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郭编辑|t引言
三亚凤凰镇，一条普通巷子尽头，立着一块低调却醒目的路牌：“回辉街”。这不是景区，也不是改名换姓的城市美名，而是一个真实存在、拥有近千年扎根历史的东南亚穆斯林族群的生活区域。
他们叫自己“回辉人”，外界却更习惯称他们“番客”。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只有这一支被公认起源于东南亚。他们从海上而来，从贸易起步，从不属于任何本地籍贯开始，历经数百年社会变迁，在1980年代前户籍只写“其他”两个字。
但现在，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回族”，有清真寺，有节庆，有居委会，有民族身份，从“番客”变为“本地人”，用了整整七百年。
来得早，不代表就落了地：明朝时的“番客”故事太沉重
明朝洪武年间，海南三亚海口等地海防紧张，东南亚海商往来频繁。三亚河口，靠近今凤凰镇，成为当时外商定居点之一。据记载，最早出现“回辉人”定居，是在公元1370年前后。这些人原籍多来自“占城”与“马六甲”，信仰伊斯兰，语言带有马来词根，操持独特“回辉话”。
这批人并非随军入海南，也不是战乱逃难。他们是顺风而来的商人。带来的，是香料、金属器皿、布料、茶叶与宗教信仰。但当时本地社会对他们的身份定位，清一色打上“番客”标签——意为外来客商，不纳籍，不准婚配，不得参政。这一身份定格持续了数百年。
据《张亮〈从“番客”到主人〉》记载，三亚凤凰镇回辉居委会的先民群体，多数在明清时期就已定居。他们定期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经济活跃，宗教独立，居住集中，但在行政上却没有“民族”定义，户口登记为“外来”或“其他”。这种“人在此，名不在册”的身份，令整个群体长期游走在社会边缘。
他们在清代曾尝试改籍融入本地汉族、黎族体系，结果屡遭拒绝。
最典型的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海南府官文曾上奏请求将部分回辉人纳籍，被驳回，理由是“风俗殊异，不宜混编”。这段史实说明，他们即便在海南生活了几代人，依旧被视为“番客”，无法成为“本地人”。
语言成了文化界限。回辉话与占族语系相近，夹杂大量阿拉伯语宗教词汇。海南人听不懂，政策人员更无法分类。当民族政策兴起之前，他们不属于“少数民族”名录。他们成了“特殊中的特殊”，既非汉，也非黎，更非苗，却又确凿地活在中国海南的土地上，代代生息。
这些沉默的数据与历史细节说明，早来并不等于落地。他们从东南亚来海南的脚步早于许多清末移民，但从1370年到1970年，整整六百年，他们依旧是“无名的岛上居民”。这是这个民族故事的第一章——时间的沉淀，换不来名分。
“你是谁”不能靠自己说：1980年代前的身份苦旅
海南回辉人长期没有民族籍贯。在清代与民国，这意味着没有参军资格、无族属福利、不得参与民族事务。1950年代户籍登记中，他们被统一标记为“其他”，仅此一词，便决定了子孙未来几十年的待遇缺失。
1980年代初期，中国实施民族识别再审核。回辉人第一次向三亚县政府递交集体申请，请求民族确认。申请材料中写明：“本族源自占城，占语与回辉话通用，祖籍不详，信奉伊斯兰，饮食服饰皆异于黎、汉、苗……”
1986年6月，三亚县民族事务办公室派出考察组进驻回辉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工作队历时三个月，访问近百户，记录语言特征、宗教仪式、婚丧习俗，最终确认其民族属性高度近似中国回族，建议认定为“回族”。
这一建议提交后，海南省民委于1987年7月正式批复，将三亚凤凰镇回辉人集体转入“回族”名册。这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归属确认”。同年11月，三亚清真寺重新获得修缮资助，成为标志性事件。
从1370年“定居”到1987年“落籍”，这条跨越六百一十七年的身份苦旅，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得以终结。这一过程不是“申请即得”，也不是“自说自话”，而是要通过语言学家、宗教学者、民族专家的联合调研，用大量资料支撑“你是谁”这个问题的国家认定。
身份变更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居委会改制、民族待遇配套政策启动、子女可参与回族专项高考通道、社区宗教活动合法化。1988年，海南建省设市，三亚清真寺首次挂上“海南省重点民族宗教保护单位”牌匾。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随时间自动转化，而是国家在民族政策体系确立后，依照调查结论推动身份确认。正因为有这一波系统性民族识别与政策配套，才让回辉人真正“入族”，成为中国国家民族系统的组成部分。他们不再是“海上的客人”，而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份子。
“番客”如何成了“主人”
三亚凤凰镇，过去叫回辉村，如今是市区范围。站在回辉街尽头，可以看到三亚最大的一座清真寺，1989年翻修完成，采用回族传统穹顶建筑结构，同时也是该地唯一官方登记的伊斯兰活动场所。
清真寺是这个民族认同的象征，也是公共权利重构的核心。1985年之前，回辉社区宗教活动多在私宅进行，分散隐蔽。1987年“入族”后，社区筹资10万元重建清真寺，三亚政府拨款2万元，成为第一宗宗教设施地方共建项目。
宗教之外，经济也成了他们参与地方社会的门票。1980年代后期，海南旅游开发启动，三亚升格为城市。回辉社区紧邻河口，原为边缘渔村，却因地理位置变为城郊结合部，进入土地改革视野。
1989年至1992年，三亚市政府启动城市扩容规划，凤凰镇被纳入规划范围，回辉居委会土地由集体转为征收对象，村改居计划展开。原本依靠传统捕捞为生的回辉人，转型成为“社区管理主体”，拥有出租屋、餐饮商铺、清真旅游服务等多种产业。
随着社区“去农村化”，他们从村民身份进入城市居民序列，同时开始参与民族政策实施，协助市民宗局完成人口统计、宗教活动备案、节庆安排等事务。回辉人第一次在“政策文件”中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执行者、制定者之一。
在2000年统计中，凤凰镇回辉社区人口近万人，占全镇人口的八分之一。清真饮食店30余家，节日公共活动覆盖2000余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数字被纳入三亚市民族事务数据年鉴，从“无记录”到“有份额”，完成了“番客”向“主人”的最终转化。
他们的历史，不只是自己一家的事。从一条街、一个村，变成了一个城市功能板块。从“番客”标签，到“回族”身份证明，这一切的完成，靠的不是时间流逝，而是一次又一次“说得清”的事实、一项又一项“立得住”的证据，一次又一次政策与人民共同推进的改革。
他们没有忘记来处，却牢牢站稳了脚下这片中国的土地。这就是海南回辉人的故事，不靠传说，不靠传奇，靠的是六百年的生活与三十年的国家政策实践。
参考文献：
- 常棣.由“籍”而“族”——三亚穆斯林的历史史实、记忆及情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1):26-31.
- 于华.海南民族团结进步的历史考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0,27(03):83-90+116.
张亮.从“番客”到主人:三亚回族社会实践中的历史记忆.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2,(02):5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