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和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宫廷厨房是美味创新食物的诞生地。苏丹的个人口味——无论是偏爱咸味还是甜味——都会影响宫廷的饮食文化。苏丹喜爱的一些食物，比如巴克拉瓦（果仁蜜饼），也融入了更广泛的土耳其饮食之中。
中世纪礼仪
奥斯曼人于13世纪晚期在土耳其以一个居住在边境的游牧部族身份兴起。和其他突厥部落一样，他们的饮食文化适应了游牧生活的实际情况。肉类和奶制品等动物制品是他们饮食中的主食，不过无酵薄饼也是日常食用的食物。在部族中享有崇高地位的游牧战士——比如令人畏惧的骑射兵——同时也是技艺精湛的猎手。他们为部族成员提供鹿等野生动物的肉。
和中世纪的蒙古文化一样，游牧的突厥人也依靠酸奶等发酵乳制品生存。事实上，“酸奶（yogurt）”这个词本身就源自突厥语中的“yoğurt”，而这个词又与动词“yoğurmak”相关，意为“变稠”或“凝结”。游牧民族不仅食用这些食物，还在不断发展的奥斯曼公国周边的市场上用它们来交换其他商品。很快，像布尔古尔麦（碎小麦）这样的农产品也成为了他们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4世纪，当奥斯曼的首领（被称为“贝伊”）转变为苏丹时，他们也开始吸收定居生活的饮食特色。烹制的水果和坚果被加入到熟肉中，供苏丹享用。15世纪晚期，奥斯曼苏丹开始使用瓷器和银器等更精致的器皿用餐，而不再像早期那样使用骨头或木头制成的餐具。
今日菜单！
托普卡帕宫有几个专门用于烹饪的区域，其中包括“赫尔瓦哈内”——皇家甜点厨房，以及“库沙内”——专门为苏丹准备膳食的厨房。膳食的烹制精心且准时，因为皇室的用餐时间表十分严格。15世纪时，每天准备两餐：早餐在凌晨时分食用，晚餐则在下午4点到5点左右。
宫廷厨房有数量庞大的工作人员，以满足苏丹、其家人以及宫廷其他居住者和访客的用餐需求。大约有800名厨房员工为4000人烹饪食物！厨师们需要凌晨就起床，以便在日出晨祷时分准备好食物。
人们会使用各种食材为苏丹制作独具特色的搭配。李子和石榴会从布尔萨等城市专门运来，用以制作一种名为“纳尔登克”的酸味酱或果酱。
与土耳其民众不同，奥斯曼苏丹还能享用各种香料，如藏红花和肉桂，这些香料会被加入到“皮拉夫”（米饭）、“埃特”（肉类）或“塔特利”（甜点）等菜肴中。羊肉和牛肉炖菜会搭配李子、杏和石榴等水果一起烹饪。这也与普通民众的饮食不同，因为平民不会将甜味和咸味食材混合使用。
征服者的海鲜
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1451-1481年在位）酷爱海鲜。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这可能是他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被引入宫廷的。穆罕默德将拜占庭文化的诸多元素融入了自己的宫廷以及这个日益定居化的帝国。诸如虾这类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常吃的海鲜，在15世纪晚期的宫廷菜单中反复出现。这标志着饮食从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的游牧饮食发生了转变。
1460年，托普卡帕宫在新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建成。这座宫殿以埃迪尔内的旧宫殿为蓝本，旧宫殿曾容纳了近800人。苏丹的食物在主厨房之外的独立区域烹制。在后宫入口处有一个名为“库沙内”的小厨房，这里专门为苏丹和皇室成员准备食物。穆罕默德起初会和朝臣们一起用餐，但在晚年，他更喜欢独自进食。
为了迎合苏丹的口味，食材从帝国各地运来。穆罕默德二世喜欢吃鱼，因此淡水鱼会从特尔科斯湖（今杜鲁苏湖）运来，那里是苏丹偶尔休闲休憩的地方。
