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不懂，我姐花了他们那么多钱，到头来是我照顾他们。＂贺晓梅皱着眉头说道，＂有时候我都想不管了。＂
我抬头看了看她疲惫的眼睛，轻声道：＂可你从来都不会真的不管，对吧？＂
一九九二年初夏，我揣着一张火车票和父亲塞给我的二百块钱，从哈尔滨来到了上海。
那时的浦东还没有现在的摩天大楼，黄浦江的轮渡上挤满了背着布袋子的人，人们脸上写满对未来的渴望和忐忑。
远大纺织厂招工的告示贴在火车站的布告栏上，我和其他几十个女孩挤在厂门口排队，紧张地等待面试。
车间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头发烫得像个羊毛卷，问我：＂会织布吗？＂
我摇头。
＂缝纫总会吧？＂
我又摇头。
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她挥挥手说：＂行吧，进来干，边干边学。＂
就这样，我成了远大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女工，住进了六人间的集体宿舍。
那是个有些闷热的夜晚，宿舍里的电扇＂吱呀吱呀＂地转着，发出令人心烦的噪音。
我躺在下铺，用蒲扇扇着风，失眠了。
这时，上铺传来轻微的声响，一张脸探了下来：＂睡不着啊？＂
她叫贺晓梅，比我大两岁，从安徽来上海已有三年。
＂你是不是想家了？＂她问。
我没吭声，却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我刚来那会儿也是，三天两头哭鼻子。＂贺晓梅小声说，＂习惯就好了，想家了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攒够钱了就回去看看。＂
那时候，宿舍楼下只有一部公用电话，每到傍晚，总排着长队。
有时贺晓梅排了半小时队，好不容易打通了，却只说几句＂爸，我挺好的＂＂妈，我不缺钱＂＂姐，我这边挺好＂之类的话，然后匆匆挂了电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长途电话很贵，一分钟快一块钱，她舍不得多说。
贺晓梅的照片夹里有一张全家福，已经有些发黄了。
照片上，穿着八十年代特有的的确良衬衫的贺父站在中间，瘦高个子，戴着黑框眼镜；身材矮小的贺母站在一旁，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贺晓梅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笑得很腼腆；而她姐姐贺晓芳则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喇叭袖衬衫，发型也很时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
＂我爸是中学老师，我妈在县里纺织厂上班，我姐比我大五岁，从小学习就特别好。＂贺晓梅轻描淡写地介绍着家人，但说到姐姐时，语气中带着一丝我当时没有察觉的复杂。
一九九三年春节前，车间主任通知我们，厂里效益不错，每人可以提前支取一个月工资回家过年。
贺晓梅很兴奋，立刻拉着我去南京路采购年货。
她精打细算，买了两盒上海特产的糕点，给父母各买了一件毛衣，还给姐姐买了一条围巾。
＂去年我寄了羊毛衫回去，我姐特别喜欢，今年再给她买点别的。＂贺晓梅一边挑选一边说。
临行前，她突然问我：＂要不要一起回我家过年？反正你一个人在宿舍也没意思。＂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
那是个寒冬，南下的列车挤得水泄不通。
我和贺晓梅挤在硬座上，她的行李包里塞满了礼物，硌得她直皱眉，却舍不得放到行李架上，生怕压坏了。
二十多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安徽的那个小县城。
贺家住在县城边缘的教师宿舍，两间房，一个堂屋。
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挂着几张奖状，仔细一看，全是贺晓芳的。
贺父贺母迎出门来，看到女儿带回一堆礼物，先是一阵欣喜，随后又有些责备：＂花这么多钱干啥，你工资也不高。＂
贺晓梅笑着说：＂没事，就是些小东西。＂
同时回家的还有贺晓芳，她刚考上省城的研究生，风光得很。
