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丹枫
前些日子，铜川获评“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这个从今年8月公布候选名单，历时3个多月终于出炉的评选结果如下：
成都、杭州、宁波、广州、长沙、南京、郑州、西宁、青岛、西安十座城市被推选为“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省会及计划单列市）。
温州、徐州、铜川、台州、泰州、珠海、佛山、 威海、无锡、营口十座城市被推选为“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地级市）。
从这个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榜的不是经济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就是在国内有着充分曝光度的宜居宜业城市，而铜川作为一座名不见经传的五线城市强势入榜，异常显眼。
其实，这已经是铜川第四次上榜了，作为屡次获评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且是本次评选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非省会城市，铜川在陕西省内却一度被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的城市，这是为何？
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
铜川市，陕西省下辖地级市，位于陕西中心，陕北黄土高原的南缘。原名“同官”，因与“潼关”同音，治所又设在铜水之川，故更名铜川。
这座因矿设市、因煤而兴的小城在建市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以“挖煤卖资源、采石烧水泥”作为经济发展的常态。
这也使得铜川直到上世纪90年代，白衬衫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都还是市民出门时着装的一大禁忌。
“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是用来描述当时铜川污染之严重的形容词。
按理说，因煤炭工业兴起的城市不只铜川一座，无论是邻省山西省的太原、大同还是内蒙古的乌海、鄂尔多斯，乃至本省的榆林，哪怕不是名声在外，起码在省内还是很有存在感的，毕竟资源型城市在起步阶段都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铜川为何如此落魄？
其实细看铜川市的情况，答案也就不难了解。
铜川市，面积3882平方公里，下辖三区一县，是陕西省最小的地级市，面积倒数第二的咸阳市能分两个铜川还有余。
拥有83.34万常住人口，哪怕放在非人口大省的陕西，这也属于人丁单薄。要知道隔壁咸阳市可是拥有着430万的人口，更别提省会西安的人口已经过千万。
与面积和常住人口成正比的则是近些年孱弱的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铜川市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4万，而不到500亿元的年GDP放眼全省亦是垫底的存在。
从数据上，完全看不出这座西北小城有何特殊之处。甚至可以说，铜川真的快要成为“看不到的”城市了。
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小城，却拥有陕B的车牌。要知道，同为车牌B字头的城市，包头之于内蒙古，大同之于山西可是在省内举足轻重。
这就要说到铜川是陕西第二个建立的地级市的事情了。
曾经的“一黑二白”
国家建设的初期，全国到处都在勘探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工业。铜川地区不仅勘探出拥有大量煤炭资源，还广泛分布着烧制水泥的石灰石，这使得铜川有着良好的重工业基础。
在那个年代，重工业就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底气所在，铜川依靠着良好的基础，在前苏联援建陕西的5个项目中占到了2个；由前苏联和东德合作修建的水泥厂、煤矿为铜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助力。别看现在铜川GDP全省垫底，当年铜川的经济总量占陕西一半还多，被称为“亚洲煤城”、“渭水黑腰带上的明珠”。
除此之外，铜川还被称为“小河南”，现在的铜川市王益区有不少人的祖籍是河南的。在上世纪黄河发大水时，河南成为重灾区，不得已大批河南人背井离乡去往全国各地。前往陕西的河南人赶上当时的铜川正在大力建设煤矿，大批河南人的到来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充裕的劳动力。随着铜川矿务局的成立，铜川在计划经济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历史在路遥的著作《平凡的世界》中可以看到，铜川就是书中“铜城”的原型。）
凭借着占到全省70%以上的煤矿产量，铜川的经济实力在陕西省仅次于西安，顺理成章的在1958年4月成为了陕西省第二个建立的地级市。
就这样一座以煤炭、水泥和电解铝这“一黑二白”产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建立了起来。
