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自1843年成为通商口岸后，迅速成为东南沿海贸易枢纽。作为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1980年），其政策红利与开放基因使其长期处于聚光灯下。鼓浪屿的万国建筑群、跨国企业总部聚集（如戴尔、太古）等，强化了其“国际范”形象。
福州虽自闽越国时候便是福建行政中心，但近代因福州船政局（1866年）等洋务项目，更多承担军事与工业职能，缺乏厦门的全球化叙事。
福州作为省会，长期承担政治协调、文化传承等职能，但缺乏经济爆发力。2023年福州GDP（1.3万亿）虽高于厦门（8000亿），但人均GDP仅为厦门的60%。这种“总量大、人均低”的特点，使其在公众认知中更像“行政中枢”而非“发展引擎”。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环岛路、厦门大学等景点通过影视剧、短视频持续引流，塑造“文艺之都”人设。2023年厦门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占福建全省近30%。
三坊七巷虽为文化名片，但文旅开发相对单一，2023年旅游收入仅800亿元，且游客以省内为主。
厦门作为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厦门在财政、规划等方面拥有更大自主权。其市委书记通常由省委常委兼任，政策资源倾斜显著。
厦门因外向型经济、旅游热点更易获得媒体关注，而福州的政务新闻多聚焦省内协调，传播半径有限。例如2024年厦门“金砖创新基地”相关报道量是福州的3倍。
厦门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2023年新增落户高层次人才超5000人）远超福州，形成“成功=厦门”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强化其“隐形省会”地位。
福州与厦门的认知错位，本质在于行政功能与市场魅力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