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说和考试有关的词如：文昌帝君、文曲星下凡、一举夺魁这些，乍看之下好似一个意思，都是与考试读书有关，但我们其实骗不了自己，名字压根儿不一样。那么这老仨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真的都是是负责考试读书这些的吗，我们来研究一下，省得以后考试前拜错了，没考好赖文神爸爸们不给力。
文昌篇：
你要是百度文昌星，会发现百度百科告诉你：
文昌星，文昌本星名，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
星座名，共六星，在斗魁之前，形成半月形状。或特指文昌宫六星的第四星。
亦可指星神文昌帝君。其成为民间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与梓潼神张亚子有关叭叭叭叭叭...
根据其中关键信息的提示，我们可以知道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分别是“斗魁戴筐文昌宫”以及“梓潼神君张亚子”。
斗魁戴筐文昌宫：
上古时代的人们仰望星空时，发现北斗是十分特殊的存在，针对北斗的观察发现“斗柄指东，天下皆春”这样的规律，老祖宗们觉得这样的北斗实在太牛了，指向变了季节就变了，简直就是掌控世界变化的神，于是产生了浓厚的北斗崇拜。而北斗附近的文昌宫因为特殊的形状和位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北斗的前四星或者第一颗星被称为“魁”
而文昌宫的形状像一个“筐”一样在北斗的头顶
所以北斗与文昌宫的这种关系又称作“斗魁戴筐”。
《史记·天官书》: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 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
由于北斗崇拜的缘故，人们认为北斗是天上制临四方、巡行环宇的帝王，所以其附近的文昌宫被认为是辅佐帝王的将相，于是在先秦时期文昌宫被认为是天上行政所在之地。
因此两汉时期的占星内容中，文昌宫也代表上将贵相之地。而后世中文昌主持功名文运大致可追溯于此。
世界最早，约战国时期的天文著作《甘石星经》称: “文昌七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天府主营计天下事。”
《楚辞·远游》亦云: “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
汉王逸注称文昌有“顾命中宫，敕百官也”之职能
此时的文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负责“文运”， 但在当时文昌的职能更多是“司命”，即掌控生命。至于为什么，简单研究一下先秦至隋唐时期的社会环境便能清楚，无论是选拔官吏的制度，还是人们对于命、运的思考，这些都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星神”的职能。
接下来放一些文献，可以略过不看直接看总结。
东汉应劭的民俗著作《风俗通义·祀典》提到:
“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下六星也。
晋宋之际上清经《洞真上清太微帝君步天纲飞地纪金简玉字上经》中提到了一种步纲仪式:
“《太上隐书》，太微帝君昔授皇清洞真君，步天纲，飞地纪，据玄斗，攀星魁，接九真，乘飞龙，游三命，浮三生，固三宝，出六害，隐六阴，入六绝，镇天英，守延期，存元辅，蹑大弼，周流丹房，上升文昌，展转九道，位为九老。行之二十年，受书为上清真人。”
步纲仪式中更有咒语称:
“阳明大魁，玄极文昌，使某魂魄，俱游天纲。”
南北朝时期的道籍《正一法文十箓召仪》中称:
“不知生年，言被上三天无极大道太上中玄三天都录司命文昌君召”
南北朝道籍《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所载
“上三天三五元命文昌中官中黄九道司命一十五人”
唐以后所出道经《太上神咒延寿妙经》亦称:
“若能受此经，延年益算，过度灾厄，寿命延长，拔赎年命，簿中断死。文昌宫中，注上生名。”
唐末杜光庭所编《太上宣慈助化章》中亦有“文昌宫中寿命君”的名号。
北宋编定的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称:
“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子司命之符也。”
