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学界与企业共谋“阿片危机”，民众深受其害

阿片类药物危机是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它涉及政府、学界、企业等多个方面，并且对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以下是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和解释：
"1. 政府的角色："
"监管不力：" 一些人认为，美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在阿片类药物的审批和销售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例如，FDA在批准阿片类药物时可能过于宽松，而DEA在打击非法阿片类药物贸易方面可能力度不够。 "政策失误："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鼓励了阿片类药物的广泛使用，例如允许制药公司进行大规模营销，这可能导致医生过度处方阿片类药物，进而加剧了成瘾问题。 "应对不力：" 在阿片危机爆发后，一些人认为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够有效，例如对戒毒治疗和预防措施的资金投入不足。
"2. 学界的角色："
"研究误导：" 一些人认为，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被制药公司利用，以推广阿片类药物的疗效并淡化其成瘾风险。 "利益冲突：" 一些学者与制药公司存在利益冲突，例如接受制药公司的资助或担任顾问，这可能导致他们的研究结果偏向制药公司的利益。
"3. 企业的角色："
"过度营销：" 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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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地方法院26日裁定，制药商强生公司对该州阿片类药物泛滥负有责任，需支付5.72亿美元罚款。这是美国首次要求一家制药商为助长药物成瘾负责，很可能为未来针对制药公司的法律行动铺平道路。

阿片类止痛药的滥用已然成为21世纪危害公众健康最大的挑战之一，尤其是在美国。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统计，1999年以来美国仅因过量服用合法阿片类药物的死亡人数，就累计达到20万人次。

然而，美国政府将国内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滥用归咎于中国，显然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事实上，是美国政府、学界、医院、制药商、保险公司等之间复杂的纠葛，让美国民众面对“阿片危机”无处可逃。

药企误导宣传 被罚数亿美元

强生公司被控利用误导性的宣传策略，使医生忽视阿片类药物成瘾风险，将阿片类药物作为治疗手段，助长了俄克拉荷马州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检方称，2000年以来该州已有1万多名居民因服用合成止痛药成瘾和过量使用而死亡。

检方要求强生公司赔偿170亿美元，强生公司则表示这一金额严重夸大。公司律师坚称，药物供应链每一环节都受到美国缉毒署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严格监管，完全合法，并称阿片类药物对俄克拉荷马州人的健康至关重要，每天能够缓解该州数千人的慢性疼痛。

经过7周审讯，俄克拉荷马州法官鲍克曼裁定，强生公司具有误导性的营销和推广，致使阿片类药物成瘾比率上升，需支付5.72亿美元罚款。鲍克曼表示，阿片类药物危机对俄克拉荷马州人民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和威胁，损害了成千上万居民的健康和安全，该州用药成瘾、用药过量致死和新生儿戒断综合征发生率不断上升就是证明。

患者调查体系 “助推”滥开药物

由于获得学术圈肯定，政府放开管制，阿片类药物在美国被广泛应用于缓解慢性疼痛。而在患者满意度调查体系“助推”下，阿片类药物更是在美国各级医院被滥用。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2001年指出，患者满意度应当是衡量医院的重要指标。相关机构据此设计出一套患者满意度调查体系，2005年联邦赤字削减法案将美国所有医院纳入这一评价体系中，2010年奥巴马医改更进一步提高了这一体系的地位。

美国患者满意度调查体系共有25个问题，其中3个直接涉及疼痛，比如“在医院期间你是否需要缓解疼痛的药物？”“你的疼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良好的控制？”“医院员工付出了多大努力改善你的疼痛症状？”患者满意度关系到医院绩效，而医院绩效直接与医生收入挂钩。于是，医生和医院只有不断提供止痛药、满足患者止痛的诉求才能换得“好评”。而那些出于善意、仔细斟酌是否有必要开止痛药的医生不仅得不到患者的理解，反而会被患者投诉，继而拉低医院的整体满意度。

曾秀颖是一名洛杉矶执业医生，深受患者喜爱，但这喜爱缘于她滥开处方药。由于滥开药物导致3名病人死亡，2016年2月加利福尼亚州法庭判定她谋杀罪名成立，入狱30年。这样的医生在美国被称为“药物作坊”，他们不在意患者是否真的需要某种药物，也不做检查，只是收钱后依照病人的要求开处方。

为求利益最大 商业医保“设卡”

医保机构占比太大的医保体系也对阿片类药物泛滥难辞其咎。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认为，“阿片危机”更多的是医保机构的问题。商业医保机构在美国医保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投保人从医保机构购买医保服务，医保机构则根据诊疗质量、 成本、效率等给予医院优惠。医疗费用往往由医保机构与投保人共同承担，医保机构占据的比重一般更大。

出于盈利考虑，商业医保机构对报销药物做出极其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尽可能多地覆盖低价但容易成瘾的阿片类药物，使得开这类药物的患者方便报销，另一方面对想戒断阿片类成瘾的投保患者，又不愿覆盖成本高昂但有效的药物，或者为申请报销设置重重障碍。投保人需要事先提出申请，评审环节短则几天长则数周，要是进入诉讼阶段甚至会长达几个月。

