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五代十国是唐朝后期的一个分裂时代，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有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前蜀、后蜀及河东的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这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小朝廷更迭频繁，割据政权犬牙交错。官僚宦官“事君犹佣”，臣子视皇帝就像雇工看待雇主，雇主换了，就另外受雇。许多人朝秦暮楚，不言节气，精于做官之术，以拥有高官厚禄为荣，冯道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
冯道
冯道，河北赢州景城（今河北河间地区）人，唐末为幽州刘守光的幕僚，后转到河东得张承业赏识，任掌书记，又以文墨受李存勖重用。后唐建立，以尚书省郎官充翰林学士。后又做了宰相，契丹灭后晋，冯道又入朝契丹，任太傅。后汉高祖立，乃归汉，以太师奉事。后周灭汉，又事周拜任太师兼中书令。他一生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后事十位君主，都是享高官厚禄，可谓官场中的“不倒翁”。
冯道未成名时，众人曾在一起畅谈为人处世，志向抱负。问到冯道他笑而不语，大家一再请他说，冯道便即席赋诗一首“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道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而立身。”言罢，众人佩服称叹，冯兄言之甚妙。任它世事变幻，我自泰然处之，冯兄自信，吉人自有天相嘛。
冯道做官有一套秘术，就阳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惟以圆滑应付为能事，契丹灭了后晋，位居高官的冯道，投降契丹，他到京城朝见契丹首领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指责他事晋主无能，冯道无以应对，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要来朝拜，冯道说：“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呢？”
耶律德光嘲笑：“你是什么老儿？”冯道说：“我是个无才无德、愚蠢迟钝的老儿。”
耶律德光曾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徘语应对：“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低声下气，装疯卖傻的样子和阿谀奉承的本领博得了耶律德光的欢心，耶律德光任命冯道为太傅，带他北归。
冯道历仕五朝，朝梁暮晋，对丧君亡国丝毫不在意，反而津津乐道于自己一生所得的官爵勋阶，以“长乐老”自诩，并引以为荣。他自述自己为人“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事奉前九位君主，从未曾直言劝谏。后周太祖逝，世宗即位，年纪很轻，刘旷进攻上党，世宗准备带兵亲征，冯道极力劝阻，世宗说“我见唐太宗平定天下，无论敌手大小都是亲征。”冯道说：“陛下不能与唐太宗相比。”世宗听了很生气，起身离去。最后还是亲自率军，在高平大败刘昘。世宗既对冯道反对亲征不满，又鄙视冯道没有随军出行，终于罢免了他中书令之职，让他去做后周太祖陵墓监使，太祖葬礼结束，冯道就死了
五代十国结构图
。
历史上对冯道毁多誉少。毁者骂他是无耻之徒。《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的态度最是鲜明。他在《杂传第四十二》冯道等传的第一段就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的看法，总括起来就是说：冯道是无耻之徒。
欧阳修的看法是有根据的。冯道是个不倒翁式的老官僚。他开头做幽州军阀刘守光的参军。不久，到河东做李存勖的掌书记。以后在五代中的四个朝代（唐、晋、汉、周）做了20多年宰相。后晋亡周时，他不在京师，奉命入京见耶律德光。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来朝见？”他答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自称是“无才无德疾顽老子”。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说：“此时佛出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救得。”耶律德光很满意，任他做太傅。后来回汉，已见前文。四代加契丹，他实际上是历仕五朝。他自称“长乐老”，晚年在后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写了一篇自传《长乐老叙》，历叙生平，不以历仕各朝为耻，自称“久叨禄位，备历艰危，上显祖宗，下光亲戚。……老而自乐，何乐如之！”这看起来毫无骨气，真是无耻之尤了。
