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基层案件审理有哪些程序？透过五一广场东汉简册书中的一个个案例、诉讼执法记录，我们可以一探东汉基层司法活动的样貌↓东汉永元十六年六月，携带妻子和孩子潜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在后续审讯中，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妻子均对亭长“晖”表示自己毫不知情。于是，亭长“晖”要求她们“具任五人”，找5人为担保人，以便后续征召审问。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类似这样的担保候审案件有很多。“无任”和“五任”是常见的法律术语，“无任”表示没有人担保，“五任”则说明由邻里、同行等5人出具担保，保人必须是没有劣迹的“完厚”之人。可以看出，早在东汉时期，“担保人”制度已经运用于司法程序之中。古代的司法审理中，口供的作用举足轻重。宣判之前，包括原告、被告、证人在内的案件当事人，均需对审讯结论和审理事实表示认可，才可以作出最终判决。这便是汉简中的“辞服”，如果审理达不到“辞服”，则有可能进入到疑案复审程序。
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孙诗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未达到“辞服”的案例。一名叫孙诗的嫌犯，在攸县、临湘县、长沙郡三轮审问中，提供了不同的口供，且差异极大。为此，太守府下发文书责令临湘县和贼曹史汤“各实核不相应状，明正处言”，核查口供不对应的地方，验明案件事实。简文还要求地方官吏尽快处理，在当月十五日之前上报，且不得刑讯逼供。
通过简文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中的证据原则，以及官吏执法的细节，也可以真切感受到东汉百姓对公平、公正的孜孜以求。
如“3D影像”一般保留受害者伤情的象人，与承载多种笔录的“爰书”相辅相成，帮助官吏辨别证词真伪、施暴者主观意图，厘清案件真相。在后续的司法监察、司法复核中，轻巧的象人也可以随时调用。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关于象人的记录不在少数，比如“恭杀男子黄亡爰书象人书”“谨移象人爰书一椟”等，说明在当时，象人应该是一种广泛采用的司法证据，也反映出东汉的法治文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长沙五一广场又“上新”简牍了目前，五一广场东汉简的释读工作已完成了约三分之二。节目中，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黄朴华、研究员罗小华独家发布了五一广场东汉简的最新释读成果。简文“十至廿户为一丘”，指10至20户为一“丘”。“丘”可以理解为治安辖区，1996年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有100余处“丘”的记录，但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学界对于“丘”的解读各不相同。如今，与之相隔130米的五一广场东汉简中，关于“丘”划分标准的明确记载，为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自1996年起，稳坐长沙C位2000多年的五一广场及周边区域，陆续出土多批简牍。通过简牍与文献的综合比对，研究人员得知，长沙地区在秦代的行政建置是长沙县，但长沙县隶属哪一个郡的管辖，一直是未解之谜。2023年，距离长沙五一广场约400米处的朝阳巷古井出土了一批秦汉简牍。清理秦简的过程中，考古人员陆续释读出“苍梧守”“长沙丞主官”“卅一年五月壬子朔”等简文。
“卅一年五月壬子朔”，指的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当时，郡一级的长官为“郡守”，“苍梧守”“长沙丞主官”分别指苍梧郡的郡守、长沙县丞主官。根据这3枚同时出土于一口古井的秦简，研究人员推测出长沙在秦代的建置是苍梧郡长沙县，且长沙县是郡治所在，类似现代的省会。
一批又一批出土于五一广场区域的简牍，印证了长沙2000多年来中心未改、城址未变，郡治、州治、府治所在地也是代代沿袭。不断“上新”的简牍发现，也让长沙成为全国简牍出土数量最多、时间跨越最大、朝代序列最完整的城市。稿源：央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