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别来，这几天正公示呢。”
连队传达室那部黑色转盘电话传出的声音，被戈壁的风从线里刮过来，像被砂纸磨了一层边。
我把搪瓷缸从炉子边提下来，缸口磕掉的那圈釉在热气里露出铁色的亮，水里溢出一股熟悉的碱味儿。
五叔把半导体的天线掰直，台子里先是“吱”的一声，随后隐约传来一段颇有精神的播音，字音同样被风削薄，但还是正。
他低头在登记册上签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干脆利落。
我把缸递给他，他接住的手背上有细密的口子，像风在皮肤上刻的小沟。
那年正是八十年代中段，票证还没完全退场，供销社的黑板报上常常写着副食供应和价格，白粉字在风里一抖一抖地干。
我从东北厂区的家属院调来西北实习，单位在营区隔壁的修配厂，风大时两边的广播能互相串音，像两条河在空中交了支流。
五叔在这片戈壁边服役已久，连里都说他手稳心定，修理室里螺丝在他手下像归队的小兵，按粗细排得明明白白。
我到的那天，营门口的白石灰墙粉刷过不久，阳光下有些刺眼，墙上古朴的标语被风磕磕碰碰，边缘起了小卷。
炊事班的烟囱吐出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儿，掺着面汤的香，往上盘了一层，旋成一个灰白的圆。
我打小就佩服他那股沉稳劲儿，连说话也不多，话一出口就像被他抻平了，直而不硬。
传达室里有一本厚厚的来电登记，折角处油亮，像被许多手指头反复抹过的旧书页。
电话挂上之前，他沉了一下，声音更低，说“规矩摆在那儿，得稳当”。
我知道他口中的“稳当”不是虚，像他每晚把半导体擦一遍的那股耐心，一回又一回地擦，直擦出细微的亮光。
东北的家那边刚立了春，白杨树皮剥落一层又一层，像旧年从身上退下来，而我这边，风在营院的缝里左拧右拧，总能钻出响动。
奶奶临走前往我包里塞了两双她亲手纳的鞋垫，针脚密密，图案还是她最爱绣的石榴，一看就是盼头儿的样子。
她叮嘱我“帮着看一眼你五叔”，口气温和里有稳妥，我把这句安在心里，像把一块温热的砖放在怀里贴着。
五叔的未婚妻要来探亲的消息就是在这样的风里传到连里的，她从黑龙江那边请了假，托亲戚跑了几趟，领了探亲证，掐着日子坐了硬座。
她寄来的包裹先到了，牛皮纸包上密密匝匝地缠着麻绳，打结处按得很平，揭开是一对枣红的枕套，白滚边像雪沿。
枕套底下压了两小袋炒黄豆和半斤糖，糖纸是绿色的，泛着旧时光的光泽。
我把枕套洗了，晾在营院的铁丝上，风一鼓，枕套咧开笑，像有个安静的人在远处打量这院子。
那几天连里进入提干公示，骨干轮换，规矩自然更紧，走动有登记，晚点名多一遍，修理室的门口多挂了一盏小灯，黄豆粒似的暖光落在扳手的柄上。
我倒也不忧心，知道这类事里头先讲章法，再讲人情，章法稳住，人情才有余地，反之就乱。
夜里风更紧的时候，营区的铁旗杆会“咣当”响两下，随后归于幽静，像在提醒人，许多事要往心里去，不要往嗓子眼儿去。
招待所那边我提前去看了，走廊窄，墙面刷着石灰，半腰贴了花纸，玻璃窗上有薄薄的霜花，像不肯退场的冬。
管理员阿姨戴着一顶灰呢帽，翻账本时用手指扣着页角，指甲上留着洗衣粉泡手的痕。
我把来人姓名、车次、探亲证复印件交上去，阿姨拿铅笔在登记者里划了两道，抬头说了句“安排妥妥的”，语气利落。
