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的传教士利玛窦对当时中国人对待“洋货”的态度有一个有趣的评价，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在发现了外国货物比中国原有之物质量更好之后，就会“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心理源于中国长期以来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而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利玛窦不会料到他给中国人对待“洋货”的评语贯穿了整个清代对“洋货”的态度。
利玛窦
五口通商前的“洋货”
1.“奇技淫巧“”
在五口通商之前，“洋货”在中国的数量相对有限，此时进口的“洋货”多属奢侈品，由于西洋的许多技术工艺远超当时国人的想象，这使得“洋货”深受上层人士喜爱。如自鸣钟，在清代中期的笔记中记载道“自鸣钟表皆出自西洋，本朝康熙开始进中国，今士大夫家皆用之”。
到了道光初年，在物品中加上一个“”洋字已经成了高端大气的代表：
道光年间，凡物少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日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筒，挂灯名为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呼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这种“以洋为尚”的理念可能在更早就有了端倪，清代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中贾府中就出现了大批的“洋货”。
红楼梦中的贾府
走进荣国府的刘姥姥，被自鸣钟声吓软了双腿，而贾府的丫鬟使女们却习以为常地按照钟声的节点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贾母有一件玻璃炕屏，是粤海将军呈送给她的寿礼，而对堆积如山的礼物连看都懒得看一眼的贾母，却对这件玻璃炕屏特别惦记，嘱咐王熙凤"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第40、59 回，王熙凤林黛玉以洋巾包裹银箸、匙箸，第52回，贾宝玉有俄罗斯国出品的雀金裘氅衣；抄家时没收的洋灰皮、洋呢、哔叽、姑绒、天鹅绒等呢料……整部书据统计出现了三十余种“洋货”。
早年最普遍的“洋货”自鸣钟
如此“以洋为尚”的风气自然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警惕，这也是“奇技淫巧”论的由来，例如福建监察御史章沅曾上奏说：
近日所通货物， 违例特多，作为奇淫，导民奢丽，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闻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在彼专恃人工，不甚费值，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其利何啻数十百倍。
发出这种警戒信号的知识分子自然不止他一个，同时代在江浙颇有名声的管同，对于“洋货”同样抱有敌意，他撰写了《禁用洋货议》一文，其中写道：“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管同眼中这些无用奇巧的“洋货”乃是洋人“坏我人心，掠我资财”，乃至于谋我天下的“谋国”之举。这大抵是当时最极端的看法，但也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阶层对这股新社会风潮的思考。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有感于洋人的强大实力，洋货出现了新的符号。
2.“有用之物”
最早将洋货称之为"有用之物"的是魏源。在他所著作的《海国图志》中虽然仍含有传统观点，仍将部分“洋货”仍然视作奇技淫巧，但已然注意到西洋器械的先进性。
魏源
他认为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既可强兵，又“有益民用”。他提出关于“洋货”为“奇技淫巧”的概念，应当拆分开来，分为"奇技"与“淫巧”。“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西洋的“奇技”应当大力学习，这也就是有名的“师夷长技”。
可惜的是，魏源的主张当时并未被重视，截止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对“洋货”的观念变化仍然不大。
五口通商后的“洋货”
在五口通商最初的二十多年间，“洋货”进口的数量虽有大增，消费群体从上层变成了中层也有了一定的消费能力，但此阶段“洋货的”性质仍为有大变，仍然是“以洋为尚”的有之，视其为“奇技淫巧”的有之，在消费理念上与之前并未有根本的不同。转变发生在1870年前后，由于进口“洋货”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并且所进口的类别从以奢侈品，高档品为主向民生用具转化，这使得“洋货”多了一个新的符号"日用百须"。
作为"日用百须"的洋货
“日用百须”一词最早和“洋货”挂钩是出自冯桂芬的《制洋器议》中，他认为“五州之内，日用百须，无求于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日用百须”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的意思，按他的观点，中国自己生产的货物足以满足百姓所有的生活需要，这方面不需要进口自西洋。
