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香港的上环街头,乱糟糟的,但劲头十足。街边的吆喝声、后巷的嘈杂、各种小贩小店,堆在一起,空气里夹带着炒栗子的香和泥土味。大家其实都知道,香港原本不过是一撮渔村而已,东汉时人类就活动于此,李郑屋墓地上的瓷片残骸是有证据的。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老老实实种菜打渔的小地方,谁会想到后来成了国际化的大都市——谁见过凌晨四点的上环?有意思的是街头忙乱中夹杂着一群衣着讲究,却又神色略显慌张的年轻人,还有拿着半新不旧的报纸的老者,看似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却到底在想着什么?

那些年,香港的照片,是奇怪的定格。1953年,上海是老大?不,全世界都在香港要取代上海了。实际上,很多上海过来的商人,深夜坐在楼梯街最顶端的台阶上,这不是电视剧桥段,几乎每个老港人都能讲出一二。战后,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没几年,各种标语广告牌堆满了旺角,英语、广东话、偶尔也能看到不知哪来的“国语”横幅,最抢眼的还是那些永远换不下来的老广告。看着就头晕。

经济是很怪的东西。1946到1950年,这区区四年,5亿美元的资金就从内地流入香港?有人统计过,1937年以后,上海那批银行家和大资本家携带大量黄金等值资产,一路扎进上环的各种金铺,带动了不明就里的民众跟风购买港元存折。其实港岛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人——新移民挤在深水埗那些窄巷、摇晃的铁皮屋顶下。有人暴富,有人三餐不继。是不是有点矛盾?

维多利亚港风平浪静,每当夜幕降临,没什么能盖过对岸灯火的明亮。说到港口,鬼佬早就盯上了这块地方。他们管它叫Victoria Harbour。别的都能随便说这件事还是得认,维多利亚港天生就是大港。人生地不熟的英国人,鸦片战争打响前一查风水,说“这里以后不得了!”果然,这种事每次都神准。可现在香港人的命运,被谁操控了?

楼梯街你别以为只是影视剧里的背景。那坨连续的石台阶,真的是一大早被补课的学生踩得噼里啪啦直响。老街两边是摩啰街、荷李活道、四方街、必列者士街。再往上就是坚道。顺山而建,香港这点地儿就是怪,平地不多,非得靠楼梯才能把人送上去。有次在皇后大道见到个搬货小伙,背着几十斤的布料爬台阶,喘到脸色发青,还得抢着给店铺老板让路,怎么说不容易。

有说法挺新鲜的。有人讲香港这些年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封锁红利”。一边走私,一边用偷偷摸摸“灰色买卖”的资金洗白,合法换大钱。谁都不想承认,可事实就是如此。新加坡体制和香港大不一样,官方几乎亲自上阵,那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香港偏偏玩自由市场,结果谁好谁坏?回过头来,很多历史学者指责这种做法,可那会儿想办法活下来,恐怕没人关心这些道德层面的事。你说对吗?

干诺道,很多司机嘴里叫Connaught Road。它是填海填出来的新地,这不是秘密。1890年时,英国王子来香港,中环新海旁道改成了干诺道。填大海,建马路。市区扩张,从坚尼地城一直连到金钟,沿岸的小摊贩、港口工人,隔三岔五卷铺盖走人,有点像今天日租房“赶租”的场面。但那时候谁会讲环境破坏、海洋生态,“落脚有个地儿住就算了”,基本就是这种心态。(但我不太认同,填海造地代价其实蛮高。)

再怎么港英政府也算得上厉害了。战后,天下大乱,政府还能保持体面。治安,说是全亚洲最好不为过。自由港口,法治、秩序清楚,外来生意人进进出出,不少印尼、印度、澳大利亚的货栈经理都混迹在中环。有人觉得这样太冷漠,完全一套英式套路。可香港人的生活却实实在在地因此改变。

但是你要说一切都好?不太现实。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日本占领香港,说白了是“打家劫舍”,迫使老百姓港币换成日军军票,存款一夜没了影子。外币、黄金全搜刮,吞了好几十亿。怎么说?“饿死人,物价万倍,上街讨点吃的都没门。”有零星事件人吃人的流言没断过,悲剧成真没人愿意再回忆。今年还查到有香港大学档案提过,战时居民的存活率仅20%,你说假不假?!有的人逃到南洋,有的人已然葬在未知角落。

1945年一结束,这地方还剩60万人,日军来前是一百多万。街头巷尾能碰到的人,一半以上家里都有人没回来。有的孩子拎着洋钉铁皮做的玩具在爬楼梯街,边玩边盯着菜市场数剩下的硬币。不止这些,70年代前,民生依然苦得出奇。刚刚解放的内地又推来一波新人口,不再仅仅是商人,还有工人、裁缝、厨子,他们把整个九龙区变得更加拥挤,也不断传来区议会对移民政策吵得不可开交的新闻。难道人越多,繁荣就越稳定?其实未必。

1950年代起,新移民激增。港府当时想了很多办法,部分新居民刚下船,就进了工厂。大人谋生,少年女生子带来出生潮,每年人口曲线冲得飞快。但突然多出的劳动力也让本地底层焦虑了,就业市场上常有打工仔抱怨工资倒退,报纸社论也没闲着,天天都能看到写“新移民冲击社会结构”的新闻——这算不算另一个极端?而且居住条件,铁皮屋、鸽子笼,是真难忍。

其实身穿旗袍的女士成为了那个年代不可忽视的文化符号,很多人或许会刻板印象以为港女就是矜贵,其实更多人是在绵绵的经济压力下,也只是借着一件旗袍表达一点小骄傲。尖沙咀的服装店老板至今还在讲那个时代的故事,手艺人会通宵赶工,一个月能做十几套衣服。很多照片上的笑脸未必真乐观,只是那种物质紧缺里短暂逃离的淡定而已。

到底,这样的香港是幸运的?还是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小渔村蜕变成国际港口是一代代人和数不清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出来的产物。你最近有份《香港人口政策与经济转型研报》(2023年发布,港大经济与贸易系联合出品)提到,香港二战恢复期平均GDP年增速12%,大大超过同阶段全球水平,至1955年已超过1。5亿美元人均GDP。在现如今各类国际金融数据还显示,港元资本净流入依旧强劲——可不少人却又担心香港未来有没有更多新的可能,或者会不会还是重蹈历史里那个资源有限、被动自保的老路子?

但也是,数据不代表所有真相。升斗小民的命运、楼梯上那些奔走的人影、盛夏夜市里咸牛肉和烟熏味道,这些东西很难化成图表。在真实生活里,喜与悲本来就纠缠不休,难以分个究竟。会不会过几年,新移民又带起一阵新的繁荣浪潮?历史从来没给确定答案。

这些乱七八糟、扑面而来的热闹,到底是希望还是无奈?拥挤山城边的人慢慢走着,谁也猜不到下一个拐角会不会是又一个时代的——现在的你我,该如何定义这样的香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