然而，在征战期间，苏丹的饮食再次发生变化。穆罕默德不再食用肉类和奶制品等油腻食物，而是更多地吃水果、蔬菜和面包。汤也是征战时很受欢迎的食物——在骑马行进的数小时里，喝汤或许更易于苏丹的肠胃消化！
暴食与痛风
尽管宫廷官方记录显示厨房每天只运作两次，但从理论上讲，苏丹随时都可以按需点餐。在用过三到四道菜的正餐之后，苏丹通常会享用一份甜食。这可能是哈尔瓦（一种用面粉和黄油制成的甜点），也可能是巴克拉瓦（一种分层的酥皮糕点，内填坚果，外淋糖浆）。舍贝特——一种用花卉或水果制成的甜味饮品，类似甜酒——也是苏丹餐桌上的常客。这种富含糖和蜂蜜的饮品，无论是在与维齐尔（大臣）的正式会面中，还是在苏丹于皇家花园休闲时，都会供应。
宫廷中常见高热量、高饱和脂肪的食物。与普通奥斯曼民众不同，苏丹每天会摄入大量糖分、黄油等食材。因此，许多苏丹体重迅速增加，并患上了糖尿病、痛风等相关疾病。痛风也被称为“帝王病”，在近代早期的其他君主身上也有出现，比如亨利八世。红肉、海鲜等富含嘌呤化合物的食物，以及酒精饮品，是导致苏丹们患上痛风的主要原因。
征服者穆罕默德就是已知患有痛风和糖尿病的苏丹之一。这些疾病影响了他的健康状况，晚年时他体重超标，这从他的肖像中可见一斑。他在49岁时早逝，很可能与这些疾病引发的器官衰竭有关。
对饮品的热爱
由于伊斯兰教法的限制，在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土耳其，酒精是一种禁忌。 然而，众所周知，许多苏丹都喜欢饮酒，有些甚至到了影响健康的程度。历史学家艾哈迈迪（卒于1413年）曾记载，“雷霆”巴耶济德苏丹就是个嗜酒之人。艾哈迈迪在《伊斯坎德叙事诗》中写道，巴耶济德对饮酒的喜爱受到了他的基督教妻子德斯皮娜的影响，并称是德斯皮娜将酒精引入了巴耶济德的宫廷。
塞利姆二世是另一位沉溺于饮酒的统治者。时至今日，他仍因酗酒而被称为“醉鬼塞利姆”。塞利姆的饮酒习惯最终导致他在50岁时离世。当时他处于醉酒状态，在浴室的湿瓷砖上滑倒，头部受到致命撞击。 有趣的是，托普卡帕宫的记录中没有任何宫廷购买酒精的记载。这表明，酒精的购买和进口都是秘密进行的，以免在乌里玛（宗教阶层）中引发丑闻。
酒精在奥斯曼社会的禁忌性质影响了其他饮品的消费，比如咖啡和博扎（一种由发酵小麦制成的饮品）。咖啡很可能是在1519年塞利姆一世远征埃及时首次被引入宫廷，随后很快成为宫廷以及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喜爱的饮品。
与苏丹共宴
食物不仅是苏丹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奥斯曼宫廷政治文化的重要一环。朝臣和士兵们都期望君主能举办宴会。这是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源于奥斯曼人的游牧部落历史。在突厥部落文化中，一位优秀首领的标志在于他有能力为部族成员提供食物和生计。
与苏丹一同进餐有着特定的礼仪，朝臣们必须遵守。他们必须得到正式才能与苏丹共餐，而且通常会被安排坐在苏丹的左右两侧。然而，这一点可能会在宫廷中引发风波。1472年，两位备受尊敬的学者——莫拉·胡斯雷夫和莫拉·居拉尼受邀与穆罕默德二世共进晚餐。莫拉·居拉尼被安排坐在穆罕默德的右侧，而莫拉·胡斯雷夫则坐在左侧。胡斯雷夫认为左侧座位是给不太受重视的人坐的，他对此感到极为不满，甚至从伊斯坦布尔迁居到了布尔萨城！
在“冷酷者”塞利姆及其子苏莱曼的宫廷中，有一种名为“çanak yagma”（即“抢锅仪式”）的典礼，这对让普通民众和禁卫军都保持满意至关重要。这种“抢锅仪式”常在王室婚礼、割礼等庆典期间举行，具体是将装满米饭（皮拉夫）、肉类等食物的陶罐放在一个区域，让人们争相抢夺，尽可能多地获取食物。和其他许多仪式一样，这一仪式的灵感也源自突厥游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