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约各国集体响应美国号召上调防务军费的当口，远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却再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
或许是看出了澳大利亚的为难，中国驻澳大使在6月30日立刻发表署名文章警示堪培拉，不要被北约与美国轻易“煽动”，而应与中国合作解决地区争端。
从澳大利亚的视角来看，跟进北约政策，应当是比较轻松的选择，在美澳同盟的“绑架”之下，安全伙伴关系难以割舍，特朗普的煤钢关税也在步步紧逼。
哪怕这相当于默认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澳大利亚也不会在意，毕竟，澳大利亚的反华立场以前就有过展现，而企图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度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澳大利亚会做何抉择，我们无从得知，可纵观历史，我们还是能够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岛屿国家，澳大利亚所面临的安全困境注定与所有国家都大不相同……
海的故事
谈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困境，还得从大英帝国讲起。
毕竟，作为大航海时代的滥觞，澳大利亚的独立本就是列强殖民遗留的产物；同时，作为一个远离欧陆的岛国，英国的地缘困境与澳大利亚更可谓一脉相承。
英国染指海权的开端，便是通过控制英吉利海峡及北欧的贸易通道，将自己定位成欧洲大陆与波罗的海贸易的枢纽。
这种地理优势使英国能够有效监控荷兰、瑞典等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并获取波罗的海的优质海事补给资源。
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争夺战中，英荷联军横插一脚，趁机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西岸的地缘政治格局就此彻底改写，地中海与大西洋通道的控制权也落入英国的统辖。
在接连拿下欧洲海权的重要关节后，尝到了甜头的英国直接总结出了一套“海军力量+海上贸易”的复合霸权模式。
而后，英国更是凭借这一模式，进而完善出了综合海权体系，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已掌握全球75%的远洋贸易控制权，这更是为其殖民扩张铺平了道路。
在英国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中，海军力量不仅保障殖民地安全，还能切断竞争对手的补给线，在东进印度之时，英国就曾通过控制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口一举瓦解了法国的殖民竞争势力。
后来，英国更是通过“马歇尔体系前身”的盟国资助机制，将海权收益转化为地缘影响力，英国一度凭借海上贸易税收支撑起大陆联军的军费开支，形成“以海制陆”的战略闭环。
1778年，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已达131艘，远超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114艘，这种数量优势使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同时维持着北美、印度、欧洲的三大战场。
到1783年，英国更是控制了全球60%的糖料和85%的烟草贸易，这些殖民地经济收益又反哺海军建设，形成正向循环。
可以说，英国对海权的掌控就是其得以实现全球殖民的重要倚仗，而在对各大洲均已完成殖民后，英国舰队更是向着大洋深处的“漂浮大洲”投去了目光……
排华渊源
当英国殖民者来到澳大利亚之时，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算不是“茹毛饮血”，也一定会是“不毛之地”，不然，也就不会有1788年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的原始称呼）流放殖民地的建立了。
与其他英属殖民地不同，亚瑟·菲利普总督在这个“流放洲”建立的殖民体系，赫然是一套罪犯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之上，才不断完善出依靠土地分配吸引殖民者的常规殖民体系。
为了“对得起”澳大利亚的“未经开化”，1825年，乔治·亚瑟更是进一步完善了监狱体系，实施分级管理制度，麦夸里海湾一度成为重刑犯的流放地。
此后，英国殖民者为了贯彻自己对澳大利亚“监狱洲”的定位，更是公然发动了“黑色战争”，像美国一样对原住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戮。
试想一下，英国殖民者来到澳洲，带来的不是天理难容的犯罪者，就是枪炮硝烟下的种族灭绝，所以可想而知，英国的殖民行径给澳大利亚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在1840年流放制度废除之后，菲利普港立刻便爆发出“伦道夫号事件”这种市民通过武装抗议来抵制罪犯登陆的事件，澳大利亚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可见一斑。
这种严重排外的氛围，甚至让澳大利亚早在19世纪50年代便率先走上了排华的道路：
由于在1851年发现了规模浩大的维多利亚金矿，澳大利亚立刻掀起了一股淘金热，在黄金的激励下，澳大利亚的华人矿工数量从1853年不足2000人直接激增至1858年的33000人。
只是，虽然引进华人劳工也是英国殖民者的主意，但当华人劳工凭借吃苦耐劳和数量优势与英国移民形成就业竞争之时。
殖民当局还是毫不犹豫地在1855年颁布了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不仅强行征收人均10英镑的人头税，更是首创了华人数量不许超过船舶吨数十分之一的配额制度。
