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当全球旅行因新冠疫情爆发而逐渐关停时，美国人科林·拉弗蒂（Collin Laverty）不得不快速做出一个决定：是待在迈阿密还是哈瓦那？作为古巴教育旅行社（Cuba Educational Travel）的负责人，他的时间基本都是在这两座城市度过的。在政策限制不那么严格的时候，这家旅行社的客人中时常会有美国政府参议员和科技领域的知名人物出现。不过，对他来说，这个抉择似乎并没有那么困难。“我觉得古巴人会做得更好，”身在哈瓦那的他在电话中解释道，“这里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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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中的公共汽车，
摄于哈瓦那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Pinar del Río）
事实证明，拉弗蒂是对的。2020年夏季，佛罗里达州的情况出现了恶化——该州人口为2150万，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已将近1万，也就是说，每10万人中有46人死亡——古巴人口约为1130万，截至8月中旬，官方通报的死亡人数为88人，也就是说，死亡率不到十万分之一。尽管古巴各省偶尔有小规模疫情爆发，但整个国家连续数日的新增病例要么为零，要么少得一只手就能算过来。
古巴的成功来自于教科书式的反应：古巴卫生当局（自1月以来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密切）实行了全国范围的封锁，中止了所有国际航班，实行了大规模的检测、隔离、溯源，并要求民众必须佩戴口罩。
20世纪90年代
苏联解体、经济援助结束后，
古巴的经济一直处在挣扎之中。
市中心以外游客较少的地区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
“这里的文化和美国不同，”拉弗蒂说，“如果卫生官员告诉你最好戴上口罩，你就会戴上口罩。不像在美国，这里不会有别的媒体唱反调。”
虽然古巴的卫生保健系统长期以来都处在资源短缺的状态，但在此次疫情期间，古巴的医护人员还是成功地为当地人民提供了良好的医护服务。古巴是全世界人均医生比例最高的国家，并且这些医生都接受过社区应急培训，能够在飓风和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迅速做出反应。“每天都会有穿着防护服的医生、护士来敲你家的门，至少一到两次。”拉弗蒂说。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部的管理不善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脱节，古巴经济本就处在严重的困境中，而此次危机无疑又是一次雪上加霜。尽管古巴与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但彼此间的贸易中断已经持续了60年——这项由美国发起的禁运制裁被古巴人称作“elbloqueo”（意为“封锁”）——Covid-19则将该国的孤立状态推向了新的极端。作为古巴的支柱产业之一，旅游业一夜间的关闭导致该国的失业和食品短缺状况达到了“特殊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水平——30年前，苏联解体后，经济援助的戛然而止曾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贫困境地。
目前，古巴已经为重新开放旅游业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北部的五个沙洲成为了接待包机航班的指定地点，外国游客抵达后将接受病毒检测，然后会被安置在远离民众的海滩度假村中。不过，愿意为此买单的游客还是极少数。按理说，渴望阳光的加拿大人应该是他们的目标市场，但加拿大政府并不鼓励自己的国民出国旅行，同样的，欧洲人现在也不敢轻易到异国他乡冒险。古巴当地人也对此非常警惕。“古巴人已经牺牲了很多，”拉弗蒂说，“他们知道，一旦开放国门，就有爆发第二波危机的风险。”
一
位汽车修理工，摄于维修房之外。
可能出现的转机在于，这场疫情促使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兹-卡内尔（Miguel Diaz-Canel）重启了国有经济改革，这一进程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于2011年开始推行的，但三年前又因为政府强硬派的抵制而出现了停滞。重启改革的消息是在7月中旬对外宣布的，目前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其基本意图是鼓励私营企业和农业，减少政府的监管。“这是一条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但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拉弗蒂说，“每个人都在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这个国家先是经历了一段充满希望的时期，之后又经历了希望的破灭，而此次的疫情正是这段过山车旅程中的最新章节。事实上，应对历史的起伏不定，已成为了古巴人的专长，这是一种能够让古巴人民在困境中生存下来的韧性，因为同样的处境换到别的地方，可能就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比那尔德里奥省的一位农夫。
这种精神被另一位古巴观察者、常驻纽约的摄影师安德鲁· 雅各布斯（Andrew Jacobs）记录了下来。他在2019年夏天探索了这个岛国，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场大流行病很快就会给他的作品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在13岁时从南非移民到了美国），雅各布斯第一次来到古巴是在所谓的“奥巴马融冰”（Obama thaw）之后，当时那种狂热的乐观情绪，如今看来已经恍如隔世。2014年，古巴和美国重建外交关系之后，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奥巴马总统访问哈瓦那，与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一起观看棒球比赛；滚石乐队对着一大群户外观众演出；自艾森豪威尔时代就开始的旅行限制逐渐放宽了；在古巴国内，新兴的草根企业把这个岛屿打造成了一座复古时尚风格的嘉年华乐园。
