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中国爆发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无数英雄儿女奋起推翻满清王朝，可是这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策划的革命，最终因其阶级软弱性而归于失败，革命果实被旧满清官僚代表袁世凯窃取，自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屡行讨伐，欲重新夺回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却不幸陷入中国社会的军阀派系混战，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府，提出北伐统一中国的构想，然而直至1925年孙中山去世，北伐始终没有迈出实现，1926年7月蒋介石奋然领导国民革命军，自广东起兵转战两湖、江西、浙江，连续攻占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
孙中山
此后蒋介石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分别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大肆绞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破坏了国共合作北伐的大好局面，巨大的政治分歧使北伐一度陷入停顿，不久蒋介石、汪精卫联手于1928年重启北伐，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皆加入序列，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6月攻克北京，把控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撤退东北，在皇姑屯被日本人阴谋炸死，年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北伐胜利宣告北洋军阀统治的终结，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获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
蒋介石
二次北伐成功前，国民党已疏通西藏班禅前往内蒙古宣化佛法，以诱导蒙古民众归附国民政府，1928年4月杨桑扎布作为施主，于马拉沁举行第一次时轮金刚法会，尤其班禅光临成为一大盛事，轰动了东部蒙古，人人都以能谒见班禅为一生中最大荣幸，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的王公贵族云集而来，吸引蒙古群众17万余人前往。据称班禅走动时，前边由达尔罕王、温都尔王手持香火引路，沿途人们跪在路旁迎送。
九世班禅
当班禅登坛讲法时，佛堂大殿法号法鼓齐鸣，达官贵族、上层喇嘛跪坐殿内聆听教法，地方官员、地主、牧主以及大小随员置身大殿院外，普通百姓则排列到数里之外，至班禅举行摩顶仪式时，人们争先恐后地接受摩顶之礼，将领得的“景嘎”(金刚结)系在脖子上，希求获得无限的幸福。同年7月，东部蒙古十旗王公为施主，盛情班禅到图什业图旗、札萨克图旗讲经，班禅在阿布寺举行第二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蒙古族群众约84000余人旗，为国民政府收服民心做出巨大贡献。
蒙古民众
1929年4月，班禅应锡林郭勒盟索王和10旗王公之请，在贝子庙举行第三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蒙古族群众约10万人。同年9月，张学良派李少白迎接班禅返回沈阳，仍寓黄寺行辕暂作歇息。此后班禅仍返回内蒙，到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克什克腾旗等各旗寺庙唪经说法。1930年8月，九世班禅受锡林郭勒盟索王，在西乌珠穆沁旗举行第四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法会的蒙古族群众约5万余人。次年7月，国民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定年俸为12万元，并颁玉册玉印。
蒙古官员人等
1931年7月，班禅前往东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给当地蒙古族群众讲经、摩顶，随着“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蒋介石急令班禅返归以免被日本人扣留，由海拉尔迅速西行，经外蒙古旷野疾行12日，抵达内蒙古之东乌珠穆沁旗。
蒙古民众
彼时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德王”受日本蛊惑策划“蒙古自治”，设法拉拢奉劝索王附从，适逢班禅由达尔罕旗贝勒庙来到，德王认为机不可失，随同前往乌珠穆沁右旗，想利用此次机会，说服索王赞成自治。班禅觉察到德王受日本人诱惑，一再开导其应先选派代表向中央商承一切，以免为心怀鬼胎的日本人利用，且派罗桑坚赞、刘家驹前往庐山向蒋介石报告，蒋即派人前来商谈处置。
班禅
1932年3月，班禅应云王之请前往百灵庙，决定在归绥(今呼和浩特)设立班禅驻绥远办事处，任命丁旺多吉为处长，班禅向全国发出通电严正声讨日本侵略行为，此后班禅长期驻锡于贝勒庙，后转赴南京接受“西陲宣化使”之职，在内蒙古各地巡游唪经，为中国的统一事业贡献力量。
蒙古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