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南宋之前文昌的职能基本只有司命而已，这也是对当时的社会侧面最好的写照：自东汉末年以来，动荡战乱的时代犹如惊涛骇浪的大海，个人性命如同一片小舟一般身不由己，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不断思考个人的生死、命运，对司命信仰的崇拜也逐渐达到顶峰。
而魏晋时期道教吸收文昌进入神仙体系的理由也很简单：对于长生的崇拜。
梓潼神君张亚子：
最早梓潼神并没有名字，而是单纯以“梓潼神”的神祇形象广泛传播于民间故事中，于先秦时期的蜀地梓潼县。
据《广博物志》引晋人王隐的《蜀记》载“夏禹欲造独木舟，知梓潼县尼陈山有梓木，径一丈二寸，令匠者伐之，树神为童子， 不伏，禹责而伐之。”又“梓潼县，蜀古志云：‘禹于尼陈山伐梓，其神化为童子，汉所为名县也’”。
这段记载虽然充满了杜撰和神话成分，但也说明了梓潼神的信仰起源，梓潼在当时就已经是有了信仰的神灵。
《华阳国志·蜀志》：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 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皊，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
《华阳国志·汉中志》：
“梓潼县，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
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梓潼神幻化成大蛇后力大无穷能引起山崩，另一方面在山崩处有一个祠曰恶子（古音恶同亚，读亚子），祭祀雷杼（传说中雷神发射霹雳的工具），至此，后世中的梓潼神开始与“蛇”“恶子”“雷”这三个要素发生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后东晋小说《搜神记》中虽然有一段明确记载了梓潼神叫张亚子，是文昌神。但由于搜神记这篇小说在后世中不断有增补，很难确定这段记载是东晋时期写进去的，所以此处忽略不计。
《搜神记》云：
文昌神，姓张名亚子，字霧夫，本吴会间人，生于周初，后西晋末，降生越之西嶲之南，有道术，为神庙，在梓潼县北八里七曲山。
而梓潼神与张亚子有直接关联的记载大概可以从这段文献进行一定的推测：
《晋书》<本纪>和<载记>：
（东晋宁康二年）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獠相应，以叛于坚。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 军桓石虔率众三万据垫江。育乃自号蜀王，遣使归顺，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等五万余人进围成都。寻而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坚遣邓羌与杨安等击败之，育、光退屯绵竹。安又败张重、尹万于成 都南，重死之，及首级二万三千。邓羌复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害之。
简单来说就是张育等人来到蜀中自立为王，并率领蜀人起兵抗秦，结果没打过苻坚的军队，张育等人战死。
而蜀地本有旧俗“凡守之贤者，蜀人必为建祠，或绘其像，天下名镇未是有也”。
那么我们不难推测，蜀人为了纪念张育仕晋抗秦的忠烈形象，为张育修建祠堂以祭拜。在人们不断的传颂过程中，张育的祠堂和张亚子的祠堂距离本身就不远，再加上都是张姓，很容易将两者附会起来。至此梓潼神和张亚子合并，梓潼神张亚子有了人格化，成为了有名有姓的神。
到了唐朝发生的几次帝王入蜀事件，皇帝们进入蜀地后的文化交流更是会刺激到梓潼神的影响力，同时文官集团的随行也不免使得当地充满各种政治因素，于是不少文人开始着墨于梓潼神，如王岳灵《张恶子庙碑》、李商隐《张恶子庙》、孙樵《祭梓潼神君文》、萧遘《和王侍中谒张恶子庙》等。
随着道教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自然不会放过充满了极强政治因素的梓潼神，那么梓潼神当仁不让的被吸收进了神仙体系里。
但到此为止，梓潼神和文运还是没有直接关系。
随着赵宋立国以来开始崇文，太祖以“宰相需要读书人”来召唤臣民读书，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入仕的机会大大增加。
虽然人人皆可有官做，但在当时“海选”一般的竞争压力面前，除了有相当的文学才能之外，还要有足够的运气。在这种氛围下，拥有科考文运能力的神祇自然被极为尊崇。
