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之《待漏院记》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巨野人。宋太宗时考中进士，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由于对朝廷直言敢谏，三次被贬为地方官，仍刚正不阿。后死于黄州任所。他主张通过改革和调整来巩固宋王朝的统治，是北宋最早要求改革弊政的政治家之一。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待漏院记》，描绘了三种宰相形象：贤相关注人民疾苦和国家安危，在国君面前敢于谏言；奸相作威作福，营私弄权，在国君面前谄媚取容；庸相无毁无誉，随俗浮沉。王禹偁从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出发，提出当权的宰相要勤于政事，一心为国为民，而不要为谋私利而误国误民，也不要为窃据高位，苟取俸禄而碌碌无为。“待漏院”：百官在宫门外等候早朝休息的地方。漏，漏壶，古代用漏壶滴漏来计时，宰相及百官须待漏尽门启而入朝，故称待漏。“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劳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皋、夔至房、魏，可数也。是不独有其德，亦皆务于勤耳。况夙兴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大自然不言语，但万物能顺利地滋生，四季运行的功能得以完成，这说明了什么？“四时之吏”，掌管四季的天神。上古设官，以四时为名称，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掌教育、军事、司法、财政等职，所以后文有“法乎天”的说法。“五行之佐”，掌管五行的天神。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阴阳家认为，四时的变化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古人认为万物生长、四时迭代都是由于一种内在的“气”在促动。四时之吏、五行之佐代替上天疏导某气，因此“品物亨、岁功成”。“三公”，泛指朝廷中主持大计的最高长官。“六卿”，朝廷各部的长官。皇帝即使不言，国家仍安宁，为什么？因为朝廷中有三公主持大计，有各部的长官职责分明的勤于政事。古代辅佐国君治理天下的大臣，不仅品德高尚，更勤于政事。早起晚睡地为国效力，卿大夫都如此，何况是宰相呢？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阙向曙，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撤盖下车，于焉以息。”“丹凤门”，宋代京城汴京内皇城的正南门。“北阙”，皇帝接见群臣议政的宫殿。大臣办公处所一般设在皇宫之南，故称皇宫为北阙。“火城”，古代宰相百官早朝时，车骑周围布列华烛达数百柱。“金门未辟”，宫门还没有开。金门，即金马门，汉代一宫门名，因门旁有铜马，故名。天还未亮，官员们就动身出发，车骑周围布列的灯火照耀着全城。一阵马车铃声，宰相到了。宫门还没开，漏壶还没有滴完。大家在待漏院暂歇，等候朝见。“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来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畴多芜，何以辟之；贤人在野，我将进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气不和，灾眚荐至，愿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诈日生，请修德以厘之。忧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门既启，四聪甚迩。相君言焉，时君纳焉。皇风于是乎清夷，苍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则总百官、食万钱，非幸也，宜也。”等待召见的时间里，宰相考虑了很多吧。或许在想万民未得安宁，考虑怎样使他们安泰，等等。然后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着入宫。宫门打开，宰相上奏，天子采纳，于是朝廷的风气清明平静，而百姓也日渐富裕。宰相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丰厚的俸禄则是他应得的。
“其或私仇未复，思所逐之；旧恩未报，思所荣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车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势，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时告灾，上有忧色，构巧词以悦之；群吏弄法，君闻怨言，进谄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门既开，重瞳屡回。相君言焉，时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则下死狱，投远方，非不幸也，亦宜也。”又或许，在等待朝见的时间，宰相考虑的是如何使别人依附自己，如何去罢黜反对自己的人，如何去取悦君主，等等。宫门打开，宰相上奏，皇帝被蒙蔽、迷惑，政权被毁坏，皇位被动摇。这样的宰相应打入死牢或流放远地。“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为文，请志院壁，用规于执政者。”由此可见，宰相对于国家的重要，要慎重以待啊。还有一种宰相，无功无过，随众人进退，虚充职位，保全自身，也不足取。我作为大理寺丞，现作此篇，记于待漏院的墙壁上，以此来告诫在其位的大臣。