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榆林的神府煤田开始了大开发。神府煤田的先天条件出奇得好，埋藏浅，整装性好，几乎不含瓦斯，车子直接开进去都没事，安全性好到了极点。而且神府煤田挖出来就是天然精煤，煤质极好，开采效率是美国的三倍，在整个世界上遥遥领先。
因此，大家惊讶地发现，榆林一个千万吨级的煤矿，只需几百人便可轻松运转。而铜川为了采1000万吨煤，却要动用数万矿工，可以说一百个铜川矿工，才能顶上一个榆林矿工。此外，神府煤田的开发，不仅给国家提供了急需的优质煤炭，而且挽救了无数矿工的生命。（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可以观看纪录片《三里洞》）
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而应前苏联技术援助建立起的铜川煤矿，已经落伍。
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大型火电厂和大型化工厂，投资上百亿上千亿的比比皆是，这些新型火电厂和化工厂急需优质煤炭，而铜川的煤无法满足要求，铜川当年的运煤铁路线全部闲置，成为摆设。
与铜川煤矿命运相同的还有铜川的水泥企业。这个在“一黑二白”时期，为铜川发展立了大功的产业，因其对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面临着转型发展问题。在2013年铜川市决定，不再新建水泥生产线，并对全市水泥企业进行脱硫脱硝改造，拆除了落后的水泥生产线，水泥企业则是由30多家减少到6家。
至此，曾经造就了辉煌的“一黑二白”工业体系，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过的铜川也渐渐陷入资源型城市的宿命：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包袱沉重……随着2009年被国家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个面临着市场经济和产业转型（无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双重冲击的城市，走向了衰落，风光不再。
转型，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艰辛的自我救赎
2010年3月3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铜川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中指出，“铜川市是以煤炭开采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建国以来在保障能源供给方面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铜川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特殊困难和问题。煤炭资源逐渐减少，工业增长仍依赖于资源消耗；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不足；生态环境虽趋好转，但主要污染物排放仍处于超载状态，水资源紧缺矛盾仍未缓解，采煤沉陷区治理面积仍然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棚户区改造任务相当繁重。”
但同时，《意见》中也提到，铜川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为铜川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2013年，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
铜川抓住被确定为“全国资源型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等重大政策机遇，通过产业转型强基础，开始了自我救赎。
而治污、重现蓝天是转型的第一步。
尤其是2013年铜川“全面拆除落后水泥生产线，对全市水泥企业实施脱硫脱硝改造，从当年起不再新建水泥生产线”的举措，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原本加工水泥的机立窑、小型悬窑，换成了日产量达5000吨的先进生产线。曾经水泥企业集中煅烧，水泥生产能耗高、污染大、产量低的旧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政策实施之后，连续三年在全国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考核中被评为优秀。
紧接着，2016年铜川主动关闭了21处地方煤矿；2017年铜川被确定为全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示范区，已累计投资34.33亿元。
现在，铜川每年的空气优良天数266天，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试点工作获得国考优秀格次，铜川不仅成了全国首批生态型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前不久也上榜了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可以说，治污、重现蓝天的转型第一步铜川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与治污工作同步开展的还有完善民生的工作。2003年起，铜川启动棚户区改造和沉陷区、滑塌区群众整体搬迁工程，截止到现在已解决了20余万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与此同时，还建设了孙思邈纪念馆、全民健身馆、铜川书画公园、工人文化宫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以此来丰富人们的文娱活动。