即便后来澳大利亚的流放之地被废止，将要开启联邦化的进程，殖民地的“排华共识”也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1883年，澳大利亚的悉尼殖民地会议更是首次提出“太平洋门罗主义（主张澳洲事务由澳洲国家主导，禁止欧洲干预）”，试图通过排外政策构建战略缓冲区。
在经济保护主义与英国种族优越论思想的融合下，澳大利亚国父亨利·帕克斯甚至明确提出“白澳政策”的雏形，只允许白人移居，并系统性地限制亚洲移民。
之所以还允许白人的移居，则是因为澳大利亚自治政府在建立后也仍需依赖英国海军的保护，毕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澳洲的主要安全框架都停留在殖民地时期的被动防御状态。
于是，澳大利亚便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割裂心态：原则上要排斥外来的一切，争取自己的独立，但实际上又无法摆脱外来的一切。
毫不夸张的说，正是英国的统治奠定了现代澳大利亚一切对外政策的基础，而澳大利亚也延续了殖民者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乃至于影响至今……
澳洲的焦虑
1972年，澳大利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也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开始，之后，双方互派高层代表、设立领事机构，更是进一步开启了政治与军事的合作。
建交初期的中澳关系，更多是以互利为基础的发展型伙伴，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澳大利亚也迎来一次“资源红利”。
由于澳洲地广人稀，再加上铁矿石、天然气、煤炭和小麦等大宗商品都有着相当不错的资源禀赋，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好契合，于是，两国的贸易量便迎来了迅猛增长的“春天”。
进入新世纪，澳大利亚更是跃升为中国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国，几乎占据中国进口铁矿的60%以上，而中国也变成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据了外贸总额的三成。
可形势从2020年起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大利亚国内突然掀起了“反华浪潮”，从炒作所谓的“中国干预澳政”到封杀华为、中兴。
一度发展到限制留学生和投资，乃至中澳全面战略经济对话暂停，双边关系陷入低谷，这其中，澳大利亚的焦虑就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虽然地处南太平洋，但由于殖民历史，导致其文化政治认同更偏向西方，虽然日不落帝国已趋黄昏，但美国作为继承者还是给澳大利亚留下了新的选择。
澳大利亚一方面要依靠亚洲经济，另一方面又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于是在这种两难中，它选择了向美国靠拢。
澳大利亚是典型的海洋国家，整个国家被太平洋、印度洋包围，其国家安全、能源运输、粮食出口几乎完全依赖海路。
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南海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更是关乎澳洲经济的命脉。
于是，当中国开始建设海权之际，澳大利亚便延续了英国的地缘惯性，越来越觉得自己身处危险之中。
南海是中国的核心海域，但也是澳大利亚商品出口亚洲的必经之路，从西澳大利亚的丹皮尔港出发，经由爪哇海、中国南海再到沿海港口，这甚至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
这也是为何在经济上，澳洲高度依赖中国，但是在战略认知上，澳大利亚却始终被美国的“印太战略”所裹挟，把中国视作潜在挑战。
可实际上，澳大利亚对所谓“海权”的渴求并不现实，只能依赖美国。
但美国本身也面临着国内财政赤字、国外多线出击的战略困局，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这样的现实，选择“反华路线”并不明智，中国市场不可替代，这里也仍是澳大利亚周边范围内最可靠的出口对象，长期脱钩带来的，只会是澳洲全产业的持续低迷。
毕竟，中国从来不曾主动挑起对澳冲突，反而多次表达缓和关系的意愿，即便存在一时的摩擦，中澳经济的强互补性与空前广泛的合作空间，也终将让两国“殊途同归”……
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全球秩序正在重组，事实也一再证明，靠着抱美国大腿维持的“海权幻象”并不可持续。
一年从中国赚走5000亿，这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关系的真实写照，但当澳洲把“海上霸权”视为国家战略时，它也在一步步将自己推向危险边缘……
参考文献
《澳大利亚史》欧内斯特·斯科特 著；陈晓 译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马汉(Mahan,A.T.) 著；李少彦 译
《帆与锚：澳大利亚简史》杰弗里·布莱内 著；鲁伊 译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科恩(Cohen,S.B.) 著；严春松 译
《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三角关系》Richard.Rosecramce 著；吴荫东 译
《列国志-澳大利亚》沈永兴、张秋生、高国荣
《澳大利亚主动追随美国制华战略的原因、表现及应对》高程、伊松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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