范仲淹之《岳阳楼记》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吴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幼年家贫，刻苦求学，志向远大，常以“天下为己任”，后来考取进士，曾率兵镇守延安，抵御西夏，守边数年，颇有声威，还朝后迁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执政时，关心民生国计，主张革除积弊，改良政治，曾提出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拔贤能等措施。因朝廷守旧派的反对，新政推行一年便被废除，他也被贬到邓州做地方官。晚年转徙于杭州、青州等地，病故于徐州，死后谥文正。他善写散文，也工诗词，著有《范文正公集》。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西门城上，高三层，面临洞庭湖，始建于唐初，宋滕子京重建。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河南人，和范仲淹同年中进士，二人关系密切。他是个有志于国家的人，对当时政治不满。范仲淹在抵御西夏时，曾推荐他担任一方军职，不久因受人诬告而被贬为岳州太守。此篇写于“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即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九月十五日。作者推行新政失败后，贬居邓州时，应好友滕子京的嘱托而写。文章简述了岳阳楼重修的经过，描写了洞庭湖的两种不同景色引起游人的两种不同情怀，反衬出“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尚情操。范仲淹勉励自己和友人不论客观环境和个人遭遇好坏，都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出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阔达胸怀。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怀乡之情，担忧自己被别人进谗言、讥讽，抬眼望去，满目萧条，悲伤不已。“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登上这座楼，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端着酒杯迎风而饮，真是高兴极了。“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我曾经探讨古代仁人的心情，也许不同于上述两种思想感情的表现。为什么？不因客观环境好而高兴，也不因自己遭遇不好而悲伤。在朝做官，就要为人民的生计而担忧；离开朝廷身处偏远之地，就要为国家的政治而忧愁。不管是做官得志，还是远在江湖，都有担忧之心。既然这样，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必然说：忧愁在天下人的忧愁之先，快乐在天下人的快乐之后。没有这样的人，我归附谁呢？司马光之《训俭示康》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宋仁宗时考中进士，神宗时为翰林学士，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劝谏神宗不要实行新法，不被采纳，便离开朝廷，居洛阳十五年，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神宗死后，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召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全部废除。不久司马光即死去。司马光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一部历史名著。此外，他还著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训俭示康》是司马光为告诫儿子崇尚节俭而写的。他一方面用自己不喜华靡、崇尚节俭的生平事迹教育儿子，一方面以古人和本朝人的事迹为例阐明：例行节约就能直道而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奢侈豪靡则会招致灾祸，败家丧身。“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康”，即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兼侍讲，博通古书，为人廉洁。我本出生于清寒的家庭，家族代代清白。我不喜奢华，小时候，长辈给我穿装饰有金银的华美衣服，总感到羞惭而脱下。“闻喜宴”，宋朝科举制度，新进士及第，皇帝赐宴，叫闻喜宴。赴宴的进士都要戴花。宴上，只有我不戴花，同榜登科的人提醒我：这是皇帝的恩赐，不能不戴。才戴上一朵。我对衣食的要求，只要衣服可以御寒，食物可以果腹就可，但也不敢穿肮脏破烂的衣服，以违背世俗常情来求得好名声。我这么做不过是性格使然罢了。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们笑我顽固而浅薄，我不认为俭朴是我的缺点。《论语》中孔子说：“奢而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奢侈就显得骄傲，节俭就显得固陋。与其骄傲，不如固陋。又说：“以约失之者鲜”，因俭约而犯错误的是很少的。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议也。”读书人有志于追求真理，却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这种人不值得与他谈论的。古人以俭朴为美德，今人却因俭朴而遭讥诮，真是奇怪！