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将近３００年的历史，兴衰治乱的轨迹在《明史》中历历可见。在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励精图治，奠定了大明王朝数百年的基业。之后有所谓“仁宣之治”，实则在守成中渐渐消磨了进取的斗志。到嘉靖当政，初期尚有振作之象，不久便朝政紊乱，乱象环生。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犹如回光返照，过后就江河日下，病入膏肓。
明朝虽有许多昏庸的皇帝，如醉心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几十年不见朝臣的明神宗朱翊钧、热衷于干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等等。以至于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内忧外患中虽想革新图治，却因各种因素最终导致走投无路，最后吊死煤山。一代王朝就此凄然谢幕。
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从电影《锦衣卫》到电视剧《郑和下西洋》，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明朝研究读物，近年来国内的确掀起了一股 “明朝热”。为何明朝一下子那么的受人追捧呢？我个人认为：明朝自身的神秘性是我们想迫切了解它的原因之一，如放牛娃如何当了皇帝、明灭亡后为什么明人有如此强烈的抗争精神、还有错综复杂的特务体系、严苛峻法等等，当然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明清交替，汉族沉沦所带来的历史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朝代。明朝国祚近三百年，历史丰富多彩，波澜壮阔。在明代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多种多样的人物。一代伟人毛主席生前留下了诸多对大明王朝各个层面的点评，文功武治，引古鉴今，成为很多研究明史的人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毛主席一生通读《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但毛主席读史又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将通读与精读、博览与深研相结合。在“二十四史”当中，《明史》是毛主席圈点最多、反思最深的史书之一。
以《明史》为例，这部史籍共有一百多册，320卷，毛主席为了阅读便利，在每册的封面上都标记了册数和卷数，有的还列出传主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等。
未止于此，毛主席还通读《读通鉴论》、《明史纪事本末》、《明人百家小说》、《聊斋志异》、《绘图增像西游记》、冯梦龙《智囊》、李贽《李氏文集》、《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以及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毛主席对大明王朝各个层面的关注，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不同寻常的历史洞察力、艺术鉴赏水平，他所作的评论不少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所未逮，是我们后人了解大明历史的一个窗口。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穿透历史，仔细了解一下大明王朝到底有何魔力，让一代伟人毛主席独运匠心，思留春秋，同时，也让我们一起跟着毛主席学习如何以史为鉴、防微杜渐教导广大干部群众的。本文逻辑如下：
一、大明王朝的历史贡献与地位；
二、历史照进现实的时代意义。
一、大明王朝的历史贡献与地位
1644年，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此由其祖宗朱元璋创建的大明王朝正统灰飞烟灭，国祚残喘。但中华大地，却由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抗清反明的抗争之路，个中悲歌，让人心生悲戚，莫名感怀。
苏州一位名叫许琰的读书人，号恸求死。投江被救，上吊又被救，最后吃饭的时候嚼碎瓷碗，喉咙伤肿，绝食五天而死；17岁少年王锡阐得知崇祯死讯，上吊、投河、绝食三次自杀......
而这种惨烈，延续到了南明生死存亡的关头，更是让人捶胸顿足，义愤填膺。
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七十一岁高龄起兵，八十四岁在广东文村自焚的黄公辅；十四岁举义，十六岁牺牲的夏完淳；以典吏微职率领江阴全城抵抗清军八十日的阎应元；性格狂放不羁却出任南明官职，广州城破后抱琴而死的邝露；在广东举义，延缓清军进攻桂林的南明“三忠”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锦心绣口”、“秀眉明目”，巷战牺牲的岭南才子黎遂球；无守城之责而与瞿式耜同死桂林，面斥汉奸的张同敞......
从事长达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最后慷慨就义，被历史学家顾诚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完人”的张煌言；领导嘉定抗清，城破被杀的侯峒曾父子三人以及自缢的黄淳耀兄弟二人；在大陆上坚持明朝正朔时间最长，在永历帝被杀以后依然顽强不屈抗清，最后一直到康熙三年在茅麓山重重被围、兵疲粮尽、自焚而死的李来亨......
