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票根
我在检票口第三次摸到那张泛黄的站台票时，广播里正在催促开往西安的列车进站。票根上的字迹被汗水洇得发糊，却依然能看清那个用圆珠笔写的“等”字，笔画像只蜷曲的手，死死攥着1998年的夏天。
“同志，让一让。”身后的大爷撞了我胳膊肘，帆布包上的补丁蹭过我的手背。我慌忙把票根塞进衬衫口袋，指尖触到心口处的疤痕——那是阿峥用生锈的铁片给我刻字时，不小心划开的伤口，至今还留着月牙形的印子。
候车厅的吊扇咯吱作响，把闷热的空气搅成一团。我盯着电子屏上跳动的车次，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样的暑天，阿峥把这张站台票塞进我手里，黑黢黢的指缝里还沾着煤渣：“晚晚，等我回来，带你去看兵马俑。”
他当时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安全帽扣在腕子上，帽檐下的眼睛亮得像铁轨尽头的信号灯。我攥着录取通知书，看着他被列车员推搡着上了货运列车，蓝色的身影在煤堆后面闪了两下，就被蒸腾的热浪吞没了。
“去西安的乘客请注意……”广播声再次响起，我随着人流往前挪，帆布包里的骨灰盒硌得肋骨生疼。上周接到矿上电话时，我正在给学生批改历史试卷，题目是“简述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红笔停在“工人下岗”四个字上，听筒里的电流声突然变成炸雷。
“是苏晚同志吗？”调度员的声音带着杂音，“井下塌方，赵峥他……”
我手里的红笔“啪嗒”掉在地上，墨汁在试卷上晕开，像朵绽开的血花。二十年来，我总在梦里听见这样的声音，每次惊醒都摸向床头柜——那里压着一沓站台票，每张背面都有阿峥的字迹，有时是“安好”，有时是“勿念”，最后一张停在2003年，只有两个字：“等我”。
列车启动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窗外的梧桐树飞速倒退，恍惚间看见个扎羊角辫的姑娘，举着冰镇汽水追在火车后面，蓝白校服裙被风吹得鼓鼓的，像只停不住的白鸟。
那是十八岁的我。阿峥偷偷扒上运煤车去西安打工的那天，我在铁轨边追了整整两公里，直到凉鞋的带子断掉，眼睁睁看着他从煤堆里探出头，冲我挥了挥沾满煤灰的手。后来他在信里说，那天他看见我的白裙子，像看见地里刚开的棉花，干净得让他不敢伸手碰。
卧铺车厢的灯暗下来时，我从包里掏出个铁皮盒子。打开的瞬间，一股煤渣混着铁锈的味道飘出来——里面是阿峥二十年来寄给我的东西：磨得发亮的煤块，绣着“平安”的红绳，还有枚缺了角的搪瓷厂徽，上面印着“红星煤矿”四个字。
最底下压着本日记，是矿上清理遗物时找到的。封面用烟头烫了个歪歪扭扭的心形，第一页的日期是1998年8月15日，正是他离开的那天：“晚晚的通知书真好看，像她穿的白裙子。我得好好干，等她毕业就娶她，彩礼要凑够三斤三两的硬币。”
我用指尖抚过那些被泪水泡皱的字迹，突然想起2001年冬天，他寄来一件军大衣，里衬缝着个布包，打开是叠得整整齐齐的钱，最大的面额是五十，最小的是一毛。附信里说：“晚晚，别总吃泡面，买点肉吃。矿上效益好，我涨工资了。”
可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冬天矿上出了小规模透水，他为了抢工期，在零下十几度的井底下泡了三天三夜，落下了腿疼的毛病。
“大姐，你也是去西安？”对面铺的阿姨递来块月饼，油纸包装上印着兵马俑图案。“我儿子在那边开面馆，说让我去享福呢。”她掰了半块塞进嘴里，“年轻时总觉得日子长，等真老了才知道，人这辈子啊，就怕等。”
月饼的甜腻堵在喉咙口，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阿姨慌忙递水，目光落在我心口处的衬衫上：“你这疤痕……是烫伤？”
我按住衬衫口袋里的站台票，那里的“等”字像要烧穿布料。“是刻的字。”我说，“小时候不懂事，让邻家哥哥给我刻了个‘峥’字。”
阿峥刻字那天，我们蹲在村口的磨盘旁，他用捡来的铁片在我心口比划了半天，手一抖就划开了血口子。我疼得直哭，他却咧着嘴笑，露出颗缺了的门牙：“这样你走到哪，都带着我的名字了。”
列车在深夜驶入河南境内，我抱着骨灰盒坐在窗边。月光把铁轨照成两条银色的带子，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阿峥曾在信里说，他沿着铁轨走了很远，每根枕木都数过，一共是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根，“等数到十万根，我就回家”。