“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近年来，奢靡之风日盛，当差的人穿的衣服和士人穿的差不多，庄稼人穿着丝绸做的鞋子。我记得先父在时，有客人来拜访，未尝不置办酒席，席间劝酒不过三次五次，多不过七次。酒是从市集买的，果、肴、所用器具，都是常见之物。当时的士大夫家都如此，人们也没有非议。“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聚会次数多而礼意殷勤，物品简单而感情深厚。现在的士大夫家宴请宾客，常常要准备数月才敢下帖子请，酒是按宫内酿酒之法酿造的，果、肴都是珍品，摆满了桌子。“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请客之人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会被人非议。因此，很少有人不随这奢靡之风了。唉！风俗败坏到如此地步，有地位的人即使不能禁止，那么忍心去助长吗？！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李文靖公”，即李沆，字太初，肥乡人，宋真宗时宰相，死后谥文靖。听说昔日李文靖公做宰相时，在封丘门修建住宅，厅前仅能容一匹马转个身，有人说太狭窄了。他笑着说：“住宅以后是传给子孙的，若作为宰相处理公事的厅堂确实狭窄了，但作为太祝和奉礼的厅堂已是足够宽敞。”“参政鲁公”，即鲁宗道，亳州人。宋真宗时为右正言（谏官），后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后迁左谕德。仁宗时为参知政事。一日，宋真宗急召鲁宗道，在酒家找到了他，问他作为清高有名望的官员，怎么在酒肆饮酒。鲁宗道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至此，皇上更加器重他了。“张文节”，即张知白，字用晦，沧州人，宋仁宗时官至宰相，死后谥文节。张知白做宰相后，生活仍如做节度判官时那样俭朴。有人劝他：“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您今天所受的俸禄不少，可依然这么俭朴，虽然您自认为清白、节约，然而外面却有人讽刺您，说您像公孙弘盖布被那样虚伪，应该稍微随俗一点啊。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人的深谋远虑，普通人哪能理解！“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生活俭朴，君子的欲望就少，欲望少的人不为身外之物所役使，不被身外之物所役使，则会行正道；普通的人欲望少，就会谨慎行事，节约用度，从而避免灾祸，家庭也会越来越兴旺。“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生活奢侈就会产生更多欲望。欲望多的君子多贪慕富贵，不从不行正道，招来灾祸；普通的人欲望多，就会唯利是图，百家丧身；官员生活奢侈，必然会受贿，百姓生活奢侈，必然会偷盗于乡里。
“正考父”，宋国上卿，孔子的远祖。“孟僖子”，鲁国大夫仲孙攫。古时候正考父用稠粥维持生活，因此孟僖子推知他的后代必定有显贵的人。“季文子”，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行父，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在位时，他都执政。《左传》记载：“季子卒，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论语》中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管仲生活奢侈，孔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气度狭小。“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叔发。“史鰌”，卫国大夫，字鱼。公叔文子在家宴请卫灵公，史鰌推断公叔家必有祸患。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戌逃往鲁国。“何曾”，字颖考，西晋阳夏人，晋武帝时官至太尉，“性奢豪，务在侈”，每天膳费一万浅，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子孙也非常奢侈，他的儿子每天膳费两万钱。到晋怀帝永嘉末年，“何氏子孙灭亡无遗焉。”“石崇”，字季伦，西晋南皮人，历任散骑常侍、荆州刺史等职。他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万。与贵戚王恺等斗富。最终被诛杀在东市。“寇莱公”，即寇准，字平仲，华州人，官至参知政事。景德元年，契丹入侵，寇准力排众议，促使真宗亲征，进驻督战，与契丹签订盟约，封莱国公。《宋史》记载寇准“准少年富贵，性豪侈”，人们因为他的功绩大，没有批评他，但他的子孙继承了奢侈的家风，现在多穷困了。“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因俭朴而立名，因奢侈而败者，多了，不一一例举。你不仅要自己做到，还要以此来教导子孙，让他们了解祖上的家风。