还有绝食而死的大儒刘宗周，泣血而死的李定国，服毒殉国的宋应升（宋应星的哥哥），投水自尽的陈子龙、夏允彝、祁彪佳等。还有成千上万名字都已经湮没的人物，数不胜数。
时志明所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中说：“明末的士子学人，忠臣英烈，远甚前朝各代，纵然南宋之遗臣烈士在形态上亦非其比……无论时世之艰迫，阵容之强盛，气节之凛然，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烈之士都不能与明清易代相比。”
如此忠义，亘古未有，震憾千秋，闪烁华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历史之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几千年来，只有大明子民具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之心呢？ 为什么人们最不愿意生逢的朝代（一些别有用心者谬论），却有如此多的节烈之壮志豪情呢？
显然，我们长久以来，片面化了明朝，误会了大明。其实，有明一朝，其功业与贡献可与日月高攀，江河共存。
明中期至明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异常绚烂的时代。不妨看一下一连串熠熠春秋的不朽名字：唐顺之、湛若水、王阳明、王廷相、王艮、罗钦顺、罗汝芳、罗洪先、何心隐、李贽、徐文长、李时珍、兰陵笑笑生、汤显祖、朱载堉、袁宏道、袁了凡、徐光启、吴有性、徐霞客、宋应星、王徵、王夫之、方以智、薄珏、冯梦龙、张岱、傅山、李渔……
我相信，我们在这一连串的名字中总找你所熟知的一二来，他们每个人在中国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和西方差不多世纪的文艺复兴诸杰相比来，也毫不逊色。
仅以科技而论，中国科技史权威席泽宗院士对晚明七十年有一个评价，说这段时期内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的涌现：“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方法上，他们已自觉地开始注意考察、分类、实验和数据处理；二是开始体制化。”
如数学上有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的《几何原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
综上这些，你能说，一个黑暗的年代，能出现如此辉煌灿烂的成就来吗？一个黑暗的社会，能出现徐霞客这样的千古奇人及其写出的千古奇文《徐霞客游记》来吗？显然不能。不仅如此，明朝社会的全面成就远不止这些，明代的重工业如铁器、造船、建筑等，轻工业如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等都享誉世界。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如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明代中后期，农产品还呈现了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他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
思想上，哲学家们开始了更多地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
王阳明的常说，对毛主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受阳明学熏陶可追溯至青年时期。他早年所笃信的“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正是王阳明“心即理”学说的体现。
后来，毛主席在革命年代始终强调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他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盲目尊奉书本与教条的做法，强调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还有他那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实践论》，又何不是“知行合一”的最深远的提炼与升华。毛主席一生信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对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而解决革命中的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大革命时期，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了科学分析；在井冈山时期，通过农村调查，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毛主席一生积极倡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革命意志，人定胜天的思维，也离不开阳明学心力观念的影响，这个思想给中国革命时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文学史上，明朝是一个以小说见长的王朝。明代近３００年间，小说的题材之广、种类之多、成就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由于宋元平话的影响和明人对小说的重视，明代小说创作得到空前的发展，长篇巨制便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毛主席对这几部小说均有大量的点评，因已是学界公论，在此不作描述。
在这里，我提下他对明代笔记小说涉猎，如今毛主席的书房中依然还保存了大量的明代笔记小说。如瞿佑的《剪灯新话》、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沈德符的《万历野获录》、刘若愚的《酌中志》、田艺蘅的《留青日札》、张岱的《陶庵梦忆》、冯梦龙的《智囊》以及沈廷松汇编的《明人百家小说》等等。
毛主席喜爱看笔记小说的习惯，起码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他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小说我处还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送给他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着。在中国历代笔记小说中，毛主席最为推崇的是明清两朝的作品。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２日，他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叮嘱道：“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明末大才子冯梦龙所编的《智囊》一书，是毛主席评点最多的一部笔记小说。该书收录有关智慧的故事近２０００则，上至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旁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其收罗之列。
而明代除了小说外，戏曲、书法、诗文和绘画也有丰硕成果。如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与唐寅的书法，诗文方面的“台阁体”、“唐宋派”和“公安派”，画坛上的“吴门四大家”，以及徐渭的泼墨花卉和以董其昌代表的松江派等，都是后世人们心中的不变传奇。
毛主席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因此在研究明史时，还特别留意明朝的文学源流及其成就。他阅读过朱彝尊汇编的《明诗综》、沈德潜编选的《明诗别裁集》、沈廷松刊行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撰写的《智囊》等许多明代文学史料，从中含英咀华，抒发己见。
在一般文人心中，明朝的诗词创作乏善可陈。毛主席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通过阅读《明诗综》等史料，他改变了看法。
毛主席对“初明四杰”之一的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他为了找到高启的咏梅诗，可谓几费周章，当得全咏梅全诗后，毛主席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主席还多次提到过李攀龙。据臧克家回忆，“文革”前夕，毛主席曾在约他谈论诗词时说过：“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来，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诚如毛主席所言，李攀龙的一些诗作独出机杼，耐人寻味。据周士钊回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曾戏改杜甫、李攀龙的诗作讥嘲林彪，以示他对林彪的唾弃。
除高启、李攀龙之外，毛主席评点过的另一位明代诗人是杨继盛。 众所周知的李大钊烈士曾说过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就是来自于杨继盛 。1959年夏，毛主席曾与梅白在庐山谈诗，他念道：“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便问梅白：“你晓得这是哪个的作品？”梅白说：“是不是明代杨继盛的诗？”毛主席高兴地笑了：“是的，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的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处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
明朝疆域上，明成祖时期，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东北抵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兀的河，即今乌第河流域，西北至新疆哈密，西南包有今西藏、云南，东南到海并及于海外诸岛。
明朝还是华夏民族第一次主动走向海洋、起身世界的年代。郑和七下西洋，扬国立威，访问过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18国，加强了明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