与贺晓梅的满载而归不同，贺晓芳两手空空地回来，理由是：＂学校事多，没来得及买。＂
令我意外的是，贺父贺母不但没有埋怨大女儿，反而连连点头：＂是是是，学习要紧，别的都不重要。＂
贺晓梅把给姐姐的围巾递过去：＂姐，给你买的，看看喜欢不？＂
贺晓芳随意地看了一眼：＂还行吧，不过我在省城已经买了一条更好的。＂
我看到贺晓梅的手僵了一下，但她很快就恢复了笑容：＂那你有两条了，可以换着戴。＂
晚上吃饭时，桌上摆了十几个菜，有鱼有肉，丰盛得很。
贺母一边给贺晓芳夹菜，一边说：＂晓芳，多吃点，学习辛苦，得补补。＂
＂晓梅，你也吃。＂贺父说着，给贺晓梅夹了块肉。
贺晓芳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省城的繁华和研究生生活的充实。
贺父贺母听得如痴如醉，不时发出赞叹声。
贺晓梅则安静地吃着饭，时不时给大家添茶倒水，像个勤快的服务员。
直到贺晓芳提起：＂现在生活费有点紧张，每个月学校补助太少了。＂
贺父立刻说：＂缺钱就说，爸这里还有点积蓄。＂
贺母也跟着说：＂是啊，别委屈自己，读书最重要。＂
晚上，我和贺晓梅挤在她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
房间里还摆着她初中时用的书桌和书架，上面的课本早已落满灰尘。
＂我姐从小就是这样，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是她的。＂贺晓梅用极小的声音说，似乎是怕被墙外的人听到。
＂你不羡慕吗？＂我问。
＂羡慕啊，怎么不羡慕。＂贺晓梅叹了口气，＂但我能怎么办呢？我智商不如她，学习不如她，长相不如她，爸妈当然更疼她。＂
我听出了她话中的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认命。
没想到，这次回家后不久，贺晓梅接到了家里打来的长途电话。
那时候宿舍还没装电话，是车间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去接的。
她从办公室出来时，脸色不太好看。
晚上躺在床上，她才告诉我：＂我姐研究生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单位分了房子，但要交一万多的房款，我爸妈手头紧，让我寄点钱回去。＂
＂那你工资...＂我有些担心地问。
＂我一个月四百多，寄一百五回去还行。＂贺晓梅苦笑着说，＂就是得省着点花了。＂
从那以后，每月发工资日，贺晓梅就会去邮局，将一百五十元钱汇回家。
她开始变得更加节俭——饭堂里吃最便宜的菜，从不点荤菜；衣服在地摊上买，一件穿好几年；生病了硬扛，实在不行才去小诊所买点药。
厂里组织去郊外春游，每人交十五块钱，她没去；大家凑钱给同事买生日礼物，她总是出得最少；就连每月的洗发水，她都换成了最便宜的国产货。
一九九五年深秋，车间里传来喜讯：贺晓芳结婚了。
贺晓梅请了三天假，拿出积攒了大半年的六百块钱回家参加姐姐的婚礼。
回来后，她难掩兴奋地告诉我：＂我姐夫家条件不错，有私营企业，开小轿车呢！以后应该不用我寄钱了。＂
但事实证明她想错了。
不到半年，贺晓芳怀孕了，家里又打来电话，说要给贺晓芳买营养品，问贺晓梅能不能继续寄钱回家。
记得那晚，贺晓梅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手里握着刚领到的工资条。
＂下个月厂里要涨工资了，我能多拿五十块。＂她突然说，＂寄二百回去，应该差不多。＂
我想劝她，但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最终没有说出口。
一九九六年严冬，贺晓芳生了个男孩。
贺家人喜出望外，贺父贺母更是别提多高兴了，连电话里的声音都是颤抖的。
贺晓梅请了三天假，买了一堆婴儿用品回家看望。
她回来后，眼睛红红的，明显哭过。
＂怎么了？＂我问。
＂没事。＂她摇摇头，不愿多说。
但我知道一定有事。
直到晚上熄灯后，她才小声告诉我：＂我姐不让我抱外甥。＂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她说我在纺织厂工作，身上有细菌，怕传染给孩子。＂贺晓梅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连碰都不能碰我外甥一下。＂
那一刻，我感到了她深深的委屈和失落。