曾巩之《赵州赵公救灾记》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学者称南丰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考中进士，历任太平州司法参军，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等职，官至中书舍人。他在各地做官期间，关心民众疾苦，尽心为百姓办事，救饥荒，治疾疫，平盗寇，抑豪强，减轻赋役，平复冤狱，很受百姓爱戴。其散文含蓄典雅，雍容平易，著有《元丰类稿》。《赵州赵公救灾记》，记录了赵抃在越州救灾的始末，着重记述了他在救灾前能周密细致地进行调查，预作安排，在救灾中能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妥善处理给灾民发粮、治病等各种问题，使灾民各得其所。曾巩赞扬了赵抃关心人民疾苦、公而忘私的精神，及其日夜辛苦、事必躬亲和敢于负责的作风，表彰了他的功绩，并推广他救灾的办法和经验。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吴越”，吴在今江苏南部一带，越在近浙江北部一带。公元1075年，吴越大旱。在人民遭受灾荒之前，作为越州长官的赵抃，下文书询问所属各县遭受灾害的具体情况，并谨慎地做好准备。“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赵公担心前来领取粮食的人太多造成拥挤践踏，就安排男女在不同的日子领取；估计到官府的人力不足，就选没有任职但住在越州的官吏，供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前来赈灾；买得起粮食的人，就替他们告诫富有粮食的人不得囤粮米不卖；雇佣民工修理城墙，除了发放工钱，还加发粮食，粮食所值，与工钱相等；百姓要借有利息的钱，教育有钱的富人放手借给百姓，等待庄稼成熟时，由官府责令债务人还债，等等。“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第二年春，发生瘟疫。官府设立病坊，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凡是死去的，就地埋葬。“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事情有不便于见之公文的（不合法定手续），赵公一律自己承担下来，不以此连累他的下属人员。有些对救灾有好处的事，虽请示尚未经批准，就立即施行。“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赵公用委婉曲折、细致详尽、周到完备的措施，来对待救灾当中的筹划事情、安顿灾民以及前前后后、开头与结束等各个环节。他的施政虽在越州，但他的仁爱足以昭告天下。他的救灾措施，也值得传给后人。灾害的发生，即使是太平盛世，也难以避免，应早做准备。赵公的正直与平易近人，不细说，写此篇以教育后人。苏轼之《日喻》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历任杭州、徐州等地方官。后屡遭贬谪。徽宗继位，遇赦北还，行至常州病逝。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在诗词散文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豪放派词的创始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天生双目失明的人，问看得见的人太阳是什么样子，有人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如铜盘。”盲人敲击铜盆听声音。某日，他听到钟声，以为钟就是太阳。有人告诉他：“太阳如燃烧的蜡烛。”盲人抚摸着蜡烛感受着太阳的形状。某日，他摸到乐器籥，认为籥就是太阳。“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太阳和钟、籥相差甚远，但天生双目失明的人没有见过真正的太阳，只从别人处得到关于太阳的某些特点，是无法了解它们的区别的。“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比盲人了解太阳更难。即使有精通的人，用巧妙的方法传授，也无异于在盲人面前用铜盆和蜡烛来形容太阳。世上那些大谈“道”的人，有的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它，有的不理解就臆测它，这些都是求“道”的弊病。
“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苏轼（作者自称）说：“人们在学习、实践中自然而然地掌握真理，真理不可勉强求得。”孙武说：“善于打仗的人，能牵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牵制。”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住在智造场所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则通过学习以获得真理。”南方人临水而居，他们善于潜水。这种技能不是随便就能习得的，而是他们住在水边了解水的规律。生下来就对水性不熟的人，即使长得健壮，看到水中的船也会觉得害怕。所以，北方的人向南方的人学习潜水的技能，如果按照南方人口授之法，多有淹死的。“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所以，不踏踏实实学习而一心向道的人，就如学潜水的北方人。“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声律，指诗赋。诗赋讲究平仄、对偶。北宋前期用考试诗赋来选拔官吏。经术，指儒家经典著作。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王安石推行新法，科举不考诗赋而考经义。昔日，通过考诗赋来选拔官员，所以读书人学习的范围很广，而不立志于求道；如今，通过考经义来选拔官员，读书人只知道求道却不再踏踏实实地学习基础知识。渤海人士吴彦律，是踏踏实实学习的人，现在他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考试，作这篇以鼓励他。
苏轼以盲人和北方人学潜水为喻，阐述了“道可致而不可求”和“学以致其道”的论点。从中可以领会到：探索真理，钻研学问，必须刻苦认真，循序渐进，且勇于实践。如只是片面地拾取零碎知识，随意臆测，空谈理论而缺乏锻炼，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就不能掌握真正的本领，贸然付诸实践，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杨万里之《文帝曷不用颇牧》
