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说到“五服”，首先想到的是家族关系里的“出五服”，也就是血缘关系超过了五代。古代礼法之中，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长辈过世之后子孙所应该穿的祭服，以祭服的不同来确定其在家族之中的地位等等。
但鲜为人知的是，周礼之中之所以用“五服”来指代血缘关系的远近，实际上最早不是来自于服装，是来自于周朝早期，甚至更早的夏商时期的五服体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内服官”和“外服官”呢，以内服官和外服官为代表的“五服”体系，对于早期奴隶制度社会的国家统治，又有着怎么样的贡献呢？
一、 五服体系，是夏商周时期，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划分天子与诸侯之间关系的一种统治体系，其中内服官指的是天子直辖领地内的官员，外服官则是各地诸侯
《国语·周语》中说：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按照距离天子直辖的领地的距离，将全天下的诸侯们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层级，每个层级按照距离的远近，所需要给天子缴纳的贡税也有所不同。
这就是夏商时期的五服体系的大概内容，其本质就是按照距离天子直辖领地的距离，将天下各国分成不同的等级，距离天子越近的诸侯国，等级越高，所要承担的赋税也就越多，反之则地位越低，所要承担的赋税越少。
夏商时期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分封制还没有彻底完善，其后周王朝所谓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划分，也还没有出现，划分诸侯的等级，除了依靠血脉和功劳意外，就是根据距离王城距离的远近来说，由此就产生了所谓五服体系。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内服官和外服官的区别，所谓内服官，就是说直接听命于天子的臣僚，外服官，则是说天子派驻在外的官僚。
分封制虽然还没有彻底成型，但基础的模式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天子将土地和人口分封给诸侯，由诸侯代为统治。这其中的诸侯们，就是天子派驻出去的外服官，虽然名义上还是天子的臣子，但实际上已经可以算是藩属国的国君了。
而内服官，则是天子本身所辖领地的官员。这一时期的天子统治，实际上是通过血缘关系和震慑作用来实现的，血缘关系不用多说，所谓的震慑作用，就是说天子之所以是天子，是因为他占据着全天下最中心最好的土地，掌握着最多的人口，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子本身也可以算是诸侯之中的一个，不过他最大，拥有名义上的主权。
而在天子所掌握的这个“诸侯国”之内的官员们，就是内服官。从社会地位上来讲，内服官显然大多数是没办法和外服官的诸侯们相比的，但他们与天子关系更近，更有可能成为新的诸侯。
内服官和外服官制度，实际上是五服体系下的产物，而五服体系，又是夏商时代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体系，为国家实现对全国范围的有效统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生产力低下，天子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域范围有限，是五服体系出现的客观原因，不同的“服”，代表着不同的贡赋和统治方式
从根源上去看，五服体系产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生产力的不发达，促使国君无法直接控制太遥远地方的土地，只能将掌控不了的地方，通过分封的方式分出去，从而实现间接的统治。
而针对不同的“服”，自然有不同的统治方式。
《史记·夏本纪》之中记载：
“今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其大概意思就是说，在国君统治范围的五百里之内，百姓们要按照距离向国君缴纳赋税，从带着秸秆的粟米，到禾蕙，到精米。而五百里之外的诸侯国，要缴纳的贡赋是采集到的各种更为珍贵的特产。而更远处的地方，就算是蛮夷之地了，他们要缴纳的贡赋其实很少，比如要服之内二百里的“蔡”，其实就是刑罚，意思是这个距离的百姓，发了法要按照天子的规矩去惩治。
凡此种种，其实距离所代表的是天子统治力的强弱，从最开始的甸服，也就是天子直辖的地方需要进贡实物的赋税，到诸侯只需要进贡特产，再到蛮夷只需要按照天子的法令，在文化上与天子保持一致就可以。
一方面，这是天子在力所不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的扩张自己的统治，输出自己的文化，以稳定自己的核心统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实际上“夏后”，也就是夏朝的君主，对于更远地方的统治，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在这种生产力现状下，天子，也就是国君只能用区别对待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稳定自己的统治基础。甸服之内的王畿之地，为国君提供物质上的统治基础，而诸侯因为距离太远，只能为国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
实际上诸侯之所以被叫做“诸侯”，其中的“候”这个字，就有斥候的意思，有为天子报信的含义在其中。也就是说，最早的诸侯，实际上君主派到很远的地方，为自己警戒危险的官员。
而更远一些的“蛮夷”之地，贡赋和斥候的作用都不能充当，那么就只能通过统一的刑罚，文化等措施，尽量的让他们被同化，消除敌意，避免战争。
三、 五服制度构建了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之中分层次，强大的包容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商之际的五服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首先及至西周，这个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晚期，五服制度本身就是我们现代所熟悉的《周礼》之中的五服的来源，只不过一个以根据君王距离的远近来划分社会关系，一个以血脉关系的远近来划分宗族关系。
而这种由里到外的宗族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核心的统治基础。
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讲，周天子确立分封制，其中“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划分，也是从五服制度之中直接衍生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为什么后世管伯爵秦国，子爵的晋国都称之为诸侯的原因，因为本质上他们是周天子的“斥候”，是护卫周天子的军事力量。
换个角度，从古代国家的对外关系之上，五服体系也催生了古代中国外交关系的基本理念。
《国语》中说：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
大概意思说五福体系之中不同的诸侯国，有不同的贡赋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又有不同的处理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外交手段。
所谓“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说的直白一点，就是靠近的诸侯不听话，打他，让他听话。太远的诸侯不听话，那就要用文化怀柔的办法感化他。
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准则，即秦朝是张仪所谓的“远交近攻”，正是在这种理念的促使之下，中国古代大一统的王朝，才逐渐形成强大的包容力，其疆域范围也越来越大。
同时，五服体系还是后世封建国家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的原形，往大了说，是封建时代东方文明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中华文化圈建立的理论基础。
综上，五服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古代文明萌芽的起点，是后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石，对整个中国，包括亚洲的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
四、 结语
五服体系，最开始只是夏朝和商朝这两个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结构，其所能影响的范围，也仅限于黄河流域。但其强大的文化内涵，促使在生产力进步到一定程度以后，这种体系自然的就无限的扩大下去，并最终形成现在的中华文化的内涵。
从“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的五服体系建立开始，中华文明才算是真正的有了自己成体系的文化内涵，如果将文明比作一个人的话，就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此以后，一切历史的发展，文明的建构，都只是在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之内的延续和继承。
从这个角度说，五服体系就是我们文明的摇篮，理解五服体系，就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国语》
《周礼》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