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少网友关注到北京地坛公园“余华与铁生的友谊树”。这两棵国槐，一棵上面写着“认养人：余华的朋友铁生”，另一棵写着“认养人：铁生的朋友余华”。
地坛公园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两棵树是普通游客认养的，取了这样的名字。”这两棵树，再次激起了大家对余华与铁生友谊的回忆。有网友说，“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突然很想哭”“余华与铁生，让我看到了友谊最好的样子”。
今天的《夜读》与大家一起，借此重温那些深埋于文字中的岁月，捡拾属于余华和铁生的友谊碎片。
“有一种友谊，叫余华与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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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档节目中，余华和一群作家朋友在海边合影，有人无意间提到了“轮椅”，余华突然看着远方，神情落寞地说：铁生不在了……
美好的景色，愉快的氛围之下，余华想到的，却是那个离开许久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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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签售会，有读者拿来一本史铁生的书，余华惊讶了一秒，“这是铁生的？”然后在扉页写下了“铁生”二字，划掉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这样做的读者越来越多。余华说，“如果书上的签名是‘史铁生’，很可能是他本人签的；如果是‘铁生’，那肯定是我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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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曾讲起史铁生写的一封信。当时他分到一户四居室的房子，特地向余华报喜，还在信中附上电话号码，不忘感叹，“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对此，余华后来说，“一般人遭受过这样的苦难，会对世界产生畸形的价值观。铁生是一个没有恶意的人，而且什么怨言都没有，对世界充满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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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0年秋天，余华、莫言等人受邀去辽宁文学院讲课。余华提议把史铁生叫上，但大家担心他的身体，怕他拒绝，没想到他竟愉快地答应了。那时候从北京到沈阳直快列车要跑一夜，几位作家把史铁生连同轮椅一起抬到列车上。
铁生说，自己是“中国作家中被抬举最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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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出行中的一天，学员们要与北京来的几位作家踢足球，因为没有足球场地，所以只得在篮球场上踢，篮球架下的框子就是球门。莫言对此回忆道，“余华把史铁生推到框子下，让他当守门员，然后对辽宁文学院那帮猛男说，‘史铁生是一位伟大的身有残疾的作家，你们看着办吧。’于是，两支球队合攻一个球门的奇观就出现了，撇下了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抽烟，傻笑。”
这并非无厘头的捉弄。事实上，史铁生曾在《我的梦想》一文中写道，“其实我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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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回忆，自己有一次和史铁生坐火车出行，坐在下铺聊起外国的文学和作家。当时旁边有位年轻人好奇地盯着他们，等到余华到上铺休息，年轻人忍不住问史铁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史铁生没有明确回应，最后在对方的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写点文章，能够拿点稿费。”年轻人恍然大悟，“你是记者！”史铁生顿了一下，“也不能说我是记者……”
躺在上铺偷听的余华捂着嘴偷笑，因为他想听史铁生究竟会如何说出自己的职业，但直到最后，史铁生都没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
“这就是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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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95年，《大家》杂志社发起一个文学奖项，奖金10万元。《大家》的主编希望能刊登史铁生的一篇长篇小说，还表示史铁生获奖没有任何争议。然而，史铁生坚决不愿意，因为这篇文章之前已经确定要在《收获》杂志发表。
余华说，当年的10万元奖金是巨款，而史铁生没有工作，全凭写作养活自己，还要看病，很需要钱。“但铁生再穷，他也不会跟朋友们借钱。他再穷，也不会为了钱去换一个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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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曾在《忆史铁生》中这样回忆他们三人的相处，“在史铁生面前，我很拘谨，生怕说出浮浅的话惹他嗤笑，生怕说出唐突的话让他不高兴，但相处久了，发现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一般情况下，当着身体有残疾的人的面说此类话题是不妥当的，但口无遮拦的余华，经常当着史铁生的面说出此类话题，而史铁生只是笑着，全无丝毫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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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说，“铁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他的乐观，他总是能够在消极里边，发现出积极来。”
史铁生确是如此。关于自己的职业，在他看来是，“主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而对于自己那在他人看来算是苦难的半生，史铁生这样评价，“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
写在最后
这世上最好的友谊莫过于，我尊重你，我更懂你。
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曾写道：“二十一岁末尾，双腿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友谊。其中，‘友谊’的两层含义，一个是友谊医院，另一个是和挚友的交情。”
史铁生离开的这些年，余华也一直想着他。“别忘了还有铁生”，他曾在各种场合提及这一点。
所谓“一个人真正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被遗忘”。而史铁生，他从未离开过。
文/央视新闻《夜读》整编
部分内容综合自
《不被大风吹倒》莫言 北京日报出版社 等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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