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航运系统不仅是国家经济与贸易的重要支柱，更是封建社会中央政权掌控地方、管理资源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通关”与税收制度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贸易与维持统治秩序的核心机制。
“通关”制度，是指国家对进出境或跨区域运输的货物及人员进行管理的制度。
古代中国的“通关”管理主要针对国内的水路运输以及对外的海上贸易。
在水路交通中，通关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货物的出入，控制关税收入，打击走私活动，同时确保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资源流动不受干扰。
中国古代的内河航运体系，以黄河、长江、京杭大运河等大江大河为主，水路运输在物资流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为了对这些重要水路进行有效控制，政府设立了“水关”，即沿河、沿运河设置的关卡，对船只和货物进行检查、登记和征税。
在古代，中国内河的航运往往会穿越多个地方，为了确保货物的流通和税收的稳定，地方政府设置了“水关”来进行管理。
这些水关通常设置在重要的交通节点或者河流的关键位置，航行的船只一旦进入这些区域，必须停靠关卡，接受官府的检查和缴纳税款。
这些关卡往往还会设立专门的“通行文书”制度，商人和商船必须持有有效的通行证件，才能顺利通过。
以京杭大运河为例，作为连接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运河沿线的各大水关在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南宋时期，运河沿线设有多个水关，这些水关不仅管理货物的流通，还通过收取“过路税”来为中央政府提供财政收入。
例如，苏州、扬州等地的水关，不仅负责检查运往京城的粮食、盐、布匹等重要物资，还对通过的船只收取一定的税款.
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外贸的通关管理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环。
在唐宋时期，海上航运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水域，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多，国家对出入港口的管理愈加严格。
海上航运的通关制度主要集中在港口，通过设立海关和管理机构来监管进出口货物。
海关管理的核心任务不仅是对货物征税，还包括监管外商的身份、确保货物符合国家规定的贸易标准。
通过“通关”管理，政府能够控制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方向，同时征收相应的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
此外，在海上通关管理中，封建政府还通过制度化的“海禁”政策来限制外国船只的进入，确保外贸贸易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尤为严格，许多港口对外贸易仅限于特定的商人和国家，外国商船必须通过特定的港口“通关”，而非法的走私贸易则会受到严厉的打击.
税收制度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之一，其作用不仅是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还通过一定的经济调控手段，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古代航运中的税收制度与“通关”管理紧密结合，特别是在水路和海路的通行税收，往往是封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在内河航运中，税收的征收主要依赖于水关的设置。
每当船只经过水关时，必须按照货物的数量、价值或者船只的吨位交纳一定的“过路税”或“船税”。
这些税款的征收，不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是为了控制水路交通，防止走私与逃税行为的发生。
水路运输的税收通常按照不同货物的类别进行分级征税，如粮食、茶叶、丝绸等，税率有所不同。此外，船只的吨位、载货量也会影响税款的征收标准。
这些税收并不仅仅限于物资的交易，许多地方的水关还会对通过的船只征收一定的“通行税”，这是一种基于航行路线的税收。
船只每经过一个水关，便需要支付一定的通行费用。这种税收不仅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内河水路的控制。
在海上航运中，税收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海上贸易的税收大多通过海关进行管理。不同的港口根据外贸的规模和重要性，设有不同的税收标准。
海关征税通常分为两类：一是“进口税”，即对进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款；二是“出口税”，即对离开港口的商品征收税款。
唐宋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有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商品通常会在港口进行税收。
对于外商的进口商品，政府会征收一定比例的关税，而对于出口商品，则会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设定不同的税率。
在明清时期，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只有特定的“商贸通行口”能够进行对外贸易，这些港口不仅对外商进行严格的通关检查，还通过高额的关税获取财政收入。
随着清朝对外贸易的逐渐开放，税收制度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各类税收的征收标准更加细化，政府对外贸易的控制愈发严格。
古代航运中的“通关”与税收制度，构成了封建王朝经济和政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通关”管理，中央政府不仅能够控制货物和人员的流动，还能够有效地征收税收，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