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坐落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僻静角落，曾在古籍《山海经》中被描绘为“瓯居海中”的神秘存在。人们很难通过平坦的土地直达这里；更准确地说，这里几乎全是群山环抱与涛涛海水，七成以上是起伏的丘陵，仅有的几片平原时常遭受台风肆虐。与中原腹地的肥沃田园大不相同，这片“东南海角”的早期面貌更像是一个以山海为伴的边陲小岛。如此特殊地形，也深刻影响了温州人的生活轨迹。
回顾历史，温州5000多年前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温州地区陆续找到了近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虽然有人类种植稻谷的痕迹，但更常见的，是大量贝壳聚集的遗迹。细细考察，这与古书中对于“东越海蛤，瓯人蝉蛇”的描述基本吻合——这里的祖先原本主要依赖打渔和采集海产品为生，农业发展相当有限。温州旧时地形陡峭、耕地稀少，大部分人家无力进行系统的农耕，自然也就形成了独特的“断发文身，驾船捕蛤”的蛮荒生活图景。
长久以来，中原政权往往把温州视作“化外之地”，对其原始生活别有戒心与评判。这片山海之间的孤岛，外部力量的触及极为有限。但即便如此，温州人的故事并未止步于蛮野，而是在时光的推移中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既有他乡移民带来的新风，也有在夹缝中自身积累的演进。
**温州的第一次蜕变，起点恰恰来自一场覆国危机**。
公元前4世纪，越国在北方失利于强悍的楚国后，部分越人放弃了江南的田园和家园，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他们逆流而上，沿着瓯江一路南来，最终落脚温州。在这之前，瓯地还处于半原始部落状态。越人不仅带来了与瓯人截然不同的衣着习惯与生活语言，更把先进的农耕技术引进这片丘陵海地。越人的农具、耕种方法、组织方式给温州带来一次质的提升。考古数据显示，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温州一带的生产生活形态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手工业兴起，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东瓯王驺摇，作为越族移民的代表性人物，被后人普遍奉为温州的人文始祖。他不仅带来了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制度，还促进了温州人从采猎向农耕和手工业的渐进式过渡。这使得温州文明有了真正的“开化”起点，逐渐走向与江南、中原相呼应的轨道。
**古代温州的农业文明，为后续海上崛起埋下伏笔**。
如果说东瓯移民为温州播下了农耕文明的种子，那么让这座城市彻底脱胎换骨的，却是三国时代的历史巨浪。在漫长的河川与山海之间，温州渐渐成为东吴政权海洋雄心的重要落脚点。
三国鼎立时期，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因地制宜，将沿海地区的地理劣势转化为水军的竞争优势。考虑到南方高地多、耕地小，政权需要利用江南丰富的林木资源发展船舶制造业。于是，东吴大力推进造船基地的布局。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相关考证，公元239年，东吴就在温州设立了横屿造船重地。这成为当时东南沿海仅有的三处龙头之一，专门为吴国水军打造多层楼船与大型战舰。
历史文献记载，横屿船屯的造船工艺出奇先进。最颠覆想象的是，当时制造的“飞云号”等巨型楼船，不仅具备多层甲板、分隔舱创造结构，还能容纳三千士兵和大批战备补给，最高可超15米楼高。部分技术甚至比当时的欧洲早领先数百年之久。中国船舶工业史学会的最新论文显示：横屿所采用的曲柄连杆等机械部件，推动了中国古代船舶在结构安全与远洋适航性上的大步前进。可以说，温州在此期间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工匠与水手，也使本地经济和手工业进入新飞跃阶段。
**造船业的惊人突破，使温州真正被赋予了海洋经济与开放贸易的遗传密码**。
紧随其后，人口涌入与城市发展让温州逐渐形成自己的行政体系。公元324年，永嘉郡的设立为本地经济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城市根基。城市化进程加快，温州的身份从海岛部落转变为区域重镇。这一趋势到中唐以后更加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和浙江省方志委2019年复核数据，温州城市人口在三国至隋唐时期实现了翻倍式增长。
**南宋时期，温州借助“航向大洋”的风口完成第二次大崛起**。
南宋政权因北方战乱、交流通道阻断，被迫将发展重心由内陆转移至海外贸易。大量官方支持的商业船队沿温州、宁波等港口启航，频频往返于日本、高丽及东南亚各重要城市。温州因此直接参与了宋代贸易网络，港口货物和客流量急剧上升。根据《大宋通商志》与现代港口航运大数据，宋代温州出海纪录每年数以百计，玉器、丝绸、中药材畅销海外，金属货币和陶器则大量进口。这一切，进一步激发了本地商业资本的积累和海洋意识的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外来商贾和本地工匠、商人群体的崛起，使温州城一度成为南方著名的经济中心。翻看史书中的描述，南宋时期的温州几乎每条主干道、每个码头都人头涌动，山海立交，忙碌得像极了一座永不打烊的集市。此时的温州完全扭转了早年边缘化与“蛮荒”的形象，连北方士人都开始将其誉为“东南小邹鲁”。
**商业氛围的浓密，为温州本地文化、学派带来了具体成果。**
作为商品交换与思想碰撞的前沿阵地，南宋温州孕育了重要的永嘉学派。这一学术流派主张“兼收并蓄”、“实用本位”，鼓励士人重视经世致用、合理追求经济利益。近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显示，永嘉学派的宽容、多元影响了此后几百年的温州商业伦理与文化气质。也正因为开放包容，本地南戏、说书、手工艺等民间技艺在此时达到鼎盛，成为中国戏曲史不可或缺的一章。
**不同历史时期，温州两次重大转型均少不了外部因素推动，却也离不开当地人对新事物的吸纳和自我更新能力。**
外迁移民、军事战略、政策东风和技术革命，这些因素像浪潮一样一次次改变着温州的模样。久而久之，在无数波动中，这座城市练就了用灵活与冒险精神回应不确定性的能力。温州渐渐摆脱了单一农耕文明的束缚，确立了自己的开放性格和世界连接能力。
在研究温州的历史时，不禁让人联想到当下其企业家精神与全球视野。如今，温州商帮的国际影响力、创新力可见一斑。许多实地采访的企业家如周成建、施正荣等，都强调：温州在历史上的“外来基因”始终带着一次次跳跃与更新。甚至无数新生代温商正在利用互联网、供应链、跨境电商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无不继承了史书上温州的那股韧劲与敢于冒险的气质。
**什么时候，温州真正实现了从“南蛮之地”到商贸枢纽的跃迁？恐怕这正是一次又一次他乡基因、本土创变、时代际遇共同作用的见证。**
从最初的采贝猎鱼渔村，到制造中枢，再到商贸大港，这个东南角落逐步成为经济与文化重镇。这一切，并不是某个英雄或者单一力量的奇迹，而是历史浪潮涌动下，千万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叠加。
未来，温州会不会迎来新的蜕变？在历史和现实交织的路口，似乎还有更多关于创新、探索和开放的故事，等待继续被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