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博古交权的神秘“鸡鸣三省”村,颜林之谜揭晓地
博古交权的“鸡鸣三省”村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富县"，名叫"牛武村"。
“鸡鸣三省”的含义是，从牛武村这个地方，可以听到三个省（或三个州）的鸡鸣声，分别是陕西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这个说法形象地说明了牛武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其战略地位。
"为什么牛武村和博古交权有关呢？"
1938年12月，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迁往延安以南的子长县，以便更好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转移过程中，由于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由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负责组织工作，王稼祥负责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12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人在牛武村的一座窑洞里，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同意由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随后，张闻天在牛武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决定，结束了博古（秦邦宪）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因此，牛武村被誉为“鸡鸣三省”的红色圣地，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如今，牛武村保留有博古交权的纪念馆，供人们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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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三省”之地博古交权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某处，博古交权。
周恩来于1971年6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回忆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大家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现在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时间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
毛泽东也讲过“鸡鸣三省”会议。他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机构进一步明确认定洛甫接替博古的职务，时间是1935年2月5日，但是没有明确认定“鸡鸣三省”博古交权这个庄子。据《遵义会议(下)》一文记载，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2版)。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琐记》中说：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博古没有听他的，还对凯丰说：“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幅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闻天(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1期)。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职——缅怀张闻天同志》一文里写道：“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见1985年8月9日《人民日报》)
交权的庄子众说纷纭
这个“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至今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机构还未明确认定具体地点，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关于“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主要有以下说法：一说是四川省叙永县“鸡鸣三省”石厢子村(今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二说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三说是贵州省毕节县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今迎丰村)；四说是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河(为川滇黔交界渭河注入赤水河的汇合处，是狭义的、名副其实的“鸡鸣三省”所在地)。
王新生《长征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综述》一文认为：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遵义会议后，在中央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关于这次会议的地点，学术界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村，一种观点认为是云南省威信县的水田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贵州毕节市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今为迎丰村)。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主要是：一、1943年、1972年周恩来在两次提到这次会议时，都只笼统地说在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的，没有说明具体地点。二、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档案资料。三、上述三地距离不远，当地老百姓把这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又都经过这些地方。目前，上述3种不同观点都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仍需进一步研究(见《百年潮》2006年第9期)。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罗开富在1984年徒步走长征路到石厢子和岔河等地作过考察。他说：红军长征时，岔河口住有3户人家，分属3个省，隔河相望，相距都在70米左右。这3户是云南的罗家、贵州的张家和四川的赵家。云南和贵州的两家早都搬走了，现在赵家仍在原址。赵家的户主名叫赵再恒。今年66岁，红军过岔河口时他16岁。1934年2月3日下午，来了100多红军，都没有马匹，也没有背短枪的，都背着长枪，由他父亲帮助摆渡到贵州张家那个村庄去的。以后好多天再没有见到红军。红军也没有在赵家停留(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1—222页)。这也说明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罗开富倾向于“石厢子说”。他考察后写道：我从一些史料上看到，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项英致电中央，批评中央：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2月5日，项英又来电要求“立复”。为此，张闻天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当天复电项英。这说明“5日当天张闻天就代表中央复电给项英了，他应该已是党的总负责人了。而2月4日，中央领导和军委纵队驻在四川石厢子，5日由这里出发经石里等地，傍晚才进入云南扎西水田寨。如此看来，博古交权应在四川石厢子，而不是在水田寨。”(参见《红军长征追踪》上卷第226页)