我心里就定了三分，回营前顺带去供销社买了两块枣糕和一小包红糖，红糖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团散不开的温热。
这边风沙大，水也是硬的，开水壶里一圈圈白垢像细鳞片，我换水时小心擦，擦不掉的就留着，看多了也就像乡里人脸上的风纹，真。
半导体里偶尔能听到评书先生的嗓子，拉得长长，像胡同口拉糖稀，风小一点时，就能凑成一句整话。
她的火车到了那天，天色灰中带亮，站台上人不多，每个人脸上都像粘了一层旅途的尘。
列车慢慢靠进，车窗里贴着报纸的格子花在晨光里清楚起来，偶尔有孩子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呼出的雾弥了一朵又一朵。
她背着军绿色帆布包，包带上绣了她名字的拼音，针脚认认真真，有一两处拐了弯，像手的犹疑。
她鞋跟粘着碎雪，踏上戈壁边的小站，雪响一声又没了，风把那点潮吹干，留下一圈浅浅的印。
她看见我，笑得温稳，眼神一明一暗，像先把心里的话在眼里掂了掂，再端出来。
她说“辛苦你跑一趟”，我说“应该的”，话就平平地落下，稳稳当当。
她又轻声说了一句“甭客气”，东北味儿软软的，把远路缩短了半截，像把马尾辫往前拢了一下，挡住风。
我们一路往招待所走，供销社门口排了队，孩子们趴在玻璃上看油炸糕，眼珠子往里滚，耳朵却被风吹得红。
她只看了一眼，把帆布包往肩上一抬，脚步没停，我心里懂她的节省，也懂她把一份盼头儿省给了后边的日子。
招待所的房间背阳，却干净，床单洗得很实在，有一股晒过的味道，窗台上放着一只蓝边白底的搪瓷缸，盖子合得严。
她把帆布包一件件摊开来，叠好的线衣不带褶，最底下压着一小包黑土，土并不多，包在旧报纸里，外层还套了一个蓝布袋。
她把那包土托着递给我，声音比风小一寸，说“从她家门口刮来的”，我知道她说的是奶奶，从语气里出来的温顺就是。
她说“让他闻闻味儿，想家的时候捏一捏”，嗓音朴实，我却听见了家的影子在风里走了一趟又折回来。
她又掏出一个新搪瓷缸，是白底蓝沿的，盖子周正，内壁洁净，瓷釉光里有个小小的光点，像她的心事。
那天傍晚我回营，风在营门口打转，灰尘往上蒸了一层软，脚印落进去很浅。
五叔在修理室里把腰带从挂钩上拿下来，拉一拉又放回，像预备又像克制，台子上的半导体换到新闻，那头说话的人声沉稳，风里也能听出节拍。
他看了一眼表，指针刚越过一条细线，他顿了一下，像在看一扇门的门缝。
我把招待所的情况说了一遍，他点头，脸上那道纹浅了一点，像沙上的风痕被一泡水抹柔了。
我把新搪瓷缸和那包黑土放在桌角，他用指腹在缸沿上抚过，像摸一只孩子的额头，力道不重，却有心。
夜里临检，修理室门外的灯亮到更深的夜，光沿着门缝流一条细细的线，像耐心落地成形。
第二天午后我端着一碗热面去招待所，面是阳春面，汤清，香油浮着一层薄薄的亮，面条顺着筷子冒起白气，像一扯就能扯出暖意。
她接过碗时先问“他忙不忙”，我说“抽不开身”，她点点头，眼皮底下那道光往里收了一寸，像把心事收进衣襟，别紧。
她又说“他忙就忙呗，别操心我”，这句东北味儿一出来，像一盏小灯在风口安了一把，稳。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窗纸被风轻轻吹鼓又贴回去，像心脏呼吸一样收放，我忽然觉得什么都合适。
晚点名前，营里临时加了一道隐约的规矩，凡事出入要支撑得住问话，问到哪一层，答到哪一层，大家心里有杆秤。