可他终究没能数到十万根。调度员说，塌方时他正在井下检修，本来能跑出来的，却回头去救新来的实习生，被埋在了第三作业面。“赵师傅总说，”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在电话里哭，“他媳妇在等他，等他回去就再也不下井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是去年春天。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卷着毛边，字迹却格外工整：“晚晚，我托人打听了，你学校附近的老房子要拆迁，我把攒的钱都取出来了，够付个首付。等你暑假回来，我们就去看房，好不好？”
信封里还夹着张照片，他站在矿场门口，穿着崭新的工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角的皱纹却比以前深了好多。我把照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学生们总问：“苏老师，这是你爱人吗？”
“是。”我每次都笑着说，“他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快回来了。”
列车驶入西安站时，天刚蒙蒙亮。我抱着骨灰盒走出站台，看见出口处举着“接赵峥家属”牌子的男人，是矿上的工会主席。他接过我手里的包，眼圈红红的：“赵师傅总念叨你，说你是大城市的老师，知书达理。”
去矿场的路上，车窗外掠过成片的玉米地。工会主席说，阿峥出事前一天，还在宿舍缝补工装，说要留着回家时穿。“他床底下藏着双新皮鞋，”主席叹了口气，“说是给你买的，怕不合脚，试了又试。”
我突然想起1998年他离开时，穿的是双露脚趾的解放鞋。那天我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塞给他，他却又偷偷塞进我书包，还留了张纸条：“晚晚，我是男人，该我养你。”
矿场的宿舍简陋得很，铁架床吱呀作响，墙上贴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每个城市都用红笔圈着，旁边写着距离——“西安到北京，900公里”“西安到上海，1500公里”，最后一个圈在我们县城的位置，写着“0公里”。
“赵师傅说，等退休了就带你环游世界。”主席递给我个木箱，“这是他的宝贝。”
箱子里是我寄给他的所有东西：褪色的照片，写满字的笔记本，甚至还有我掉的一颗乳牙，被他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着。最上层放着件没织完的毛衣，针脚歪歪扭扭，是我去年教他织的，他在信里说：“笨手笨脚的，总织错，等你回来教我。”
我拿起毛衣针，继续往下织。羊毛线在指间穿梭，突然勾住个硬物——是枚站台票，夹在毛线团里，背面的字迹还很新鲜，是阿峥的笔迹：“晚晚，等这毛衣织完，我们就回家。”
眼泪滴在毛线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我突然明白，有些等待从来不是空耗时光，就像阿峥数过的枕木，就像他圈过的地图，每一步都朝着家的方向。
离开矿场那天，我把阿峥的骨灰撒在了铁轨旁的玉米地里。风拂过玉米叶，沙沙作响，像他年轻时哼的不成调的歌。我掏出那张泛黄的站台票，连同新的一起放在铁轨上，让驶来的列车碾过。
两张票根重叠在一起，“等”字和“归”字融成一团，再也分不清彼此。
后来我在西安的中学教历史，讲到九十年代时，总会给学生们看那张被碾过的票根。“这上面写着两个字，”我指着模糊的字迹，“一个是等，一个是归。那时候的人啊，心里装着这两个字，再苦再难，都觉得有奔头。”
夕阳透过教室的窗户照进来，落在讲台上的毛衣上。我已经把它织完了，灰色的，带着点煤尘的味道。每次穿上它，都觉得阿峥就站在身后，用带着煤渣的手，轻轻拂过我心口的疤痕，像二十年前那个夏天，他在站台说的那样：“晚晚，我回来了。”
是啊，他回来
了。以风的形态，以玉米叶的声响，以每件带着他气息的旧物，住进了我往后的漫长岁月里。而那些没说出口的等待，终究在时光里，长成了永不褪色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