转眼到了一九九九年，世纪之交。
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远大纺织厂也难逃厄运，开始大规模裁员。
＂今年厂里要裁三分之一的人。＂车间主任愁眉苦脸地宣布，＂上面给的指标，没办法。＂
贺晓梅和我都很紧张，毕竟我们都是外地人，没有上海户口，是最容易被裁掉的。
幸运的是，因为我们工作勤恳，又没有家庭负担，车间主任最终保留了我们的工作，但工资却降了近一百元。
这对贺晓梅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恰在此时，贺父退休了，每月有一千多元退休金；两年后，贺母也退休了，退休金比贺父稍低，加起来有两千多。
按理说，两位老人的退休金足够他们生活，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依然每月都催贺晓梅寄钱回家。
＂爸妈说他们把退休金都给我姐了。＂贺晓梅无奈地告诉我，＂我姐夫做生意赔了钱，家里困难。＂
＂都什么年代了，还指望女儿养老？＂我忍不住抱怨，＂你姐夫不是有私营企业吗？＂
＂听说投资失败了，欠了一屁股债。＂贺晓梅叹气道，＂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那段日子，贺晓梅更加省吃俭用。
她中午常带馒头咸菜充饥，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去食堂买碗最便宜的面条。
有一次，我看她脸色发黄，问她怎么了，她才说已经好几天没吃肉了，感觉有些贫血。
我二话不说，拉她去食堂，硬是给她点了一份红烧肉。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又气又心疼。
＂晓梅，你这样下去不行啊。＂我劝她，＂寄少点回去，自己也得吃好啊。＂
她擦擦嘴，笑了笑：＂没事，我这不是还有你嘛。＂
就这样，贺晓梅继续寄钱回家，即使自己生活拮据。
厂里的同事都夸她是个孝顺的好女儿，却不知她背后的辛酸。
二零零零年初，厂里搞了一个＂先进工作者＂评选，贺晓梅因为工作认真，从来不请假，被评为了先进个人，奖金三百元。
她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邮局，寄了二百元回家。
我有些生气：＂你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还寄这么多？＂
＂爸妈年纪大了，我得尽点孝心。＂她笑着说，但眼神里却透着一种我看不懂的坚持。
二零零五年深秋，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贺晓梅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母亲中风住院了。
她立刻请了长假，连夜赶回家。
在医院里，她见到了憔悴的父亲和姐姐一家。
＂钱的事你别担心，＂贺父对贺晓梅说，＂我和你妈这些年攒了点退休金，够用。＂
贺晓梅愣住了，手中的保温杯差点掉在地上。
＂攒了退休金？＂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以为你们每月都给姐姐了？＂
贺父有些尴尬地看了贺晓芳一眼，没有正面。
住院期间，贺晓芳只来看过母亲两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就匆匆离开，理由是孩子还小，需要照顾。
而贺晓梅则请了长假，日夜守在母亲床前。
病房里有股刺鼻的消毒水味，混合着老人家特有的药味。
贺晓梅每天给母亲擦身、喂饭、按摩，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安慰的话。
＂妈，你放心，我请了长假，有的是时间陪你。＂
＂妈，这药苦，你忍一忍，吃了对病情有好处。＂
＂妈，等你好了，我带你去上海玩，看东方明珠塔。＂
有一天深夜，病房里只剩下贺晓梅和母亲。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打在窗玻璃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半昏迷中的贺母突然睁开眼睛，看到陪在身边的是贺晓梅，不是贺晓芳，竟然落下泪来。
＂妈，您哪里不舒服？＂贺晓梅紧张地问，手忙脚乱地去按护士铃。
