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这个名字在1954年才被正式确立。
它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优美的牧场”。在这之前，它叫迪化，一个从清朝就定下的名字，带着“启迪教化”的意味。改一个名字，背后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迪化之所以成为省会，那段故事，得从一口棺材和一张地图说起。
事情要回到19世纪。那时的清朝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问题只有一个：新疆还要不要？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认为，海上的防务重要，新疆太远，不如放弃。
这时，一个湖南人站了出来，他叫左宗棠。
他的脾气出了名的犟！他听不下去这种话，拍着桌子反驳。他说，自己的国土一步步退让，边疆要地都丢了，难道防守边疆的兵力就能减少？花的钱就能省下？这算什么道理？
为了凑够西征的军费，他让胡雪岩四处奔走借贷。出征前，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此去或许无法生还，就叫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自己身后！他告诉朋友，男子汉高歌出塞，不觉得苦，我这把老骨头反而觉得豪情万丈。这份“抬棺出征”的决心，震撼了当时也震撼了后人。
为什么左宗棠如此坚持？因为当时的新疆，真的到了危急关头。
中亚浩罕国的军官阿古柏入侵，沙皇俄国也趁火打劫，打着“代为收复”的幌子，直接出兵霸占了整个伊犁河谷。
伊犁，这个地方当时是新疆的中心。清朝在1762年平定准噶尔部后，设立了“伊犁将军”，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府邸就设在伊犁河谷的惠远城。那地方水草丰美，号称“塞外江南”。惠远城里钟鼓楼、将军府、官署一应俱全，政令可以管到帕米尔高原。
一个半世纪里，伊犁都是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核心。
它就像一个家族里最被看好的长子，所有人都觉得，未来的家业，肯定由他继承。
可问题就出在伊犁的地理位置上。它的河谷，开口向西，正对着中亚草原。国力强盛时，这是向西辐射影响力的通道；国力衰弱时，这里就成了别人冲进来的大门，毫无遮拦。沙俄的入侵，让这个昔日的指挥中心，一夜之间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前线。
左宗棠的湘军一路横扫，用不到两年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
但盘踞在伊犁的沙俄就是不走。清政府派去谈判的第一个官员崇厚，签回了一堆让人无法接受的条款，差点把伊犁白白送掉。消息传回，全国上下都愤怒了。左宗棠更是准备直接开战，把伊犁抢回来！
后来，清廷顶住压力，换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去重新谈判。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总算是把伊犁要了回来，代价是霍尔果斯河以西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永远割让。
这一刀，割得太深了。
伊犁虽然回来了，但它已经不再安全。沙俄的炮口就顶在脑门上。再把首府放在这么一个充满风险的地方，显然是不行了。伊犁的“长子”地位，就这么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了。
新疆不能没有“大脑”！新的首府，该选哪里？
当时负责新疆事务的，是左宗棠的得力干将刘锦棠。他面临几个选择：南疆的文化中心喀什？东疆的门户哈密？还是那个在新疆地理位置居中的库尔勒？
我们看看当时的考量。
喀什，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但它的问题和伊犁相似，位置太靠西了，就在边境线上。从喀什管理东边的哈密，路途遥远，在那个靠人走路、靠马送信的年代，信息传递效率太低，不利于对全疆的控制。
库尔勒，今天打开地图看，它差不多就在新疆的正中心。但地理中心不等于战略中心。库尔勒地势相对平缓，缺了那种可以扼守要道的险要地势，不容易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控制点。
这时候，乌鲁木齐，也就是当时的迪化，它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
摊开地图看，乌鲁木齐的位置很绝。它坐落在天山北麓，正好卡在天山山脉一个关键的豁口上。从这里，向南可以翻过天山，到达吐鲁番盆地，进而控制整个南疆；向北可以辐射广阔的准噶尔盆地；向西可以通往伊犁；向东则连接着通往内地的河西走廊。
乌鲁木齐就是一个连接南北疆、沟通东西方的十字路口。
它不像伊犁和喀什那样直面外部威胁，有天山和准噶尔盆地作为天然的屏障。它也不像库尔勒只是一个平面的中心点，它扼守着交通和地理的咽喉。对于一个需要重建秩序、巩固统治的政权，没有比这更理想的地点了。把指挥部设在这里，可以把力量投送到新疆的任何一个角落。
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省会就定在了迪化。
这步棋，标志着新疆的治理思路，从过去偏重西端的“伊犁中心”，转变为一个更加均衡、更注重内地联系的“乌鲁木奇中心”。
省会一定，乌鲁木齐的发展速度变快了。清末民初，南来北往的商队在这里汇集，天津、山西、湖南、甘肃的商会纷纷在此设立。俄国人也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和贸易圈。后来新疆经历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的统治，虽然动荡，但乌鲁木齐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时间来到今天，伊犁、喀什、库尔勒，它们都在各自的区域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伊犁依旧是风景如画的地方，伊宁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喀什是“五口通八国”的南疆中心，在“一带一路”中地位重要；库尔勒则凭借油气资源和交通枢纽的地位，成了南疆的经济强市。
它们都很好，但它们都不是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成为首府，不是因为它在哪个方面都完美。它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提供了一个最“稳”的解法。它用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托住了整个新疆的大局。这是一个被危机催生的选择，却在后来的和平与发展年代里，被证明了它的价值。这盘百年大棋，最终还是落在了那个关键的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