冯桂芬
但是，在作为日用品的“洋货”大量引进后，其优于土货的质量以及更低价格很快就得到中国百姓的青睐，本文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针是家家户户的必备生活用品，旧式土针制作的方式是，需要把铁丝磨细、锉尖，然后再一个个地钻针眼，这样的土针针杆粗，针尖钝，而且柔软易曲，不耐磨损。而从西洋输入的机制洋针，针杆细，光滑而坚硬，针尖锐利，缝制起衣物来远比土针好用。
在洋针输入的最初价格要高于土针，但到了1870年前后洋针的价格已然大幅下降，每100根仅售大洋2分5厘，这个价格比土针便宜的多，1867年洋针进口数量为2.07亿枚，随后几年以倍增的速度增长，1870年进口8.57亿枚，到了1880年则达到了19.58亿枚，此时洋针已然完全取代了土针。
传统土针
另一种被迅速取代的传统日用品是火石（也叫火镰），中国自古以来用火石生火，但实用且安全的火柴于十九世纪中期被瑞典人发明，随着五口通商逐步传播进中国，当时称之为“自来火”“洋火”，毫无疑问的火柴生火的性能要远远优于火石，并且在价格方面也十分的低廉，1871-1872年宁波的贸易报告提到“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或铁片的地位”，”瑞典所制的无磷火柴价格低廉，最受欢迎，每罗售价5钱（一罗为144盒）”，低廉的价格，相比与火石方便得多的生火步骤，火石被取代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清代火镰
方便的生火工具普及了，照明工具“煤油灯”也在这一时期深入中国各地，古代有凿壁借光的故事，是说西汉的匡衡幼年家贫点不起蜡烛，就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的光读书。如果匡衡生在晚清，即便仍然生在贫困家庭，可能也不需要如此了。1884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煤油的价格为每斤32文，豆油、花生油以及其余植物油的价格则为84文至88文不等，当时的资料宣称就连"每个村庄""最贫穷的人"都已经买得起煤油灯。
清代煤油灯
洋货普及带来的思考
“漏厄”
对“洋货”符号的转变，显然不能只看其带来的便利性，当时许多人在“洋货”大兴的同时意识到了“漏厄”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财富随着西洋货物的进口，大批的流入国外，这不同于鸦片这种肮脏的交易，而是通过潜移默化彻底的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自1888年起，清朝对外贸易就再也没有过顺差，逆差最大的1905年足足有近2.2亿两，最小的1889年也有1393万两。这如何不让人心惊？
“商战”
有感于洋货逐步对国货的取代，当时的社会舆论纷纷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洋货制造业，不应坐看财富输于异域，而应该“分洋人之利”，“利权自主”。发展到后期，有名的买办商人，曾经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更是提出，要和洋人进行"商战"！
郑观应
他认为，当今之世西洋各国皆是“以商立国”“以商为战”，既然西洋各国擅长“商战”，那么我国要夺回所失去的利益，同样也学会“商战”，他呼吁当今之世应当放弃以农为本的旧思想，提出了十项针对西洋各类商品的商战策略，应当仿造各种机械制品，与西洋商品竞争。他总结道“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暴力抵制”到“文明拒外”
暴力抵制"洋货"的代表无疑是义和团，义和团的兴起和马关条约有直接原因，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外国可在中国开设工厂，工业化的生产进一步冲击了中国旧有的乡村手工业，此时“洋货”在中国虽已成为了"日用百须"的存在，但一些旧的迷信观念依旧留存，例如自来水被认为是“毒水”，煤气路灯被视作“鬼火”，铁路会使“山川之灵”不安，照相机会“摄人魂魄”。
这些对“洋货”的妖魔化以及“洋货”对旧有经济的冲击破坏，在马关条约之后矛盾无疑是更加激化了，最终扩大到了义和团“扒铁路、拔电杆、烧洋房”等极端暴力行为。而这最终导致的庚子事变只为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损失。
义和团
义和团的暴力排外终究是不可取的，但清末的国人并非不懂变通，在1905年的上海就发起了一场“不用美货”的文明拒外活动。事件的起因是美国对华工的苛待与歧视，1905年5月由上海商务总会发出倡议号召商民“不用美货”，至7月下旬上海向全国各地发讯，各地纷纷响应。
“此乃文明之抵制，并非野蛮抵制”，“此次各埠同随格约不用美货者，以工禁之野蛮也，欲责人野蛮，必先自居文明，切勿轻车暴动，酿成意外之交涉”。“彼愈行野蛮，我则力求文明”。美国苛待歧视华工，野蛮者乃美国，我国抵制手段不用任何暴力手段，自然是文明。相比于义和团，这次“文明拒外”虽然同样没有成功，但给我国的民族觉醒开了先河，一年之后，国民从洋人手中收回利权的倡议也沸沸扬扬的开始了。
参考资料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16-20世纪洋货输入及影响》
《近代洋货入侵与洋货消费观念变迁研究》
《从贾府的洋货看经济贸易》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利玛窦中国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