那晚的风把旗杆敲出两声脆响，后勤处的水管冻了头，我和炊事班的人去敲冰，冰层薄，灯光里透出一点青。
回到修理室，五叔把半导体的音量拧小，评书先生的嗓子“咳”了一声，像屋子里有个老人提醒大家歇歇再说。
他开口说“顺延”，语气平稳，像把一只碗从高处挪到低处，不响，不碎。
我心里先是空了一下，又沉稳下来，空的是先前那点理想化，沉的是这句话背后的人心。
他说“规矩归规矩，人心归人心”，他把“归”字放得很准，像扳手卡在了恰好的齿上。
我回招待所把话带到，她只“嗯”了一声，没多问，手边的针线仍一针一针地往前走，针尖在灯下亮一下又收回来。
我心里知道，这“嗯”比许多的话有分量，像一捧温水里没有波，但能顺顺地灌到胃里去。
之后几天，她尽量不在营区周边多走动，招待所和供销社之间的那条路她走得很轻，像有人把脚步的重量替她分了一半。
我看她把带来的红绳挑出来，沿着枕套边又加了一道压线，针脚密得像细雨，落在布上不出声，却把一圈边巩得更牢。
风停一会儿就起一会儿，阳光在营院里洒下来的角度也有轻微的偏移，一天的变化不显，许多天叠起来看，就成了季节的逻辑。
供销社黑板报有一栏写“票证逐步减少，副食供应增加”，字写得端坐，下面一行粉笔道出了新到的白砂糖和豆油数量。
修配厂里老师傅把铸铁件放在炉边烘，铁面冒出一点汗，我从旁拿布擦，布在铁上一蹭就发黑，师傅说“活儿就这么个理儿，慢了急不得”，我听了点头。
未婚妻的假期只有几天，时间在她的额头上没刻出焦虑，而是在她手上积累成了耐心，每一针都像在给时间缝边，不叫它散。
她临走那天，风有点收敛，早晨的阳光像给窗帘搭了肩，把布上的花纹照清楚了。
她把帆布包收拾好，枕套留下，黑土留下，新搪瓷缸也留下，她的东西只带走了必要的几件，像一个人把心房整理出空地留给未来的家具。
她没让五叔送，怕他为难，也怕惹眼，我在站台陪她等车，车还没到，身边隔座的老人掏出一个小铜壶灌水，咕咚两口，坐直了腰。
她看着轨道，眼睛里没哀怨，只有一种往前走的意志，像把身后的门轻轻掩上，意不在关门，而在不惊动屋里的人。
她说“等他闲了我再来”，又把话轻轻压低，补了一句“别给他添乱”，这句北方味儿平平却稳，像一枚小铜扣扣在衣裳的关键处。
火车进站，铁皮在太阳下亮了一下，风把广播里的字刮散了一点，还是能听清列车的次序，她背上包，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定。
车走了，轨道留下震动，像一根看不见的弦从脚底托上来，颤了两下又安静。
我回营的时候，半导体里正播青年合唱，旋律明快，却不张扬，像一队年轻人从风里走出去又走回来。
五叔把新搪瓷缸从桌角端到手上，趁热喝了一口，眉毛在气里冒出一点潮，他把缸沿擦了擦，动作轻，像在抚一件珍物。
那包黑土他也拿在掌心，手一松，土在掌纹里散开一点儿，他把手合上，又捏成一块，说“味儿到位”，我知道他不是只说土味儿。
生活没有被那次“顺延”搅浑，反而像被河里的石头自然改了一点流速，水面更平，底下的流更稳。
我在修配厂的活路一天比一天顺手，拴工牌的红绳磨得发亮，午饭前我常跑一趟供销社，买两串冰糖葫芦给门口的孩子，孩子嘴上一圈红，笑得愿意。
营里偶尔组织义务劳动，大家把仓库后的小渠清出来，渠底的泥翻出来晒一晒，第二天就干成了一层薄薄的皮，踩上去响。
秋天来的时候，风不急不缓，阳光从西边斜下，连队旁的沙丘上长出一点点草，色浅，却是扎得住的东西。
广播里传出一些关乎精简整饬的消息，营区里的讨论不多，话都压在手上的活里，谁手里的活有没有出毛病，一目了然，心里就有数。
