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敦煌月牙泉鸣沙山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连接着东西方文化的陆上丝绸之路干道，就从这里通过。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敦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当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他们的游牧区域是以敦煌和祁连山为中心的，范围十分广阔，向东到达河西走廊东部和陇右地区，向西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天山东部地区。大约在秦朝末叶，月氏势力日益强盛，击败了同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游牧的乌孙人，迫使乌孙西迁到天山以北地区。就连蒙古高原的强悍民族匈奴，也不得不把首领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送到月氏那里去当人质。
秦汉之际，匈奴在新的首领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强大起来，先是打败了东边的强邻东胡，又乘秦汉交替时中原战乱的机会，夺得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然后向西击溃强大的月氏，迫使月氏人大举西迁，河西走廊成为匈奴控制的地区，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西部归匈奴的浑邪王统治，东部则由匈奴休屠王驻守。随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楼烦王、白羊王和河南王的领地，并进一步向西控制了西域地区，成为中国北方从东到西的霸主。新立的汉王朝也备受匈奴的侵扰，由于没有力量反击，只好用和亲、赠送缯帛的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
汉朝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渐渐富强起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开始筹划反击匈奴的战争。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再加上张骞第一次西行所获河西匈奴情报的帮助，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祁连山，直接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将军再次进入河西地区，使匈奴的统治秩序遭重创，匈奴浑邪王率部下四万余众投降汉朝。匈奴人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从此，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的版图。
就在夺取了河西走廊的元狩二年，汉朝设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十年后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分武威、酒泉两郡之地，设张掖、敦煌二郡。与此同时，汉朝又把长城从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并在敦煌郡城西面，分别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这就是《汉书·西域传》一开篇所说的“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划出来的，是随着汉朝军事力量的向西开拓和灌溉农业区的扩展而设置的。开始时敦煌只是一个很小的郡，但因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西汉时的敦煌郡，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个县，包括今天敦煌、安西两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汉平帝元始年间，敦煌有11200户、38335人，每户不到4人。虽然从人口密度来看，每平方公里只有0.3人，但这些人口集中在六个县中，比以前要多得多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产量的提高，敦煌六县之一的“效谷”，就是由于任鱼泽尉的崔不意提出的“教力田，以勤效得谷”而得名的，反映了敦煌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敦煌发展的基础，也是西汉进取西域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将军李广利第二次西征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时，就有兵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多匹，其它牲畜数以万计，经敦煌奔赴前线。为了巩固这一基地，汉朝一面迁徙内地贫民、囚犯来此定居，一面征发大批士兵到此戍守。中原汉族民众的迁入，改变了河西的民族布局，推动了生产进步。因此可以说，自从建郡以后，敦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西汉末，中原动乱，河西却富庶平安，许多中原的大族避乱西迁，在河西定居下来。
大族的到来，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也为河西地区增添了熟悉农业生产技术的大批劳动人手。东汉时，河西东部地区常常受到羌人的起兵扰乱，西部却相对比较平安。同时，北匈奴重新强盛，控制了西域，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逐渐崩溃，代替西域都护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长驻敦煌，而敦煌太守成为汉朝在西域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实际负责人。清朝初年在新疆巴里坤湖畔发现的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立的《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就是敦煌太守率军进击匈奴呼衍王的记录。敦煌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摘自《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荣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