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正史记载，但从一些文献中不难看出梓潼神正是在此时有了掌管文运的职能。
蜀道有梓潼神祠，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祥符中，西蜀有二举人同砚席，既得举，贫甚，干索旁郡以辦行。将迫岁始离乡里，惧引保后 时，穷日夜以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号英显王，其灵响震三川，过者必祷焉。二子过庙已昏，晚大 风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祷于神，各占其得失，且祈梦为信，草就庙庑下席地而寝。人夜，风雪转 甚，忽见庙中灯烛如昼，殽俎甚盛，人物纷然往来。俄传导自远而至，声振四山，皆岳渎贵神也。既就席，宾主勤酬如世人。二子大惧，已无可奈何，潜起伏暗处观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 侪作来岁状元赋，当议题”。一神曰：“以铸鼎象物为题”。既而诸神皆赋一韵，且各删润雕改，商 榷又久之遂毕。朗然诵之，曰：“当召作状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语曰：“此正为吾二人 发”。迨将晓，见神各起致别，传呼出庙而去，视庙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聪警，各尽记其赋，亟写于 书帙后，无一字忘，相与拜赐，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语欣然，惟恐富贵之逼身也。至京，适将 引保就试。过省，益志气洋洋，半验矣。至御试，二子坐东西廊。御题出，果‘铸鼎象物赋’，韵 脚尽合。东廊者下笔思庙中所书，懵然一字不能上口，间关过西廊问之。西廊者望见东廊者曰：“御 题验矣，我乃不能记，欲起问子，幸无隐也”。东廊者曰：“我正欲问子也”。于是二子交相怒，曰：“临利害之际，乃见平生。且此神赐而独私以自用，天其福尔邪？”各愤怒不得意，草草信笔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状元乃徐奭也。既见印卖赋，二子比庙中所记者，无一字异也。二子叹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罢笔入山，不复事笔砚。恨不能记其姓名云。
这两段文字不仅体现梓潼神在科举上的灵验，更是有王安石凭“风雨送至宰相”官至宰相的说法，在一系列的刺激下梓潼神“忠孝”的形象逐渐减弱，“科考文运”的象形不断地深入人心。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南宋之前文昌、梓潼神两者并无直接关系，而到了南宋，文昌和梓潼神突然开始融合，至元仁宗时官方敕封帝君尊号，二位神祇正式合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虽然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根据时代背景大致可以推理出其中的原因。
其一宋代的社会形态决定哪个神祇负责文运哪个神祇则更受欢迎，而文昌本身司禄的职能被重新关注，梓潼神则是以“灵验”的方式被赋予司禄的职能，那么职能相似的神祇有了整合一体的可能。简单来说就是古人对着明明异父异母却一毛一样的神仙磕头磕迷糊了，干脆一拍脑门两者合着磕好了，道教一看那干脆两位神仙融合一下算了。
其二北宋时期川蜀地区变乱频发，动荡迭起，为了维持社会的治安，以神治蜀成为了当时的一种策略。按照南宋时期的尿性皇帝不断地对道教神祇进行封赏，将梓潼神和文昌的融合朝廷能更方便的对梓潼神进行控制，梓潼神从民间神一跃升为官方神，那么川蜀地区的信仰空间也会逐渐的被朝廷所引导。
随着元代的正式敕封，“文昌帝君”正式诞生。史料中记载“文昌宫，在西北隅，宋咸淳七年，道士范介然建，崇奉 梓潼真君。皇朝至元十八年申请教所，以武德文昌为额。
“梓潼文昌宫，州东北四里。宋景定二年，故漕贡士卢震龙捐资买田筑宫，以奉梓潼 帝君之像。”
约出于宋元之际的道籍《太上济度章赦》所录《文昌祈禄章》提到: “文昌三台，南斗北斗，东璧奎宿，羽林壘壁，师门将军，应主宰人间官职。”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四中谈到了当地的梓潼帝君庙，称文昌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
宋代洪迈《夷坚志》记载：何文缜丞相，初自仙井来京师，过梓潼，欲谒张王庙而忘之，行十里始觉，亟下马还望，默祷 再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