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听闻过一个有着逾300年历史的神秘团体？
它的身影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成员数量多达90万，在众多人眼中，它是一个令人既敬重又畏惧的庞大存在。
从京城茂密树林里的暗潮汹涌，到东南亚渔船上的夜间聚首；从北美“致公堂”充满义愤的呐喊，到澳门纸醉金迷中的秘密买卖，它的踪迹几乎无处不见。
在历史的浩浩汤汤里，该组织见证且参与了多少世事变迁？
在清末的时候，它曾支持义士，打算推翻满清的统治；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它拿出全部资源，帮助国家起来抵抗侵略。
直至如今，没有任何人敢随意去触碰其底线。它，究竟传承了些什么，又改变了些什么呢？
雍正四年的暗流涌动
公元1726年，正值清朝雍正四年，在南方沿海的一座寺庙里，几个神情庄重、穿着简朴的汉族人围坐一团，点起蜡烛，洒下酒水以祭祀天地。
他们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话语，眼神里流露着坚决和愤懑。
“天地会”作为洪门的前身，在此刻首次进行正式集结。
陈近南作为洪门的创立者，并非寻常的反清义士。
彼时，明朝已覆灭约八十年，清朝的满洲统治者推行残酷的剃发令，实施极端的文化压制政策，这使得众多汉族人心中满是屈辱与愤怒。
剃发绝非仅仅是外在的改变，而是清朝政府用以巩固统治的一种象征。不少汉人心中仍怀对明朝的怀念，对清朝政府推行的汉化政策感到不满。
福建、广东等地区向来有着强烈的抗清情绪，部分潜藏的力量仿若火星般留存着。而陈近南的现身，就如同为这即将燃起的燎原大火送上了燧石。
陈近南等人着手暗中召集汉族士子、乡勇以及其他对满清心怀不满的群体，为反清复明的宏大事业积攒实力。
彼时，他们对外亮出的公开名号是“天地会”，而“洪门”这个称谓，逐渐变成秘密圈子里的象征，与他们“洪水滔天、推翻江山”的心愿相吻合。
在彼时清朝的密探体系中，想要保存自身实力、开展秘密行动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伴随清廷监察力度的增强，洪门的成员只好转变为分散活动。
他们开展秘密集会的场所涵盖了偏远的棚舍、海上的渔船，甚至还有深山树林之中。在这类聚会上，成员们以天地为见证，宣誓表达忠诚，借助繁杂的仪式来表明自身身份与决心。
依据记载，加入组织的人需于地面画一个称作“血印”的圆圈，以此象征兄弟们在生死之际相互依靠。
他们把兄弟情义当作联结的纽带，将共同目标视为前进的动力，凭借这种仪式感所凝聚起来的团结，为洪门的不断发展壮大奠定根基。
早在很久以前，洪门就融入了宗教元素，借此唤起成员们的责任感和认同感。
“三合会”与《红花亭》的传说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对“洪顺堂”的祭祀以及向五祖表达忠诚的仪式激起了往昔的忠义之情。
从乡间走向国际的洪门网络
在清朝中晚期，封建体制内部矛盾不断，广东、福建等沿海区域时常出现民众动乱。
在此期间，海外贸易拓展引发的移民潮，为洪门的壮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不少从事海上商业活动的人，早年由于剃发令或是家族恩怨而加入洪门，之后又把洪门带到了海外。
部分人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把洪门的理念传播到了东南亚、北美，甚至欧洲的部分地区。
19世纪的北美西岸正值“镀金时代”，在淘金热的浪潮里，洪门觅得了适宜扎根生长的环境。
大批华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后，有的在加州的矿场从事挖矿工作，有的参与到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工程建设中。
在美国，这些华工并未获得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种族偏见、针对华人的排斥性法案以及糟糕的工作环境，让华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
在这个时候，洪门作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兄弟团体，于他乡给予了团结和庇护。
众多华工凭借洪门精神团结起来，也助力该组织在海外发展壮大。
“致公堂”作为洪门全球网络里的关键节点之一，成了美国洪门拓展的典型范例。
致公堂不只是一个秘密组织，更成了华工群体权益维护的标志。
他们借助公开筹集资金、集体发起诉讼等途径，抵制加利福尼亚州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还依靠内部的援助机制来帮扶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胞。
在美国社会，致公堂被赋予了“华人帮会”的名号，然而实际上它更多是承担着调解内部事务、维系社区团结的职责。在纽约、旧金山、波特兰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里，均有洪门的堂口存在。
司徒美堂的无悔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华夏大地陷入了国土沦陷、百姓困苦的巨大灾难之中。
侵华日军如洪水猛兽般肆意践踏，中国大半领土落入敌手，众多普通民众被迫离开家乡，更有甚者惨遭杀害。
在太平洋另一侧的远方，一位年逾六十的老者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援助祖国的“战斗”中。
司徒美堂正是此人，他身为洪门在美洲的关键领袖，还是把抗日爱国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典型人物。
