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视力问题真是一件让人头痛的小事，偏偏他自己却不觉得，这人八十多岁了，反倒像个闹腾的孩子，眼睛看不清，心思却明朗得很，哪怕医嘱让他别看书，他也照旧不信邪。医生的劝告有时成了摆设，“你们管你们的，我还得学我的”，他就是这脾气！没人能真拦住他。
文件什么的有秘书念，报纸也不缺人读，可字正腔圆的古诗古文，稍有点掉书袋的内容，一般人就张不开嘴了。毛泽东一听那些人念，心里直犯嘀咕——太不对味。这种“念书”的活，非得找个人懂行又合适才成，挑来挑去，绕了个圈，最后北大中文系那个不声不响的女教师芦荻进了名单。谁来主意的？搞不清，总之她手里那点底蕴，是被人看上的，绝不是偶然。
芦荻平时安静极了，人人都觉得她合群但又离群。上课能打动人心，下了讲台却不爱出头露面。被中办随便一叫，自己都懵，稀里糊涂就进了体系，没人同她讲清楚来由，她还真当是给什么领导们“备课”。几次见到一屋子人围坐，她心底盘算着：这哪来的课？听课的都不吱声。她干脆也闭口，谁问也不答。直到那晚，黑灯瞎火地，她被一辆车带进了中南海，才被告知任务是什么。那一刻，慌了，怕得背心直冒汗。
面对毛泽东，谁能不胆怯点？他开场一笑：“这是我请来的嘉宾。”声音不大，倒把场子缓和一截。有点意外，毛泽东直接考她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不是考学了么？芦荻脑袋空白成一片，还没琢磨出味来，毛泽东自己已经背得朗朗上口，音律节奏都有讲究。随口提了句：“你这名字，有何来历？不会就是取自这诗吧？”杂乱间，她倒是真放松了一些，气氛算是热起来了。
他说明来意，自己眼不好，让芦荻给他讲点古书古文。任务突然明了，芦荻很快进入角色。头一次讲读，实话说她还找不到北，讲得东倒西歪。结果毛泽东自说自话，从刘禹锡讲到阮籍，又一路扯到庾信，她愣是连个插嘴的空档都没有。毛泽东偶尔点她名，叫她谈谈《枯树赋》，她旋即慌忙跟上，见缝插针地答了几句，还真是没底气。三小时转眼过去，医生催他们休息，毛泽东还不依不饶，又拉着聊了两小时，不答应停。五小时？正常吗？其实挺不科学的，可这老头子心气高，就是不知累。
芦荻住进了中南海附近，门口的潮湿空气经常混着泥土味。从她住的地方到毛泽东书房，不足一公里，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每逢他想读书，秘书一个电话，她匆匆收拾好教材冲过去。时间有时早有时晚，规律稀奇古怪，只有毛主席才懂。他一看她赶来喘着粗气，竟然让她就在他书房里备课，省得来回跑。
一进书房，她直呼受不了。书堆到头顶，地上的书像没收拾过的纸箱一样，空气里满是纸张受潮微带霉变的味道。可尼克松来访时也曾说，进这儿像进了图书馆，脑袋都有点晕。芦荻内行，她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藏书——显摆没用，毛泽东的习惯，是每本都得留手批语，写满字条。有些批注零乱，有些思路别开生面。字迹密密麻麻，连她翻书时都得细细辨认，时不时便有惊喜。遇见哪个字语晦涩、念不准，毛泽东索性写纸条递给她。这些小字条，有的竟成了后来重要的文献，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碰见的东西。
芦荻其实一开始没太发挥出来，心思拘谨到什么程度？她做着准备，只敢站着给毛泽东念书，坐都不敢坐。他三番五次劝，说：“直接坐吧，别站。”她始终说不惯“你”，偏管不住嘴，“您”挂在嘴边。毛泽东皱眉，嫌生分：“别拘泥，说‘你’就行。”但芦荻早被自己领导嘱咐了几条规矩，不问的不答，不说的不讲，不看的不碰。她活得够小心，觉得呼吸都大不敢喘。