明朝如此辉煌的历史，让毛主席如此另眼相看明朝，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历史照进现实的时代意义
历史虽逝，不仅追忆，更能借鉴。只有反思历史的成败得失，才是对历史最好的尊重。
毛主席就是一个极善于总结的人，他不仅总结个人，也总结中国革命的得失，更总结历史教训。一生壮怀激烈的毛主席，无论在戎马倥偬的革命征途，还是在改天换地的建国大业中，他总是博览群书，全方位汲取史学修养、治国底蕴，所以，毛主席遇大事总能高屋建瓴，独辟新意，把握事物本质，成就辉煌的伟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偶像。
1964年５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主席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但不可否认的是，毛主席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纵横捭阖的英雄气概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朱棣父子身上的血气与塑造帝国的精神，是沉淀了有明一朝的浩浩灵魂。这是毛主席极为欣赏的。
朱元璋虽然读书不多，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而又善断。朱元璋与刘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万夫，胆气超群，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但是，单凭这一点也并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刘邦之心法，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其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梦想。
《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毛主席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宏观的军事分析和运筹能力深得毛主席的赞许。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主席指挥的诸多战事，综合吸纳中外历史上军事思想，其中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他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是有很大帮助的。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毛主席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对于朱棣的战功多有正评，但对其在白沟河战役之败，毛主席也作过评价：“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今天我们知道，毛主席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肯定是受到历史性的启发。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主席提到较多的另一个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朝由盛到衰，嘉靖当政是重大的转折点。但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特别是美国学者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出版后，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其实不然，《明史》在评价嘉靖皇帝时写道：“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主席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导致大明基业从此松垮。
明朝本是一个有血气的王朝，但最终王朝丢掉了血气与胆魄。虽然明朝灭亡以后，大明遗民还孤悬各处反清复明，但依然摆脱不了历史的丧钟敲响。毛主席对于明朝的律令严森、特务机构横行、明朝后期惰政、庸政，及其发生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他也是不吝抨击的。这一点，毛主席在他的革命生涯、治国历程中，数次引喻，励人心智。
另外，1940年2月，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毛主席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通电。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十条救国大计，其中第七条即为“取缔特务机关”。毛主席写道：“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
毛主席以明代厂卫机构比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机关，使人自然联想到明末宦官专权、厂卫横行所引发的巨大政治灾难；进而所提出的“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以回人心而培国本”的政治主张也就具有了相当的说服力。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胜利，应蒋介石之邀，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出发前的延安中央高层会议上，毛主席陈述应变方针说：“大家应该明白，蒋介石这次的目的不在诱捕，而在于捞取政治资本，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党派我去谈判，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做人质，那他就彻底输了，他坚持内战的反共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的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如果真是那样，大家就要像于谦那样，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斗得越凶，仗打得越好，我也就越安全。”
毛主席将自己只身赴重庆，类比为明英宗身陷瓦剌；再以于谦组织北京保卫战，终使明军转危为安的例子，阐明应当勿受蒋介石胁迫，采取积极主战的策略以应对意外。
1944年，岁次甲申，距离李自成进京的甲申之变正好三百周年。郭沫若在重庆撰写《甲申三百年祭》，以明亡史事为主轴，指出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进入北京后，“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毛主席认为该文能借由李自成的失败，警示中国共产党记取历史教训，在胜利之际更要保持清醒，不要重蹈李自成覆辙，因而将之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在毛主席心目中，明末农民起义的经验如同一面历史的明镜。1948年底，时值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再次想到了这段明末史事。随着时局的变化，毛主席对甲申之变的观感，从警惕骄傲情绪、保持忧患意识，转变为严防干部“进京”后贪污腐化。
毛主席多次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认为共产党人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尤其是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要求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并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1949年3月，毛主席带领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卫队，由西柏坡开赴北平。他在一路上反复叮嘱大家，“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一定要在“进京赶考”中取得好成绩，而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由于担心美国与苏联联手入侵，毛主席从《明史·朱升传》中获得了启发。197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
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高筑墙”在现代战争中并无效用，因此加以变化而为“深挖洞”。这一“备战”“备荒”的整体策略，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但是，“不称霸”的宗旨则配合毛主席逐渐形成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帮助中国树立了作为政治大国维护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形象。
综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大体上了解了毛主席为什么对明史推崇有加的原因，同时我们又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发：以史为鉴，我们如何开启一扇正确学习历史的领悟之门，如何让历史照入现实，使历史赋予了时代感。
这应该是我们的历史观，这也是我为什么如此着墨写下此文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陈晋：《毛主席阅读史》；陈晋：《毛主席读书笔记解析》；
2、《毛主席与中国古典小说》；
3、唐斫编著：《毛主席与读书学习》；
4、芦荻.毛主席读《二十四史》；
5、毛泽东选集；
6、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7、王杰玲，高中伟论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两大来源；
8、《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 杜车别著；
9、《明史》；
10、网络相关资料。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