贺母虚弱地抓住她的手，摇了摇头：＂晓梅，对不起...＂
贺晓梅眼眶红了：＂妈，您说什么呢？＂
＂这些年，是妈对不起你...＂贺母的声音很轻，但字字清晰，＂我们太偏心你姐姐了，对你...＂
＂妈，别说了，好好养病。＂贺晓梅打断了母亲的话，怕她太激动对病情不利。
但那一刻，她心中的委屈和酸楚如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母亲对她说＂对不起＂。
贺母康复出院后，情况有了微妙的变化。
贺父贺母不再主动提起让贺晓梅寄钱回家的事，也开始对贺晓芳的要求有所保留。
＂你姐夫不是做生意的吗？怎么总是缺钱？＂有一次，贺父在电话里质问贺晓芳，声音难得地严厉起来。
电话那头的贺晓芳似乎很生气，高声争辩着什么。
贺父挂了电话，长叹一口气，对贺晓梅说：＂你姐姐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懂事的晓芳了。＂
贺晓梅没有接话，只是默默给父亲倒了杯茶。
她心里明白，不是姐姐变了，而是父母终于看清了现实。
二零零八年初夏，远大纺织厂举办了一场联谊会，了附近机械厂的工人参加。
贺晓梅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王建军，一位踏实肯干的机修工。
两人相处了半年，感情稳定，决定结婚。
婚礼很简单，就在厂区的小礼堂举行，贺父贺母从老家赶来，贺晓芳因为＂工作忙＂没有出席。
新婚之夜，贺父塞给贺晓梅一个信封：＂这是我和你妈这些年存的一点钱，不多，两万块，算是我们的心意。＂
贺晓梅惊讶地看着父亲：＂爸，这...＂
＂别说了，是爸妈欠你的。＂贺父眼中含泪，＂这些年，我们对不起你啊，闺女。＂
那一刻，多年的委屈和不解在贺晓梅心中化开，她紧紧抱住了父亲。
婚后第二年，贺晓梅有了身孕。
这个消息传回家，贺父贺母欣喜若狂，立即表示要来上海帮忙照顾。
贺晓梅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
毕竟这么多年，她一直渴望得到父母真心的关爱。
老两口来到上海后，贺晓梅发现父母变了。
他们主动承担家务，为她准备营养餐，关心她的一切。
贺母甚至会偷偷塞钱给贺晓梅，说：＂这些年，妈没给你攒什么嫁妆，这点钱你拿着，别告诉你爸。＂
贺晓梅接过那个布口袋，里面是一叠用红绳系着的百元大钞，约有五千元。
＂这是我这些年从集市上卖些小手工攒下来的。＂贺母不好意思地说，＂不多，但都是妈的心意。＂
贺晓梅哭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她知道，这笔钱一定是贺母这些年从退休金中一点点攒下来的，用心良苦。
＂妈，我不要钱，我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贺晓梅抱着母亲说。
孩子出生后，是个男孩，取名王小雨，因为出生那天下着绵绵细雨。
贺父贺母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从洗尿布到冲奶粉，事事亲力亲为。
满月酒那天，贺晓芳终于带着丈夫和儿子来了。
她的儿子已经十二岁了，正是调皮的年纪，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差点打翻了鱼缸。
贺晓芳全程盯着父母抱着小外孙的样子，眼中明显流露出不满。
期间，她打断了贺母逗孩子的动作，直接说：＂妈，你们在上海待那么久干嘛？我儿子期末考试了，需要你们帮忙看孩子。＂
贺母难得地反驳道：＂你儿子都十二岁了，能自己照顾自己。晓梅这边孩子才出生，更需要帮忙。＂
电话那头，贺晓芳明显不高兴了：＂您偏心了啊，妈。我儿子是您亲外孙，晓梅的孩子也是您外孙，凭什么区别对待？＂
＂就是因为都是我的外孙，所以我要公平一点。＂贺母坚定地说，声音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决绝，＂这些年，我们对晓梅亏欠太多了。＂
贺晓芳气得脸色发白，拉着儿子就要走。
贺晓梅急忙拦住：＂姐，别这样，爸妈年纪大了，你多体谅一下。＂
＂体谅？＂贺晓芳冷笑一声，＂我还等着他们体谅我呢！你知道我们家现在多困难吗？孩子上补习班一个月就要两千，我老公生意不好做，每个月入不敷出，我还指望爸妈退休金贴补点呢！＂
屋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被她的坦白震惊了。