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中进士，累官至秘书监。
杨万里秉性刚直，遇事敢言，因此孝宗憎恶他，终不得大用。
他的诗通俗易懂，清新活泼，有奇趣，别具一格，当时称为“杨诚斋体”。作品有《诚斋集》、《诚斋诗话》等。
“文帝”，即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20-前157年），在位二十三年。他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全国经济逐渐恢复，政治得以稳定。与其子景帝两代并称“文景之治”。
“曷”，为什么。
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长平之役，赵受秦国离间计，使赵括代廉颇，赵兵大败，燕乘机攻赵，赵复用廉颇，大败燕军。后廉颇获罪，逃亡魏国，由于仇人郭开进谗，终不被召用，死于楚国寿春。
李牧，也是战国时赵国名将，曾大破匈奴和秦军。后秦国贿赂郭开，使郭开进谗言，谓李牧欲反，赵王杀李牧。不久，赵为秦所灭。
“论曰：贤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与不知，贤者初莫之计；思与不思，有国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于相违，而不喜于相遭。是可叹也。”
有才能的人活着的时候，不被人知晓，才华不被人肯定，死后却被人所思念。贤才与渴慕贤才的统治者，常常碰不到一起，碰到一起了，又往往不能配合很好。
“汉文帝闻说者之论，而思颇、牧之贤。谓文帝之思为未善，不可也；然当颇、牧之时，或以间而摈，或以谗而陨，孰知其诬，孰知其贤哉？”
《汉书》中记载：文帝知道廉颇、李牧的为人后，恨不能得到他们。冯唐却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并列举了文帝不能用本朝魏尚为例作了说明。
班固就此发表评论说：“扬子（扬雄）以为孝文帝诎帝尊，以信（申）亚夫之军（指用亚夫在细柳军营宣布无军令不许文帝进入之事），曷为不能用颇、牧？彼（指冯唐）将有激（有意激文帝）云尔！”
“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思颇、牧而天下无颇、牧矣！使其复有颇、牧，其能知颇、牧乎？浅于知而深于思，薄今而厚古，岂特一颇、牧而已哉！”
有才的人活着的时候不被赏识、任用，死后却被后人思念：认为天下再也没有如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了，然而即使其拥有这样的将领，他能识别吗？没有识人用人的能力，却一味地追思古人，轻视当下而重视古人，这不是个例啊！
“贤者不求不用，亦不求不用；吾之所挟，不用则泽其身，用则泽其国。谓贤者求不用，贤者有是心乎？然其挟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从而必之：自古圣贤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
对于有才能的人而言，用或不用他，他的才能都在。不任用他，他拥有的才能会有益于他自己；任用他，他拥有的才能则会有益于国家。才能在我，而任用与否却不在我。我希望自己被赏识被任用，所以安慰自己：即使是圣贤，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被赏识被重用啊。
“虽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负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况于思乎？汉文帝之思二子，亦可为二子贺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于思其人而不获其用，君子谓之无益。”
廉颇、李牧的功绩，不求他们的君主不辜负，但求他们的君主略知晓，就是如此也不能啊！都不知道他们有何功绩，功在何处，又说什么怀念他们呢？汉文帝对他们二人的追思，如果他们泉下有知，也许会有些安慰吧。但仅仅去追思而不去在能用的时候任用贤才，这样的追思是没有意义的，于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
“汉文之于魏尚，犹赵之于颇、牧也；舍今颇、牧而思古颇、牧，善谋国者然乎哉？帝能思颇、牧，吾亦能思魏也。愿以帝思颇、牧之心，为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许之乎？冯唐谓：帝有颇、牧，亦不能用。其意则然矣；其气无乃犹未平、其辞无乃犹未婉乎？气平则辞自婉，辞婉则君自悟。”
《汉书》记载：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骑常侍。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怒冯唐之言，而不悔李广之论，-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当悔之矣；悔于广则不怒于唐矣。不怒于唐而悔于广，则颇、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
汉文帝思念、向往战国名将廉颇、李牧，却不珍视、重用本朝名将李广、魏尚。而廉颇、李牧生前虽为赵国屡建功勋，却得不到赵王的信任：一个被迫离开赵国，一个被赵王斩首。
作者杨万里批判了帝王对人才“浅于知而深于思，厚古而薄今”的态度，指出一味渴慕前代贤才是毫无意义的，应识别当世之才，爱护当世之才，任用当世之才。、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南宋时最杰出的爱国诗人。青年时聚众两千参加耿京领导的抗金起义军，失败后南归宋廷。历任右承务郎、江阴签判及江西、湖北、湖南安抚使等职。
他一贯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大力进行军事、政治上的改革，因为一再受到主和派的排斥、迫害，闲居江西上饶达二十年。晚年虽又被起用，但终未能施展抱负。
