停版处分，但并没有抓人。170天以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广州在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后，报界还发生过一件趣闻。《国事报》原是立宪派的报纸，一向赞成君主立宪，革命后，他们主动在报馆门口张贴告示，上面写着：“广东现已独立，快看《国事报》投降！”并积极燃放鞭炮，以示与民同乐。
立宪运动促使民间社会迅速兴起，日益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图书报刊的繁荣昌盛，形成了一股独立于政府的民间力量，监督官府，制约公权。由于科举废除，读书人从八股文中解放出来了，转而投身报界，为立宪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打造了最重要的思想舆论工具。报业的百花齐放，背后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崛起。
辛亥革命与报纸
4革命成功后，军政府成立，老同盟会员胡汉民担任都督，习惯了批评清政府的报纸，自然而然也把军政府作为监督对象，频频发表批评官员的文章，并不因为这个政府是革命的，就放弃自己的职责。胡汉民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当年在东京以《民报》主编的身份，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也算是报人出身了，但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革命党办的报纸，要批评革命党的政府。孙中山回国后，要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胡汉民马上辞掉都督不干，跟着孙中山去南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不了报纸的批评，尤其当时的文风，流行嬉笑怒骂，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比如廖仲恺是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经常到都督府和胡汉民商议财政问题，至深夜才出，报纸便挖苦他：“有新官儿仰卧籐兜，口喃喃犹呓经济术语”。胡汉民认为这些报纸是“专好反对民国军政府而已”。他在给同志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说：“至于报纸，则以能与政府反对为雄。报律未施，警察无力，无法禁止。掩美扬失，其真相未易明。弟以在位之故，不屑与辩。”胡汉民不明白，报纸敢于批评政府，其实是社会健康发展的保证，如果他真的珍惜辛亥革命来之不易的成果，就应该为敢言的图书报刊护航，为舆论的畅所欲言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胡汉民走后，陈炯明继任广东都督，他也是要接受舆论监督的。1912年1月10日，广州的报纸刊登了燕塘新军即将解散的消息，这是一条假新闻。陈炯明以“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为由，扣留了两名发布假消息的记者。虽然旋即释放，但广州报界公会却不肯善罢甘休，17家报馆连署，发表“告同胞书”，非常尖刻地说：“今日之广东军政府，为广东三千万同胞之军政府，敝同业任监督之责，只知竭力维持，无论何人有违共和政体不规则之行为，必起而纠正之。”
光复路是有名的“报纸街“面对舆论的激烈批评，陈炯明倒没有一走了之，也没有像胡汉民那样与报界对抗。他派警察厅长到报界公会，听取意见和解释政府立场，取得了报界的谅解，事件最后“和平了结”。清末十年新政培养起来的民气，在民国以后，并没有被混乱的政局所戕杀，反而得到进一步的伸张，使报业的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1918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为辛亥革命后一系列的价值重建运动，奠定了基础。广州的图书报纸出版业，功不可没。（图片来自网络）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