贺父满脸痛心地说：＂晓芳，这些年我们给了你至少二十万了，你们到底把钱花在哪里了？＂
贺晓芳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最后只留下一句＂反正你们现在有晓梅照顾，不需要我了＂，就拉着儿子离开了。
她走后，满月酒的气氛变得有些低沉。
贺母偷偷抹泪，贺父沉默不语。
贺晓梅轻声安慰道：＂爸，妈，姐姐就是这脾气，过两天就好了。别想太多，影响心情对身体不好。＂
看着女儿懂事的样子，贺母更加自责：＂晓梅，是我们做父母的没做好，太偏心了。＂
贺晓梅笑了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往前看。＂
二零一一年冬天，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
贺父在上海的一家公园里晨练时突然晕倒，被诊断出心脏病，需要做搭桥手术。
贺晓梅立即安排父亲在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全部费用由她承担。
她联系了贺晓芳，希望姐姐能来照顾父亲。
＂我这边太忙了，抽不开身。＂贺晓芳在电话里说，语气冷淡，＂再说了，爸不是有你照顾吗？你在上海，方便。＂
贺晓梅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姐，爸毕竟是我们的父亲。＂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冷笑：＂怎么，现在知道孝顺了？之前怎么不见你这么积极？是不是因为爸妈把退休金都给你了？＂
贺晓梅深吸一口气，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姐，你知道这些年我寄了多少钱回家吗？我自己吃的、穿的都是最便宜的，从不抱怨，就是为了让爸妈和你过得好一点。＂
＂哼，装什么装？＂贺晓芳讥讽道，＂不就是想在爸妈面前表现一下，让他们把钱都留给你吗？＂
这次，贺晓梅没有忍住：＂姐，你太让我失望了。＂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贺父在病房里听到了这段对话，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晚上，他悄悄对贺晓梅说：＂晓梅，爸对不起你。这些年，我们总觉得晓芳需要更多帮助，却忽视了你的付出。＂
手术很成功，贺父康复得不错。
回家后，贺父贺母做了一个令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们要把每月一万元的退休金中的大部分留给自己用，只给贺晓芳一小部分。
贺晓芳知道后大发雷霆，直接打电话质问父母：＂凭什么？你们以前不是都给我吗？＂
＂正因为以前都给你了，所以你现在才这样。＂贺父叹息道，声音中带着深深的自责和悔恨，＂我们错了，不该惯着你。＂
那天，贺晓芳摔门而去，半个月不和父母联系。
而贺晓梅则每天给父母打电话，关心他们的生活，周末还会带着小雨去看望他们。
二零一二年春节，贺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
贺晓芳依然对父母的＂变心＂耿耿于怀，不时用冷言冷语刺激父母。
＂你们现在偏心晓梅，是不是因为她现在有钱了？＂贺晓芳尖锐地问，筷子重重地敲在碗边。
餐桌上一片寂静，连小雨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贺母放下筷子，严肃地说：＂晓芳，不是我们偏心晓梅，而是这些年我们太偏心你了。＂
她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你知道这些年晓梅给家里寄了多少钱吗？她自己吃的、穿的都是最便宜的，却从不抱怨。而你呢？有了工作还伸手要钱，结婚了还伸手要钱，生了孩子还伸手要钱...＂
贺晓芳涨红了脸：＂那是因为你们更疼我！＂
＂是啊，我们是更疼你。＂贺父插话道，声音沉重，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可是我们错了。我们过度的疼爱，把你宠成了一个自私的人。＂
贺晓梅看着这一幕，心中百感交集。
她不希望家庭因此破裂，于是轻声说：＂爸，妈，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计较这些？＂