1938年，被当作重庆国民政府关键海外联络人士的司徒美堂前往美国旧金山，于此处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抗日募捐行动。
他登上演讲台，手握麦克风，以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语开启演讲：“日寇进犯，关隘难御；胶东危急，华夏何存！”
身为洪门的领导者，司徒美堂争分夺秒地探访组织内外的侨民团体、商业会所和各种慈善组织，凭借一回又一回真诚的交流，获取这些海外华人群体的支持。
除此之外，他还先后三次奔赴美国的诸多主要城市开展巡回演讲，这些城市有纽约、洛杉矶以及波士顿，他在当地的洪门分堂和致公堂的各个堂口之间来回忙碌。
会议结束之后，他时常会通宵达旦地整理募捐款项的记录，还亲自监管筹集来的各种物资是否符合规定，保证每一笔资金都能切实用于祖国的抗战大业。
依据洪门彼时的记载，单单在司徒美堂独自发起的募捐活动里，便募集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款项。
那时，部分华人之间存在贫富差异，这导致大家参与募捐的积极性各不相同，有些人甚至表现出冷淡或抗拒的态度。
在这同一时间，另有日军间谍对司徒美堂进行威胁与跟踪，妄图搅乱他的募捐活动。
曾经，在一场华人社区举办的集会上，会场外忽地传来一阵骚乱。司徒美堂自演讲台上朝外望去，发觉有人正拿着枪进行威胁。
彼时，司徒美堂并未在关键时刻退缩，他以洪门堂主的身份表明：“捐款，义不容辞！若要我命，我司徒美堂今日就豁出去了！”
这句话铿锵有力，使得参会者们群情激奋，最后募集到的善款大大超出了预先的估计。
除了美洲地区，洪门于东南亚同样开展了相近的援助活动。
司徒美堂发出号召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洪门分支积极响应，于当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物资募捐活动并动员侨民。
尤其是东南亚区域华人众多，商业活动也颇为繁荣，大批洪门成员在其中同样给予了大量经济援助，成为祖国抗战背后极为关键、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洪门如何维系团结
作为一个历经数百年的团体，洪门依靠严密的内部规章和仪式形式，保持着长久的影响力。
洪门把入会的流程称作“拜堂”，整个仪式中处处体现着明显的宗教元素以及兄弟盟誓的色彩，新加入的成员借助敬拜“洪顺堂五祖”的方式，正式成为这个神秘团体的一员。
这类仪式一般会在既隐蔽又颇具仪式氛围的场所开展，像寺庙、深山、船只，乃至地下室。
加入组织的人需点燃香烛，向天地行跪拜之礼，以此表达对该组织的尊崇；随后，在整个仪式里会宣读洪门的誓词，宣誓对组织忠心不二、践行忠义之道、守护兄弟情义。
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之中，加入组织的人要把自己的手指稍微弄破，用流出的血写下誓言。
洪门的规矩同样十分严格。从清朝开始，洪门就创立了“山头制”，这是一种多个分支各自独立运转的体系，目的是确保组织在不同地域能够高效运作。
各堂口的具体事务由堂主掌管，堂主在当地对全体成员享有最高指挥权，所有指令依照等级，通过逐级传递到达成员。
洪门内部独有的“天王”“大佬”等职级设定，同样彰显出该组织层级清晰。
倘若有成员违反规定，惩罚会变得十分严苛。从处以罚金到予以驱逐，甚至情节严重者会被公开惩处，洪门对于维护内部纪律相当看重。
现代洪门的转型
步入21世纪以来，一个有着漫长历史且充满神秘色彩的名号——洪门，逐渐登上了正大光明的舞台。
从早期与清廷对抗、开展秘密行动，到近代投身抗战，直至当下，它历经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渐渐弱化了地下秘密团体的属性，转而探寻合法的社会存在根基。
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存在着大量华商活动。洪门拥有密集的人脉和丰富的资源，其不少成员在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成为了关键人物。
从早期处于地下的秘密行动，转变为之后公开的商业运作，这样的转变并非能一下子就达成。
据传，部分有着洪门背景的企业家凭借过去在帮会角色里积攒的信用体系，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
与此同时，澳门的洪门也成了典型范例。和香港一样，澳门作为一个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商业枢纽，成了洪门能够合法、公开开展活动的又一地域。
依据澳门历史研究的记录，洪门成员借助掌控赌场、参与娱乐行业和酒店行业，逐步和当地政商界构建起紧密的关联。
需要留意的是，凭借洪门背景创立的一些慈善基金会于澳门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段时间，洪门人士多次举办国际性经济研讨会，试图凭借自身的纽带功能，把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汇聚起来，探寻更多跨国商业贸易与资金流通的契机。
除此之外，洪门组织也大力推动文化交流事宜，像传播中国传统的忠义文化，同各个国家的政府及商界人士搭建起更为深厚的关系。
洪门在转型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着重突出“忠义”这一理念。
在各种公开活动里，洪门大力倡导“忠义精神”，借助举办大型文化节或者历史研讨会的方式，向大众阐述洪门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参考资料：王笛所著《故事讲述与历史建构:洪门传奇背后的政治与生存艺术》发表于《安徽史学》2024年第5期，页码为5 - 1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