这样的日子里，时间变得不像时间，而像一条不显山不露水的线，从每个人的缝隙里穿过去，给衣裳收了边。
第二年春上，连里的评审又提上日程，公示的板子立在修理室门外，名字被粉笔写得端端正正，尾巴轻轻一挑，像对未来示意。
我去招待所看过那只新搪瓷缸，它被她擦得发亮，盖子开开合合不出声，像一口自己的井，水静而深。
半导体还在，背板用棉线扎着，天线掰直后能多收到一两个台，偶尔有远处的歌飘进来，歌声里有清澈的分寸。
评审那天，天气出奇的稳，风像被按住了脚，太阳在营院的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亮，连队的号声听上去也更净。
他出门前把旧搪瓷缸从柜子里拿出来擦擦，又把新缸端出来看一眼，两个缸一新一旧，在灯下反光不同，却都稳。
他把半导体的音量调得极小，像给自己留一条回来的路，又像给屋里的静留一口气。
他走到门口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眼里的澄明，像夜里灯下水杯的一圈弧光，薄而亮。
那一天过去，天色沉下来了又亮了一遍，他回来时脸上没刻意的喜，也没有看得见的疲，像一个人把一段路走完，回头看一眼，点点头。
他说“过了”，语气像在宣布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我心里的那口气自然也顺了窝。
我把窗户半开着，风从屋里出去再进来，像来回把屋里打量一遍，觉得安然又退下去。
没多久，她的电报也到了，纸薄薄，字不多，句子短，像日常话里的节气，捏在手里就暖。
电报说“忙完我来”，又写“喝水别忘”，这两个“来”与“别忘”，落在眼里就像落在生活里的两个钉，钉得稳。
夏天婚事操办得简朴，院子里搭两张桌子，桌布蓝白格儿，饭碗不够邻居添了几只，热闹有节制，像俭朴里的欢喜，被放在合适的位置。
她穿了一身素色的衣裳，把头发盘得细致，不天天笑的人那天也笑了，笑是从眼睛里往外漫的，不刺激，却润。
五叔把新搪瓷缸递给她，她接住，杯沿碰了一下，叮，很轻，却把两个人的节奏对齐了。
桌上有一台半导体，评书先生还在，嗓子像一条老河流，声音低，曲折处有理路，人声里没有高抬，不用大声，意思早到了。
婚后不久，连里分了一间小房，墙皮有细小的裂，窗框有点走形，阳光从变形的缝往里钻，落在桌上，正好照着半导体和那两只搪瓷缸。
她用一条旧布把窗框里里外外擦了一遍，又用线把窗帘下摆折短一些，阳光就收束在桌面的一个方寸里，稳稳地亮。
我去看他们，常把水桶提满，把炉火添稳，把煤渣筛一筛，生活里这些小处，不响，却实打实地把日子垫实了。
她给我盛一碗面，笑着说“先垫垫肚子”，东北话一出来，饭就香了一半，只要有人笑，面就好吃。
五叔在修理室里还是那副样子，扳手摆在应有的位置，螺丝盒有浅有深，标签写得清楚，笔划干净。
半导体偶尔一“吱”，像提醒大家句号到了，别把逗号当句号，这样的声音多听几次，心里也有学问。
有天傍晚风停了，窗帘也停了，空气里有一种难得的安宁，像一个人把鞋脱了，光脚踏在木地板上，脚心里的热气往上走。
他把旧搪瓷缸举起来，在灯下翻一翻，缸底有一块老补钉，圆圆的，边缘磨光了，像时间在它身上坐过，又站起。
他说“有些东西，旧了也好”，我点头，这句话放在搪瓷缸上合适，放在日子上更合适，旧的东西有旧的耐心，新的东西有新的亮光，两者并排，就是完整。