她倒了一杯茶递给贺晓芳：＂姐，新的一年，大家和和气气的，好不好？＂
贺晓芳沉默了好久，目光在父母和妹妹脸上游移。
最终，她低下了头，接过妹妹递来的茶杯：＂对不起，我太自私了。＂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主动帮母亲洗碗，虽然笨拙，但却是一个开始。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二零一四年。
贺父贺母现在住在上海，和贺晓梅一家生活在一起。
那是一套不大的商品房，是贺晓梅和丈夫省吃俭用，贷款买的。
小雨已经上小学了，每天放学回家，都有外公外婆接送。
贺晓芳也逐渐改变，不再总是索取，开始学着关心父母。
每月，她会定期来上海看望父母，还会带些父母喜欢的小礼物——贺父喜欢的茶叶，贺母爱吃的点心。
一次，贺晓芳来访时，看到贺晓梅为了给父亲治病而苍白的脸色，心中有愧，偷偷塞给贺晓梅一个信封。
＂这些年你垫付的医药费，我来还。＂贺晓芳难为情地说，眼中有泪光闪烁，＂对不起，妹妹，我这个当姐姐的，辜负了你。＂
贺晓梅没有接，而是紧紧抱住了姐姐：＂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明白了爱的真谛。＂
那天晚上，两姐妹坐在阳台上，望着上海的夜景，聊起了小时候的往事。
贺晓芳感叹道：＂记得那个我初中时得的奥数奖杯吗？爸妈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而你的劳动模范证书却被塞在抽屉里。＂
贺晓梅笑了笑：＂那都是小事。＂
＂不，那不是小事。＂贺晓芳认真地说，＂那代表了爸妈的态度。我一直以为爸妈更爱我，其实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你的爱。而你，明明受了那么多委屈，却从不抱怨，还一直默默付出。＂
贺晓梅望着远处的灯火，轻声说：＂因为爱不是索取，而是给予。这个道理，我很早就懂了。＂
二零一五年春节，贺家人又聚在了一起。
这次，贺晓芳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她把自己的积蓄取出来，给父母买了一份保险。
＂爸，妈，这是我这些年的一点心意。＂贺晓芳说，＂以后你们看病、养老都有保障了。＂
饭桌上，贺父举杯说道：＂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么好的两个女儿，让我在晚年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贺母接着说：＂晓梅教会了我们，爱不是溺爱，而是公平和尊重。＂
贺晓芳则看着妹妹，眼含泪光：＂晓梅教会了我，爱不是占有，而是放弃自己的私欲，学会感恩和回报。＂
我看着这一家人，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在宿舍上铺默默流泪的贺晓梅，心中无比欣慰。
命运就是这样，它会用时间验证一个人的品质，也会用生活教会人们成长。
今年冬天，我又一次造访了贺家。
贺晓梅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了，贺晓芳的儿子考上了大学。
两姐妹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但她们之间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亲密。
贺父贺母的身体也很硬朗，每天早上还会去小区的花园锻炼身体，成了小区里的模范老人。
告别时，贺晓梅送我到楼下，我忍不住问她：＂那些年你寄钱回家，明知道是给姐姐用的，心里不难受吗？＂
她笑了笑，目光温柔地望着远处正在和父亲下棋的贺晓芳：＂难受啊，怎么不难受。但那是我的家人啊，再难受也是自家人。＂
看着她平静的笑容，我突然明白了——真正的爱，不是计较得失，而是在付出中获得心灵的满足和平静。
窗外，上海的雪花纷飞，屋内，温暖如春。
贺晓梅抱着自己的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终于收获了这些年付出的爱，而这份爱，来自于她最在乎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