这一系列操作让这个城市的宜居水平已经连续多年排在陕西省前三位。
而铜川毗邻西安，交通便捷的优势体现了出来，穿境而过的西安至黄陵高速公路，咸铜、梅七两条支线铁路与陇海大动脉相连。“文旅产业”开始有了眉目，以革命文化为内涵的红色旅游、以药王文化为内涵的康养旅游、以玄奘文化为内涵的“丝路”旅游、以煤城文化为内涵的工业遗址旅游、以民俗文化为内涵的美丽乡村旅游发展迅速，年接待游客已突破2100万人。
但是，仅靠“不约而铜的选择，望眼欲川的地方”这样的口号，还不足以填补资源枯竭、产业单一留存下来的历史欠账。
2018年5月14日，第三届丝博会中国(铜川)商业航天城专场推介会的召开，为铜川的产业转型带来了新的契机。
面对曾经的“二白”之一的铝制造业，铜川市聚焦“陕西制造、铜川配套”，以发展航空、汽车用铝和新材料工业为战略突破口，全力建设陕西和西北地区航汽铝材料工业基地的方式让老产业焕发活力。
2018年5月11日，在铜川航空汽车用铝及新材料产业发展峰会上，铜川市现场集中签约项目达27个，总涉及金额达671.6亿元。其后便是陕汽铜川零部件配套基地、汉德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一带一路”高端物流园等一系列项目的落户，宣布了铜川以航汽铝材为引领的循环产业集群正式铺开。
开始尝试多条腿走路的铜川，从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中获得了启示，明确了要想转型成功，要打科技牌。
铜川将数字经济作为内陆城市追赶超越的重要推动力量，积极推动大数据行动计划和“云端陕西”建设，全力打造中国(西部)工业品数字港。在2018年5月12日举行的中国(西部)工业品数字港发展论坛暨项目推介会上，铜川市政府与亿邦动力、北京丰镐公关顾问有限公司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工业品数字港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9年，媒体参观铜川耀州区大数据产业园，采访铜川铜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90后”总经理李鹏时，对方透露公司年营业额已经破千万。
可是，铜川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此清账了？
不，还没有！
从位于耀州区北边半山腰的董家河向下望，入眼的是漆水河两岸成片的老旧厂房：纺织厂、染织厂、电瓷场、陶瓷厂、钢铁厂、水泥厂..……
《每日经济新闻》曾发文《铜川老区怎么办？》，文中接受采访的人们皆缅怀于曾经的繁荣，繁荣过后的凋零就显得难以接受。
万幸的是，铜川还有着流传千年的耀瓷文化。
耀州窑文化基地将原先老旧的电瓷厂，改造成现在的“耀瓷小镇”。在这里，千年文化的耀瓷要变成手机外壳、仿生骨骼、特殊零件等高附加值的产品。
与此同时，在耀州窑文化基地中的老厂房里，正收录着这座城陶瓷文化的旧时痕迹，旅游板块的同步加持使得这个产业在创新的时候，依旧散发着历史的荣光。
至此，铜川告别了“一黑二白”的时代，文旅+可循环产业集群的铜川开始步入发展的新阶段。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可毕竟，要想摆脱“灰头土脸”的煤都形象，真正实现“老城焕新”的目标，单纯的下表面功夫还不够。
恰恰是因为铜川距离西安很近的原因，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的受到西安虹吸能力的影响。
铜川本地的青年人口流失严重，多数年轻人若有能力，都会选择在西安就业，扎根西安。作为一个仅有80余万人口的小城市，铜川不仅缺乏人才吸引力，还缺乏人才培育能力。
铜川全市仅有一所大学，就是铜川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层次为专科，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大专院校。这所在2005年，由陕西省铜川教育学院，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铜川分校，铜川师范学校，铜川市职工卫生学校共4所学校共同组建的学院，升格为大专院校。
这样的教育力量，不说和西安比，连隔壁咸阳都可以轻松碾压。
回归铜川发展方向本身，宜居的文旅养生原本是城市转型的有力支点。但是，目前全力打造的旅游景点，其实离市区不近，而且景点宣传的不温不火，难以显现旅游业对于市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难谈支撑。
同时，如果只将精力放在打造产业发展平台和产业发展概念上，不正视自身的人才储备和留存能力，不考虑概念的实际落地能力和变现情况，最终很可能空留平台却难以长久健康的发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能会成为铜川再复辉煌的真正掣肘。
所以，要想真正走到“转衰为盛”拐点之上，铜川需要做的不仅是解决历史欠账，还要放眼未来。莫要因为眼前已取得的成就便忘却了曾经“卫星上看不到”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