慢慢地，毛泽东不拘小节的性格促使她松弛下来。一次，毛泽东无意提到了她在《历代文选》里做过的注释，说她对“珪”字的解释不够到位。这事让芦荻惊愕：毛主席果然读过她的书，而且还记得她的名字。说不上来哪种滋味，既高兴又有些惶恐。
她这才真切感受到为何自己能被选中，背后并不只是偶然。她更认真备课，每次都琢磨条理，抠细节，力争做到滴水不漏。可古代文学内容太深太杂，哪怕她提前翻十本书，也一直觉得赶不上毛泽东的节奏。毛泽东总能无缝衔接各种典故，随口便道出深层意思。文与史混在一起，哪个跳跃她都得硬着头皮应对。批评和鼓励混在一起，她还真有点受用了，有压力，但兴奋。哪有这么碰巧的事，有时候，她甚至怀疑毛泽东是有意逗她。
讲古诗可以应付，毛泽东感兴趣的偏偏是她没预案的领域。比如一次读《二十四史》，她突然卡住一个字。毛泽东问：“咋不说了？”她窘迫地说：“这个字我不认识……”毛泽东马上补上一句：“那念‘佯’！”她又一次心服口服。这种小细节，时不时杀她一个“措手不及”。有时，她甚至想，不该她来呀，这难度实在太大。
两个多月下来，芦荻已经是全情投入。那会儿毛泽东的眼睛在做手术，手术很成功，一只眼基本恢复了。可医生的话，谁听啊？“不能太用眼！”他嘴上应着，转头接着“开讲”，芦荻没法走。日复一日，她的负担和成就感都在增加，说不清楚哪头重。偶尔她也觉得累，甚至有那么点烦。可下次毛泽东喊人，她还是带着厚厚的书本往中南海跑。
其实，毛泽东对于学识的渴求远超常人想象。他并非只是喜欢炫耀才华，更多是一种求知的冲动，甚至自带孤独。这种孤独感，芦荻不是没体会过，她有时觉得，毛主席那一屋子的书籍，也未必能把他包裹得很安心。她在他身边读书，像是临时成了一个补上缺口的人。可补得了一阵，能补多久？谁说得清楚呢？
谁也没料到，这段经历会在四个月后悄无声息地结束。那一天，她收拾东西，被送回家，本以为松了口气，心理反而发空。外人看不明白这感觉。中办的同志一句话，夹着点批评味：“知识分子，就是缺实践。”其实，知识分子的短板，并不总是真的短，有时候只是没机会碰上实践场，很难说清。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来得突然，那一夜她哭了很久。这不是形式上的难过，她从来没有在天安门下仰望过那位领导。却在几平方米的书房里，和这个老人分享过诗，讨论过赋，争辩过古文里的哪个字，哪句批语，带着一种意外的亲近。她甚至承认，毛泽东在她心里就是那个喜欢玩笑，偶尔固执，爱诗爱书到骨子里的老人。
多年后，芦荻悄悄把那些年的记忆写成了两本著作。不卖惨，也不自夸。有些素材琐细混杂，有些人物刻画夸张又不够生动。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些都是她给自己留下的见证。她改不了了，也不在意打磨得是否完美。病重时还坚持写，书桌前一大摞资料，连笔都握不住了也要攥着支笔。这种执拗，和毛泽东倒是像。
芦荻2015年离世。消息出来时，圈子里没有太多的波澜，但翻看她写下的回忆，却总能读到红墙夜深的灯影，以及那个年轻教师和年迈领袖的同框画面。她留下的，比书可多得多，毕竟那段共度的夜晚，实在太真实，任谁也抹不掉。
历史绕圈子，无非是人和人之间还有点牵绊，书房和红墙里除了权力流转，还藏着孤独、温暖与执拗，有人懂，也有人不懂。有些经验，别人说来也没什么用，怕是只有身在其中才知分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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