他写下了很多表现要求收复失地、统一祖国愿望的词章。词以豪放风格为主，发展了苏轼的词风。词集有《稼轩长短句》。
《列子.杨朱》中记载，有个乡下人以芹菜为美味，献给乡豪。乡豪吃后大倒胃口。后用“芹献”一词表达自己所献微薄，简陋不足道。辛弃疾在1165年左右写下《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进呈宋孝宗，力驳主和派的谬论，主张备战抗金。《审势》是第一篇。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昡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毙矣。”“形”，指的是军事实力，包括土地、财力、兵力等状况。“势”，指将帅发挥才能，造成有力的势态和冲击力量。不要为敌人表面上的强大而沮丧，被敌人表明上的有利态势所迷惑。
“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
“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形”，只能用来显示威力，不能只凭它取得胜利。
“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有器物一定可以使用，能使用一定可以成功。
“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未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
金人虽有强大的实力（地大、财多、兵众），但因为不善于指挥，并不能造成对他们有利的形势。他们不过用表明的威势使我们疑惧罢了。他们想使我们疑惧的，我们相信了，以为确实可疑；他们未必能做到的，我们却以为他们可能做到。这是没有对“形”和“势”的情况加以考辨的缘故。
“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横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反于燕，其余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
金人登记百姓户口，用兵时按户抽调，一切自给，故无军费开支。金国朝廷只在祭祀天地时才给臣下有限的恩赏而没有广泛的恩赐（宋朝在郊祀时大赦、大赏，费用很大）。
“岁币相仍”：公元1141年，宋、金第二次“和议”，规定南宋每年向金进攻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其实易分”：金人内部不和，沦陷区的宋朝遗民起来反抗，故容易分化瓦解。
“辛巳之变”：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朝国主完颜亮率军六十万大举攻宋，完颜雍却乘机在辽阳自立为王，是为金世宗。完颜亮在当涂采石被虞允文打败，不久被部下杀死。
“萧鹧巴”，辽人。辽被金灭后，他任金朝的招讨司译使。完颜亮南侵，征兵于辽，萧鹧巴聚众反金。
“开赵”，金占领区抗金起义军首领，高平任，曾率抗金义军数万人攻破魏州。
“耿京”，金占领区抗金起义军首领，起义于山东济南、临淄一带。辛弃疾曾率二千人投在他的部下，王友直也派人前来表示愿意听从他节制。后被叛徒杀害。
“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
金朝获得南宋地岁币只是金和帛，这些东西可以供赏赐用，但不能作为军队的给养。中原藏粮食的仓库和地窖，则可以。金朝的政府机构庞大，官僚蛮横。正常赋税供给，百姓可以勉强支付。遇到额外的需求，官府只收到一成而官吏们就要搜刮七、八成。百姓不堪重负，必然反叛，从而使得朝廷丧失他们的财产。
“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余，田宅罄于捶剥之酷，怨忿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
“签兵”，指金朝强行征调百姓当兵。
“大汉军”，指金人强行征调汉人所组成的军队。这些人是在其父祖被金人蹂躏至死后遗留下来的，他们的田地和房屋，全被金人残酷地剥夺去了，他们胸中积满了怨恨，和金人并不同心。
“沙漠所签”，指金在内蒙一带所征的契丹族（辽）的士兵。金人对契丹族等部落的头目，都是采取诛杀、胁迫的办法，使得他们倾家荡产。
“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军、兀术辈之叶。且骨肉间僭弑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
“粘罕”，完颜宗翰，金军统帅，曾与斡离布攻陷汴京，灭北宋。“兀术”，完颜宗弼，先随粘罕灭北宋，后任金军统帅。
“许王”，完颜永中，金世宗妾所生的大儿子，曾任大兴（今北京）尹，为争皇位而收买人心。
“嫡少”，金世宗正妻所生的小儿子完颜胡土瓦（金显宗），他向金世宗告发许王在大兴府收买人心的事。后来胡土瓦之子章宗为帝，以谋反罪将完颜永中处死。
金朝有内部之争的祸患，几乎连自保都顾不上，凭什么去谋取别国呢？
“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为陛下实深察之。”
良医看病，从来不为病人的胖瘦而改变他正确的判断。
“官渡之战”，是有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
“嫡庶不定”：袁绍宠爱庶子袁尚，想立他为继承人，而不立长子袁谭，袁绍死后，袁谭、袁尚互相攻击，结果被曹操各个击破。
“咸阳之都”：刘邦在作皇帝前，在咸阳服役，一次看到秦始皇出行的盛况，感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表示出灭秦称帝的意愿。
“会稽之游”：项羽看到秦始皇游会稽，说：“彼可取而代也。”