四川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在1986年曾写过《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参加在西安、延安召
开的全国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认为，所谓“鸡鸣三省”。具体指的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这里既是地名又是渡口，属于四川管辖。由于赤水河源头的倒流水截开川滇丛山，成为川滇两省的自然分界线，这是南北走向；还有90多年前。岔河的四川一侧岸边，曾居住过数十户人家，形成上下两条小街。后来这边只剩下一家姓赵的船工。在云南贵州那边，住户一直很少，长期只各住一户，红军来时都迁走了。分属三省的岔河三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三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所以，真正的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就是指岔河这个小范围。这是狭义的“鸡鸣三省”。就狭义的讲，由于八九十年前就没有村庄了，云南、贵州的那两户人家早已迁走，因此，周恩来讲的“鸡鸣三省”那个庄子不可能是岔河。现在对“鸡鸣三省”采用比较广义的概念。当地老百姓把四川过去属古蔺县、现在划归叙永县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和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统称为“鸡鸣三省”地区。何世鸿不同意“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高坎等地的说法。他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地方叫“鸡鸣三省”，它们在河边高山的背后，连岔河也见不到。如果硬要将这几个村庄拉进“鸡鸣三省”范围，就太牵强附会了。何世鸿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四：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王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且敌军均在百里开外。开这样内容重大又需要时间解决的会，也要有安全保障。石厢子具备这个条件。三是中央纵队在5日行军，绕行崎岖小道。兼之道路泥泞。直到夜里23时半机要部门才赶到花房子一带宿营。即使中央领导人比这个时间早点儿到，要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间短了也不行。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四是花房子、高坎一带，当年没有村庄，只有零散农户。花房子只有一栋三间木房，百米左右尚有一屋。这里既不属“鸡鸣三省”地域，又没有庄子，因此，说“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高坎一带召开难以成立。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宜宾地委党史研究室、泸州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叙永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认为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应是1935年2月5日10时以前，党中央在“鸡鸣三省”石厢子这个庄子宿营时，政治局分工确定的。四川省党史专家吴启权《石厢子交权》一文说，石厢子会议从大年三十(2月3日)晚上，一直开到大年初二(2月5日)凌晨。根据毛泽东提议，会议决定南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红军长征在古蔺大事记》载，2月3日，中央纵队及5军团由摩尼进驻泛称鸡鸣三省的石厢子。4日，红军在石厢子没收了土豪彭正凯、周世成两家的粮食及财物分给群众。同日深夜至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石厢子召开会议，进行博古交权。党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5日，中央纵队离开石厢子前往扎西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叙永大事记》载，2月3日，红二师继续围攻叙永县城……军委纵队从摩尼出发经东瓦沟、阿里普进抵石厢子(石坝)宿营。4日，军委纵队仍住石厢子。红军将没收地主的粮食、衣物分送给贫苦群众，军民共度春节。以野战军司令部朱德名义，向各军团作战斗部署。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5日，军委纵队上午从石厢子出发。行至云南威信水田寨，因镇雄独立营郑耀东盘踞碉堡，红军没有进水田寨，乃绕道而行，于是日23点半才到达花房子一带宿营。
1984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和陆友三，曾亲自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及其附近的村庄水潦、石厢子、林口、水田寨等地考察调查，并召集四川宜宾、贵州毕节、昭通地区及叙永、古蔺、镇雄、威信等县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叙永县座谈。最后也没有认定“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在哪里。
作家叶永烈《博古从错误中走出来》一文中认为，“张闻天接替博古，是在红军长征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也就是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在那里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见《上海滩》1992年第4期)
研究张闻天的专家程中原《扎西会议考辨》和云南昭通党史征研室翟昭明《“鸡鸣三省”洛甫博古接交权时间地点考》认为，“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也提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在“扎西(今威信)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和“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
应细飞、王淑远《“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考证和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一文认为，“鸡鸣三省”具体是哪个村寨呢?还是要从当时红军所留的电报、日记和老同志的回忆里，去找到确切答案。根据周恩来的回忆，确定的这个地点必须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是在“鸡鸣三省”地域范围内，二个是在扎西境内，三是曾在那里住了一夜。根据这些条件，这个“鸡鸣三省”村寨，只能是云南扎西境内的水田寨、香树、龙洞等村寨。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的文章中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时任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的昌黎平，1984年11月9日在接受访问时说：“氏征中总理和朱总是与我们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样他们便于随时掌握情况”，“对‘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扎西的水田寨。虽说在山头上，鸡叫三省都可以听见，但也不一定”。时任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在1984年11月12日接受访问时说：“中央总部进入云南省境内威信水田寨时，我记得那里山坳上有一些水田，还有几个土围子打枪，子弹落在水田头，我们就绕道走……就在那附近不远的地方宿营……‘鸡鸣三省的地方洛甫代替博古的职务问题，前不久，中征委已来函查询。我记得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个地方总部没有去过。”曾三在1984年11月18日接受访问时也说：“你们那个地方不是叫‘鸡鸣三省吗?我们是到过了的。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