然而欧阳修的评论又是偏激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知道，五代各朝，国祚都极短促，一朝之中，又常有弑君夺位的变故，当时的文武百官在这朝为官，换了个朝代依然为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冯道历仕四朝，是国为他年寿较长，资历较老。《新五代史》与冯道同在一卷的李琪、郑珏、李愚、卢导、司空昪，有的因生年较早，如卢导；有的如李琪和李愚，享寿较短，所以历仕朝数都少于冯道。这还是仅就《新五代史》一卷所记载人物而言，其实五代人物大抵如此，他们都不以为耻。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就收它“冯道现象”，因为冯道是这类人物的典型。我国历代人士多以“不事二主”为忠。其实忠于一主不见得是多么高尚的节操，何况五代时的王朝和君主变换得那么勤快，一般又都是以暴制暴，所以当时的大夫对改朝易主视为常事。这不是冯道一个人的问题，是被时代特点决定的。
司马光的看法比欧阳修来得通达。他在《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卷后周显德元年记冯道死后，先引欧阳修的议论，表示同意欧阳修对冯道的谴责；然后进一步发挥，说这不仅是冯道的过失，和当时的环境有关，当时的君主也有责任，“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
欧阳修和司马光都在宋朝由忠奸的角度来评价冯道。但是我们应当注意：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欧阳修在《冯道传》的结尾引后周人的看法云：“道既卒，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由此可见同时代人对冯道有褒无贬。周世宗虽对他不满，但在他死后，追封瀛王，谥文懿（一作文愍），评价很高，后周以前的君主，如后唐明宗称赞他是一个好宰相；石敬瑭在位时，他上表辞官，石敬瑭派人通知他：“卿来日不出，朕将亲自登门相请。”郭威对他也很尊重。一般人更都认为他是元老。这个称呼毫无讽刺的意味。后世以“三朝元老”为无耻之尤。五代时即使遍历五代，人们也不以为非，不以为怪。这是时代决定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不可能出现冯道式的人物。退一步而言，在一个比较长时间内存在几个政权的时期，如三国，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就是在五代，这样的人物也只见于中原，南方各国没有这样的人物，更没有出现过忽而在南、忽而在北的冯道式人物。正是特定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类型的人物。
“冯道现象”这个词，还有一层意思。冯道和有些冯道式的人物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的身上，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冯道为人节俭，梁晋争霸时，冯道做河东节度使的掌书记，随军出征，在军中搭间草屋居住，还用自己的俸禄备办饮食，与仆役们同锅同饭。有的将领抢得美女，送给冯道。他并不推却，但将美女安排在别室之中，待寻得她们的主人，将其送还。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他总算做了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他不能犯颜直谏，但有时能够提出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后唐明宗问他：“如今天下丰收，百姓能否丰衣足食？”他答道：“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天下总是这样。唐朝文士聂夷中有首《伤田家诗》说得好：‘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了，说：“此诗甚好。”就命侍臣录下，常常念诵。明宗得了一只玉杯，上写“传国宝万岁杯”，甚是喜爱。冯道就说这是前朝有形之宝，帝王应有无形之宝，便是“仁义”。后汉时，牛皮的禁令极严，已见上述。潞州有一件牛皮案，20余人都得处死，节度判官张璨不肯执行，请旨宽免。刘知远大发雷霆，不仅要杀20余人，连节度判官也要杀。冯道求见，说禁令不妥善，以致害人性命，我不能早奏，我罪当死；张璨乃一介小官，不惜生命，敢于执奏，可赏不可杀。刘知远听了他的话，怒气稍减，张璨免官了事，20余人的生命得以保全。从这些事情来看，冯道对人民没有做坏事，而且还做了些有益的事。其他冯道式的人物，对人民作恶的事迹也不多。
冯道受后世人所诟病，主要问题在于自称长乐老。别人历仕几个朝代，不曾有骂名和恶名，原因在于他们没有长乐老之类的称号。其实，细读《长乐老叙》，他对历仕四朝，只是平平淡淡地叙述，没有说以此为乐，他的“乐”只是“劫后余生”的庆幸，“知足常乐”的自得，毫无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意思，而且还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那么他乐在何处呢？“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则历来对冯道的谴责未免过当吧！
当然，历来四朝十君，并不足训，与高尚避世之士相较，冯道当然逊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