在这篇中，辛弃疾先提出“形”与“势”不同的命题，侧重分析了金朝的土地、财力、兵力情况，指出：金朝地虽广，但内部不和，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财虽多，但因官吏搜刮严重等原因，很难保证军队的给养；兵虽重，但因士兵是强行征调来的汉人、契丹人，故难于调遣。易于溃散；且，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嫡庶争权，分崩离析，百姓怨恨。因而，他得出结论：敌人必然走向灭亡，不应被敌人表面上的强大所吓倒。
虞集（公元1272-1348年）字伯生，号道园，又号邵庵，原籍四川仁寿，宋朝末年迁居崇仁，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诗文皆有名，是元代文坛上有影响的人物。曾参与纂修《经世大典》，一时重要文献都由他起草。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等。
箭靶的中心，是射箭人的目标。有了目标，才会“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蓄尔力，正尔身，守尔法”，信心十足地走到箭靶前面。于是拉满弓，仔细地观察，果断地放箭，射中靶心。
“正鹄之不立，则无专一之趣向，则虽有善器、疆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于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
如果不立箭靶，就没有射箭的方向，即使有好弓、强力，也完全不知如何施展射箭的技能。 何况那些以射箭为娱乐的人呢，这些人既没有固定的目标，也不期望自己能射中。这种没有志向的人，君子是不会去结交的。
“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汎滥茫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
求学的人以圣人为目标，就如射箭的人以靶心为目标。没有坚定志向的人，就如身处汪洋，不知何处是归处，最终沦为无知妄为的人。求学的第一步，就是要立定志向。
“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师，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居无事之时，此志未尝慢也；应事接物之际，此志未尝乱也；安逸、顺适，志不为表；患难、忧戚，志不为慑；必求达吾之欲至而后已。此立志始终不可渝者也。”
立定志向，就开始寻求实现志向的方法。拜师、选择朋友、读书、穷究事物的道理，都是实现志向的途径。即使偶尔无所事事，也不会轻忽了志向；待人接物的过程中，志向也在约束着自己；安逸、顺畅的生活，不会让自己丧失志向；困难、忧伤的日子，立定志向让自己不会恐惧、屈服。
“志苟不立，虽细微之事，犹无可成之理，况为学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纵之资，其始学也，犹必曰志；况吾党小子之至愚、极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为至要至急也，审矣。”
《后汉书》中刘秀曰：“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舍，有志者，事竟成也。”有坚定志向的人，做事情终能成功。
《庄子》中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志向专一，才能精神集中。
即使是做小事情，也要先有目标，不然没有做好的道理。即使是孔子那样有天赋的人，也早早立定了求学的志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及时立定高尚的志向，是清楚明白的道理。
“今大司寇之上士浚仪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严而不离。尝遣济也受业于予，济也请题其斋，居以自励，因为书‘尚志’二字以赠之。”
大司寇，刑部尚书的代称，这里指管刑务的官员。上士，即贤能之士。浚仪，县名，今在河南开封。
黄生善于教子，温和而有法度，严厉而不悖离事理。他的儿子黄济跟从我学习，让我为他的书斋题字以自勉，我写了“尚志”二字赠送给他。
本文就是虞集写给弟子黄济的一篇赠言。文章以有箭靶，射箭的人才有目标，才能提高射箭的技艺为例，引申出学习必须树立崇高的志向，必须具备明确的目标，才能取得成就的道理，并从正反两方面对“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做了深刻的论证。
孔平仲，字毅父，北宋后朝人，宋哲宗时任集贤院校理，诗风近于苏轼。他从前代史传和笔记杂著中，摘录宋、齐、梁、陈至隋、唐、五代的人物言行，仿照《世说新语》，编成《续世说》。此外还著有《朝散集》、《良史事证》。
唐朝中期，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据申、光、蔡三州（今河南省）叛变。唐宪宗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行营都统，统兵十万，讨伐叛军。韩弘身负讨伐吴元济的使命，却不愿讨伐他。
李光颜，字光远，唐宪宗时为忠武军节度使，唐敬宗时官至司徒，死后谥“忠”。
韩弘嫉恨李光颜对叛将吴元济全力作战。为腐蚀李光颜的斗志，“举大梁城，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命使者送遣光颜”。使者对李光颜说：“本使令公，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
次日早晨，李光颜召集三军，对韩弘派来进献美妇的使者说：“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深恩，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
李光颜当众慷慨陈词，赏赐了来使，让他把美女带回。
“自此兵众弥加激励。”
谢枋得（公元1226-1289年）字君直，别号叠山，信州人。宋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