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我们就在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晚上，后来就到了扎西。”“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1935年2月5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不是在四川叙永的石厢子，也不是在贵州毕节县的林口，就是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见2006年8月8日《云南日报》)
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用了五六年时间，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和其他方面红军的部分长征路，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论记录下来，集成《长征行》，于2006年1月出版。据石仲泉《长征行》一书记载，“鸡鸣三省”会议，是一渡赤水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但这个会议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因而也王使不少党史工作者对此有着研究兴趣。“鸡鸣三省”会议之说，源于周恩来的两篇报告。一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讲的。他说：遵义会议后，博古继续领导困难，再没有人服了。当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毛主席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二是1972年6月，周恩来作党的历史长篇报告，讲到遵义会议后，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党的领导发生变化的情况说：土城战斗后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打。“鸡鸣三省”会议换了党的总书记，是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这个会议的具体地址在哪里，一直是长征史研究的一个疑团。我在作“四渡赤水”考察时，曾踏访“鸡鸣三省”地域，寻找“鸡鸣三省”会址，希望有所收获，由于缺乏原始资料根据也没能确定下来。但经过考察知道了，“鸡鸣三省”地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鸡鸣三省”地域，指的是川滇黔3省交界的岔河一带。……很早以前，分属3省的岔河曾住有3户人家，直线距离均为200米左右，任何一家鸡叫，3户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临河一带，早已没有住户。这个小范軐的岔河地区是原本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当年国民党军已派兵把守，红军没到这里来。因此，“鸡鸣三省”会议的会址不可能在这里。……目前讲的“鸡鸣三省”范围较大，即以岔河口为核心的方圆数十里的川滇黔压三省地带，这是广义的“鸡鸣三省”。经过考察。比较多的材料倾向于在云南省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一带。但四川、贵州的地方领导和党史工作者也在努力论证是在本省。特别是开展红色旅游后，这成了重要的旅游资源，争论愈益激烈。
初步认定博古交权的庄子是石厢子
“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贵州省毕节县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今迎丰村)和是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河的两种说法完全可以排除，经考证，当年中央红军总部没有经过这两个地方。
现在，事隔70多年。要想通过查找原始的档案文献或其他第一手可靠资料，来准确论证“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确实十分困难(此前专家学者们曾经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根据下面史料和考证，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初步认定“鸡鸣三省”博古交权是在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村。
《毛泽东在彝乡石厢子开会过年》一文记载，“鸡鸣三省”石厢子，位于川南门户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今石坝彝族乡政府所在地)，濒临赤水河畔，南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水田乡接壤。石厢子位于赤水河北岸，红军长征时是一个居住着75户人家的村庄，聚居着汉、彝、苗等各族群众400多人。沿着石厢子左侧陡峭的山谷坛子口而下。就是赤水河上游的大渡口。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拂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纵队从摩尼向石厢子进发，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于下午5点过钟抵达石厢子。红军总部、电台、没收征发委员会、银行等均驻扎于此。根据军部安排，红军总部驻石厢子万寿宫；毛泽东住在老乡肖有恩家里；电台设在老乡刘春和、刘会元、陈文中家里：中华苏维埃银行设在老乡袁继武、彭海家里；没收征发委员会设在老乡王连山家里：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
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召开重要会议，用开会的形式在石厢子过新年。22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向各军团发出命令：“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目标。……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2月5日凌晨3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向各军团发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金沙江之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以机动”的电令。石厢子会议从2月3日(甲戌年腊月三十)晚上一直开到2月5日(乙亥年正月初二)凌晨。石厢子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议题之二是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议题之三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确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2月5日上午10点过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军委纵队向云南省扎西水田寨方向作战略转移(见2004年4月22日《人民政协报》)。2月3日22时至2月5日3时，朱德先后在石厢子发出《我野战军应改向摩尼、后山铺、两河口一线向川滇黔三省交界之分水、扎西等地集结》、《关于我军向分水岭等地前进及4日战斗部署》、《三军团派团分别扼守站底、两河口。五军团扼守摩尼以北防永宁敌南进》、《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我军在永宁战斗情况及向古蔺前进的部署》、《关于我军行动部署》、《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进行渡金沙江之侦察》等电令。此外，中央书记处于2月5日发出《中央书记处致项英转中央分局电》，此电文未落款详细时间。