在停用阿片类药物初期，阿片上瘾患者往往会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如果吃药被拖延对他们真的“要命”。正因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保险机构“设卡”，很多美国人戒断阿片类药物的努力功亏一篑。

社会越发撕裂 底层人民绝望

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依然可以过着比其他许多地方要好得多的生活。但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增长日趋饱和，庞大的低技能工人群体的就业机会逐渐消失。而这群人，由于技能低下，很容易被阿片类药物乃至毒品“俘获”，在烟雾缭绕和幻觉中“享受”生活。

凯伦·詹宁斯住在著名的“铁锈带”城市辛辛那提，她有酗酒的问题。有一次，詹宁斯醉酒后跌倒在一条小溪里，把后背给摔断了。“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止痛药。”詹宁斯所说的止痛药正是阿片类药物。相比起海洛因，阿片类药物更廉价也更易获得，是美国底层民众自我麻木的“首选”，因此获得了“乡村海洛因”的称号。

但“物美价廉”的“首选项”是能夺人性命的。《辛辛那提询问者报》就曾因为报道当地阿片和毒品泛滥问题而斩获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这篇报道记录了一组在外人看来有些惊悚，却为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数据——7天里摄入过量毒品和致死的瘾君子情况：周一，20人摄入过量，4人死亡；周二，18人摄入过量，2人死亡；周三，25人摄入过量，3人死亡；周四，33人摄入过量，1人死亡；周五，27人摄入过量，3人死亡；周六，31人摄入过量，0人死亡；周日，6人摄入过量，5人死亡。

工程师染药瘾 沦为银行

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一旦染上药瘾也在劫难逃。美国历史上“最高产”的银行劫匪哈撒维曾是波音公司工程师，因为服用阿片类药物成瘾而沦为阶下囚。

2005年哈撒维的椎间盘出问题，手术后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奥施康定。哈撒维说，奥施康定的止痛效果是其他药物无法匹敌的，“它让我着魔”。2008年第二次手术后，他的药瘾加重。“我需要的剂量远远超过医生开的，当我碾碎药片，用鼻子吸食粉末，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2010年，奥施康定的制造商改变了药物的化学成分，变得不再那么“给劲”，哈撒维开始和儿子一起吸食海洛因。每天几百美元的海洛因让哈撒维入不敷出，2011年父子俩一时冲动抢了银行，他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2013年哈撒维再次对银行下手，其后一年里他一共抢劫银行30次，直至2014年被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阿片危机”源于美国政府、学界、医院、药企、保险公司等共同作用，各方利益盘根错节，远非轻而易举可挑动。

相关链接 : 获学术界肯定 政府放开管制

美国人最早使用阿片类药物可追溯至南北战争时期，当时受伤的军人会借助吗啡类药物来缓解疼痛。到19世纪末，人们逐渐感受到阿片类药物的潜在危害，美国政府对阿片类药物进口严格限制。

20世纪70年代，一些人开始试图让人们摆脱对阿片类药物的“恐惧”。鲁瑟尔·波特诺伊和他的导师凯瑟琳·弗利就为此而努力，他们在癌症患者身上使用阿片类药物，并试图将这种药物推广到非癌症患者身上。在1986年两人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详细介绍了他们医治的38名患有严重慢性痛症的非癌症病人，“在使用阿片类药物后，只有两名有嗑药历史的病人上瘾”。波特诺伊认为，止痛药成瘾的风险“低于1%”，且可以无限制加量，直至病人摆脱疼痛。

波特诺伊说出了不少医生的心声。1980年，世界顶级临床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刊登了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赫塞尔·吉克医生的来信，称阿片类药物的用途不限于缓解急性疼痛，并且不会成瘾。这封来信被学界广泛转载引用，不少学界大牛将其作为支持阿片类药物缓解慢性疼痛的论据。

在获得学术圈肯定之后，阿片类药物开始广泛应用于缓解慢性疼痛。1996年，美国疼痛医学学会与美国疼痛干预学会公开表示，阿片类药物可以用于治疗非癌症引起的长期疼痛。随后，美国多州取消了对开出长期阿片类药物处方的医生的惩戒法案，阿片类药物处方量随之暴增。据统计，1990至1995年美国阿片类药物处方每年仅增加200万到300万份，但1999年后以每年800万份的速度快速增加。

哈佛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主任简·巴兰蒂恩曾是“阿片类药物不会上瘾”说法的忠实信徒，20世纪90年代她为病人开出大量阿片类止痛药处方。但很快她发现很多病人出现药物依赖迹象，病人家属告诉她，阿片类药物上瘾似乎扭曲了病人的性格。她开始质疑学界的判断：“缓解疼痛应该是让病人得到解脱，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禁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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