后来我离开西北，回了东北，又沿着河流往南去，去过几个城市，街道有不同的声色，脚下的砖不再是同一块，但我心里一直有两只缸的位置。
每年回去，我都要去看他们，他们不多说，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像从来没被风吹走过。
她总要问我“冷不冷”，问完把新搪瓷缸递过来，水温刚好，杯沿干净，瓷釉里映出我的脸，像映出一个不再着急的自己。
半导体的背板棉线换过几次，天线也换过一次，声音更轻，像把故事讲给懂的人听，懂的人听一半，就知道另一半的意思。
我时常会想起那年“顺延”的那些天，风里有一点冷，心里却开始生起小小的热，那热不是火，是一层明亮又不刺眼的光，给人看路。
我也想过如果当时她没来，或者他硬要去送，许多事情或许会有别的模样，可再想想，日子一旦有了“稳当”两字，多半都能走回该走的道。
奶奶后来把当年的鞋垫拿出来给她看，说“你看针脚”，她笑，说“真匀”，两个人的手都曾在布上走过，一老一少的耐心在一块布上握了个手。
她回东北探亲路过我们小城的时候，给我捎了两块黑面饼，外皮烤得微焦，一口咬下去有麦子的新香，我知道那是北方的风味的正经。
我在别处碰到风，就会想起戈壁边的风，那风有劲道，却被人过得稳当，人稳，风也就稳了。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看见一个女孩背着军绿色帆布包，包带上也绣了字，针脚歪了一点，我笑了，心里涌起一种熟悉的亲近。
列车广播里播出青年合唱，歌声平和，我想到半导体里的歌，还有那两只搪瓷缸的光，像两个小太阳，照顾着一方桌面，桌面上有饭，有手，有平常话。
我知道五叔后来还接连带了几批新兵，他教他们分螺丝，教他们拧螺丝，教他们手上心里都得稳，他用的不是道理，是动作和眼神，人家就懂了。
他有时也自个儿笑，说“哎呀妈呀，老手艺”，这句带点儿方言的自嘲，不重，却轻轻点在生活的脉上。
她在他们的小屋里干干净净地布置，墙角摆一盆吊兰，叶子从架上垂下来，绿色柔软，夏天的时候风一来，叶尖轻轻点着墙面，像轻轻点头。
他们的孩子从学前班到小学，字一撇一捺慢慢写稳了，家里贴一张小人的画，小人笑得大，画角用胶水贴得服帖。
有一年冬天我去，他们围在小炉子边烤红薯，红薯皮裂一条缝，糖水往外冒，屋里甜，人也甜。
他把旧搪瓷缸递给我，我捧着，缸底的补钉把温度牢牢攥住，手心里热，我忽然觉得那一小块补钉像一块信心，旧得耐用。
窗外的风绕过屋角，没有在窗纸上留出太重的痕，窗台上的黑土被她换了个新包，依然压在半导体旁边，有时候她会解开闻一闻，然后笑，说“这味儿在呢”。
我点头，心里觉得，这味儿就是家常，就是人心里的方向，不必抬头看星，闻一下，就知道往哪儿走。
很多年过去了，营院翻修了几回，墙上的白灰更净，路面从土到砂石再到水泥，鞋底踩上去的声音变了，但院子里的安分没变。
修理室换了新灯，亮而不刺，扳手和螺丝换了一批又一批，旧盒子被她擦干净，依旧作为盒子，装别的，也装得稳。
我走的时候，半导体“吱”了一声，像一个老朋友咳了一声，我回头看，五叔把它的天线轻轻按下又轻轻抬起，像摸一只小猫的背，手法轻柔。
门外天光正好，风像把自己放慢了一秒，沙尘也收了性子，阳光落在两只搪瓷缸上，缸面上两团小小的亮安安静静，像两个内心有火的人，不烧不烫，却一直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