时任军委3局政委的伍云甫在《长征日记》中写道：“二月五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时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陈伯均也在长征日记中写道：“二月五日，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是日，我的担架在途中掉队十余里。晚间要过敌堡又连摔跌十余跤。这是有病坐担架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特殊困难情境。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了!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
关于中央苏区项英于1935年2月4日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平定”。并批评中央和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2月5日，中央分局又致电中央，提出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
则愈难。”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当天(2月5日)即召开会议，“讨论了苏区的问题，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万万火急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当年为红军挑担由石厢子到花房子的郑绍林老人(已经72岁)于1985年9月与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工委、叙永县委党史办、古蔺县委党史办有关同志座谈时。及郑绍林老人后来(年90岁，头脑清楚，身体硬朗)于2003年1月与石仲泉座谈时。回忆说：“红军是腊月三十下午进村的，街上旮旯角角全住满了红军。前后十余里的村子都住有红军。其中好几个是坐滑竿的。那种滑竿很特别。白天抬着是滑竿，晚上放下摊开可做铺。在几家设的电台，发报的声音还听得见。第二天过春节，看到了女红军张贴署名李富春的布告。初二上午在审讯后枪毙了两个收税卡员才往云南方向进军。我为红军挑行李，水田寨驻有镇雄地方武装，红军为减少伤亡，没有进驻水田寨，绕道至花房子一带住宿。由水田到花房子只三里路。但很难走。到花房子已快到初三子时了。初四到云南大河滩，打了一仗，红军伤亡三四十人。在这里住了三天，部队又折回来，走原路。经石厢子到古蔺那边。我一共跟随红军九天就回家了。”
钱江(红军长征期间。钱江历任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股长等，一直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行动。1955年，钱江被授予少将军衔)《长征中中革军委行军日程回忆》一文记载：1935年“2月1日到(古蔺)马蹄滩，2日到摩泥(尼)，3日到(叙永)石相(厢)子(鸡鸣三省——钱江原文注释)，留驻一天。”(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周恩来回忆时只记得“博古交权”是在川滇黔交界处一个“鸡鸣三省”的庄子。而一直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行动的长征亲历者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钱江回忆石厢子即“鸡鸣三省”的庄子，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当年“博古交权”是在四川省叙永县“鸡鸣三省”石厢子。
根据前面有关专家学者罗开富、吴启权、何世鸿关于“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石厢子的论述和本文所列举的相关党史资料。以及结合石仲泉关于“鸡鸣三省”的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初步认定“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村。而不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主要依据有：一、朱德总司令在石厢子发出的多封指挥红军作战略转移电报证明，2月3日至5日中央纵队在石厢子驻扎。中央纵队离开石厢子是在5日上午，开会讨论博古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有充足的时间。而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只是中央纵队前往扎西途中的宿营地点，停留时间短暂。二、石厢子地属广义的“鸡鸣三省”区域，濒临赤水河。当时石厢子是一个居住着75户人家的村庄，聚居着群众400多人，符合“鸡鸣三省”庄子的条件。而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当年不是一个村庄，花房子是一栋三开间木结构瓦房，距离其数十米处另有一间房屋。前不久，笔者前往花房子参观考察时看到，现在也是如此布局(可见笔者拍摄“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图片)。三、据时任军委3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长征期间，军委2局和军委3局一直紧随中央纵队行动，这说明红军总部到达花房子时已是23时半左右。只隔半小时左右就是2月6日了。这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要通知人员开会，并讨论博古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和红军行动部署、中央苏区等一系列问题，然后中央书记处以“万万火急”复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显然时间是不够的。即使红军总部提前一些时间到达，时间也是不充裕的。因此，“鸡鸣三省”会议在花房子召开的说法难以成立。四、周恩来总理和钱江将军(时任红军总部无线电台报务主任)均为长征亲历者，而且在长征途中一起行动，周恩来总理只记得博古交权是在“鸡鸣三省”的庄子，而钱江将军却记得石厢子就是“鸡鸣三省”的庄子。他们的回忆相互印证，完全吻合，具有真实性和权威性。周恩来总理的回忆和钱江的回忆，称得上是“第一手可靠资料”。1984年11月9日至18日，时任军委1局作战科参谋的吕黎平、时任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和时任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兼政委的曾三等长征亲历者。曾先后接受云南省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访问，他们在接受访问时的关于“鸡鸣三省”的庄子说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他们是接受访问时仓促回忆，其精确度、准确度相比钱江自己回忆长征并形成回忆录(已在《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上发表)略差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可以初步认定“鸡鸣三省”博古交权的庄子是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