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香港之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守法意识被乱港政客破坏了。例如以法律教育工作者自居的戴耀廷因发起违法“占中”，以“妨扰”、“煽惑”罪被判十六个月徒刑，香港大学据此革除其教职，此乃咎由自取。对于这些判决，戴耀廷是不服的，认为发起“占中”是“公民抗命”、“违法达义”，凡此种种，在他的“法律诠释”下，都不是违法。根据他的歪理，“占中”的所有违法活动、破坏秩序和法治的活动，只要标榜“公民抗命”，只要标榜是为了“达义”，就是“正义行动”。
在戴耀廷这位法律副教授眼里，不存在法律就是法律、违法就是违法的问题，只要打出“公民抗命”、“违法达义”的旗号，所有的法律和法理，都可以被所谓“正义”、“公义”肆意践踏。
对此，戴耀廷不但身体力行，以身试法，还不断鼓吹、煽惑他人一起“同行”。他这样做，当然不只是挑战“法律”、亵渎自己的“专业”这样简单，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为了某种“达义”。
这里是有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的，一是当年发动“占中”，“瘫痪中环”，威逼中央接受其在“政改”上剥夺中央权力的要求。二是为“占中”壮大“本土激进”势力和“港独”兴起。
三是推动所谓的“雷动计划”，干扰立法会选举的公平公正，协助反中乱港政客以及在“占中”冒起的“自决派”进入立法会。四是跑到日本、台湾等地，公然鼓吹“香港没有其他选择，惟有独立”，鼓吹要思考“香港建国”的可能。
五是“违法达义”条件成熟了，“反修例”暴乱爆发，要实现“颜色革命”。六是戴耀廷保释期间，又在区议会选举推出“风云计划”，令暴乱中的“涉暴派”大规模参选成功。
七是玩“非法初选”，要实现“35+”立法会夺权和“揽炒十部曲”。所有这一切，都是戴耀廷从鼓吹“违法达义”开始的。
本文原载于香港《东方日报》，原标题《龙吟虎啸：“违法达义”何故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