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这座城，听起来稳稳当当，其实骨子里一直不安分。城市人口快到四百万，区县换来换去，头一晃就十几个。你说现代人最怕的是什么？变化。可偏偏咸阳的区划，从古到今，颠来倒去，谁能不犯晕？别说外地人，咸阳人自己有时候问起老家祖籍，舅舅姨妈都能吵起来——到底算哪个县哪条街？
别忘了，这片关中大地，跟北方、南方都叫劲。陕西三刀流，陕北黄土厚重、关中腔味独特、陕南一隅米香饭软。串门去汉中，饭桌刚一落座，锅里多半泡着米饭，一边是陕南人的朴素，一边又透着四川的精灵气。小时候常听老人说，陕北那边的方言一张嘴就能听出不是关中乡党，可到了咸阳，再糊涂的人都知道，咱这块地，总是夹在“正宗”和“新鲜”之间，谁也不肯认输。
不仅口音杂，吃的也杂。关中吃面是过命的交情，咸阳却是各有一套。你要是冬天进村问存粮，家家屋檐下吊着玉米和苹果。苹果这玩意儿说起来也神，谁能想到陕北老乡会靠这个成为全国老大。全省每年苹果产量一算，七分之一在陕西，咸阳人更是拿水果和粮食当脸面，总觉得生产多了，才有点底气。
可城市的命，不是只看粮食和牛羊。区县变来变去，就像刮风下雨，说变就变。清朝时，乾州、邠州、咸阳府，各自排着队，谁管哪块地谁心里清楚。咸阳县倒是很晚才自己建号，那阵子还归西安府管着，家家户户包括永寿、武功、三水、长武、淳化，一块都给划了分。老人们讲：“那时候，你家后院种了啥，也得问上头哪个州府批。”
咸阳没自己的府，老被牵着鼻子走，归属感欠缺得紧。想想，太爷爷的户口本儿上印着乾州，孙子落地却在咸阳，姓名写着县，心里其实还是庄稼地。朝代更替，哪有闲工夫给小县作主？西安府一声令下，左右区县就跟着水流一样，四散开去。邠州连着三水、长武、淳化，那时候名字古怪，生僻字一大筐，年轻人读起来满头问号。
清末一场大乱，咸阳人日子更不好过。军阀黑枪乱杀、土匪横行。听老一辈哭诉：“那几年，咱庄上的牛羊被抢光，娃子晚上一叫，都盼着不出门。”陕西虽然地理好，东西南北都能通，但那日子，荒了地也荒了心。老百姓盼的，就是能安安稳稳地种点地，好歹有口饭吃。
后来新中国成立，区划忙得像赶集。一会儿临时划陕北、陕南，一会儿又恢复合并。官府变啊变的，咸阳专区变了、老县都分家。1952年咸阳县市成立，挂了几下名牌就又归了咸阳专区，转身又被撤销，跑去西安、宝鸡“串亲戚”。你问咸阳人听懂了吗？大多数人撇嘴：“挪来挪去，咱土地还是那片。”
五六十年代，交通落后，通讯靠扯着嗓子喊。哪能管这么多县？领导拍板说，分太细了，管不住，咋办？咱得合并。又是一轮洗牌。1961年，咸阳专区回归，县级市外加一堆县。名字不变地名变，彬、户、礼、旬、周这几个，就是后来才换了现代名字。说到底，不少地名背后的故事，藏着多少迁徙、改姓，谁翻得出来？老百姓惯了，生僻字都成了家乡的笑话。
再后来，专区变地区，地区成地级市。1983年，咸阳全面改头换面。老牌咸阳县市说拜拜，秦都、渭城、杨陵几个新区撑起来。县市一撤，人口腾挪得像赶集。西安扩地，旁边的户县、周至、高陵又划了过去。咸阳乡亲叹气：“咱和西安就像兄弟，分家分得太急。”
又有武功、杨陵从宝鸡划来咸阳，家族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老人的出生地变成了新县，有些青年的身份证上区已经换了名。上世纪80年代末，咸阳市框架才像模像样。后来渭城区一立，咸阳成了三足鼎立：秦都、渭城、杨陵，剩下的县也各自安分。进入21世纪，城市越扩越大，人口跟着涌进来，地铁、新区、开发区全冒头。
彬县撤了，组了彬州。哪个叫“县”，哪个叫“市”，谁界定？大多数年轻人没空计较，老人还在念叨：“我们那会儿，彬县还是乡，街上去赶集还得骑毛驴。”咸阳市最终定格成如今这幅模样，三个区、两个县级市、九个县。新区是功能区，不算人头，但都明白，开发区盖楼建厂，不管叫啥，咱老百姓关心的是工资和搬迁。
城市折腾几十年，到头来归属感还在。咸阳和西安打了几轮牌，最后还是结亲。整个关中城市群，有了联合发展的底气，有了说话的声音。新区、合作区、地级市、县，每一步都牵着农民和老板，还有孩子的未来。谁能想到，区县的调整不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漂泊？有人从小村搬到新城区，有人在变更的县城找回童年的树。
咸阳人说，变化没啥稀罕，关键是心里安稳。县名可以换，家还是要有。咱的区县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每个人生活的谱系。区划调整，说起来是领导拍板，可常常落在老百姓的饭桌上、田地里。一条区县界，隔开的是办公楼，连着的是老街和亲戚家门。
以后还会变么？谁也不敢打包票。发展要有阵痛，城市要有故事。你问咸阳下一步去哪？只能说，还在路上。或许，有一天咸阳会有更大的变化，也有可能回头就是一段老路。地名，人名，乡情，时间，绕来绕去，就是说不完的老咸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