对于熟悉古巴的游客来说，哈瓦那的Bar Roma象征着新的可能性。这间酒吧是由当地的一位DJ和一个旅居在此的美国人合开的，隐匿在哈瓦那老城一栋破旧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公寓楼顶。通过口口相传，它成为了古巴版的Studio 54 ：在老旧的大厅里，搭上一部手动操作的老式电梯，徐徐上升的过程中，未上油的滑轮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电梯打开后，你会看到一群年轻的哈瓦那时尚人士和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一起在这栋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顶部翩翩起舞，月光照亮了一切，就像费里尼电影中的场景。古巴籍的合伙人阿兰· 梅迪纳（Alain Medina）指着地上的一块瓷砖说，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要去洗手间的话，客人们需要把一定金额的货币塞给顶层的某位住户，然后就可以穿过他们家的客厅去使用洗手间，而他们一家人可能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比那尔德里奥省位于哈瓦那以西约160公里处，
是古巴烟草业的种植中心。
正是这种愉悦的氛围吸引了出生在约翰内斯堡的雅各布斯。2017年初，在接到了一个时间紧急的时尚拍摄任务后，雅各布斯乘坐着JetBlue新开通的直飞航班，从纽约来到了哈瓦那。这次与泳衣品牌Onia合作的商业拍摄持续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除了哈瓦那本地的一些海滩之外，他并没有去到其他一些地方，但他却被自己的发现深深吸引了。“我被古巴的活力迷住了，”他回忆道，“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拍摄时装模特了。我想拍街上的人。”
雅各布斯发誓一定要独自回到这里，用镜头记录下古巴的新面貌。2019年6月，当他终于再度来到古巴时，历史进程再次改变了方向。美国政府抵消了“奥巴马融冰”取得的进展，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双边关系再次回到了冷战时期的状态。特朗普的好战言论吓跑了大多数的美国游客，而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也出现了停滞。当雅各布斯与上次在哈瓦那认识的一位制片人塔利亚· 布斯塔曼特（Talía Bustamante）取得联系时，她已经为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努力了一年多，她的丈夫、摄像师亚历杭德罗·卡列哈斯（Alejandro Callejas）也是如此。似乎是为了应景，Bar Roma很快也会关闭，原因是两位合伙人出现了严重的争执。“这对古巴人来说真的很艰难。”拉弗蒂表示，他的公司曾把众多美国企业家带到古巴来寻找商机。“这个又酷又性感的地方，曾一度是全世界人向往的目的地，如今却遭遇了一连串的重击。”
雅各布斯发现，尽管这一转变粉碎了原本的许多希望，但最初吸引他来到这里的那种活力却依然完好无损。一代又一代古巴人所经历的动荡和挫折，已经让他们深刻领悟了一句谚语：“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幸运的是，他们生活在一个拥有约5600公里海岸线、茂密森林、优美沙滩和宜人气候的热带岛屿上。这种舒适的环境帮助他们形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而在与疫情相关的社交限制告一段落后，古巴人的生活已经开始逐渐恢复如前。他们依然喜欢涌向街角，用自制的乐器演奏音乐，互相调侃他们的政治人物，享受每一个甜蜜夜晚带来的感官享受。他们非常注重交谈时表现出的风趣幽默，而在其他那些已被科技湮没的文化之中，这种习俗早已被抛弃。殖民时代建起的哈瓦那旧城，如今许多地方都已破败不堪，即便是在那些专门为游客美化过的区域，贫穷的气息也依然可以被察觉到。但在这里，许多居民都知道彼此的名字，青少年们时常会聚在一起，沿着哈瓦那的海滨大道（Malecón）分享一瓶朗姆酒，伴随着身旁的海浪起舞。
为了捕捉到这种精神，雅各布斯决定用双脚去探索哈瓦那的各个角落，他给自己制订的唯一计划就是随心而行。他喜欢漫步城中，与人们见面并交谈，而布斯塔曼特则会充当他的向导和翻译。在2019年的这次旅行中，他放弃了所有类似于拍摄计划的东西，这种改变令他感到十分兴奋。“时尚是完全计划好的，”他说，“而街头摄影的情况则正好相反。这才是我想要的感觉。”
一
位少年站在哈瓦那
旧城一处阳光灿烂的广场上。
一天，他们偶然间看到了一场少年棒球联赛的训练，球员们都穿着过大的鞋子和老旧的制服。作为纽约人，雅各布斯受到了名人般的欢迎。“孩子们都太兴奋了，他们无法静静地站着，也不好意思长时间盯着我看。”他说。
为了探索其他地方省份，雅各布斯一行人开车来到了哈瓦那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后勤安排则依照了典型的古巴风格：布斯塔曼特的丈夫担任了临时司机，在为期三天的旅行中，雅各布斯和他的助手只能挤在小车的后座上，周围是堆积如山的摄影设备。经过了一路的艰辛后，他所得到的奖励就是亲自去探索比尼亚雷斯山谷（Viñales Valley），在那里，一块块郁郁葱葱的烟草种植园和农场，被壮观的石灰岩残丘包围（“就像侏罗纪公园里一样。”雅各布斯说）。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地带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农场工作人员会戴着草帽，骑着马经过一间间茅草屋，这种极具热带风情的画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更的油画。
哈瓦那港附近的一条沿海公路。
雅各布斯很少会去拍摄那些知名的景点——他的照片中没有受游客欢迎的雕塑、大教堂，或是明信片上会出现的自然风光——相反，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具私密性的细节上。他总是对每家每户门后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当地这些西班牙-加勒比风格的建筑常常带有锻铁阳台、带顶的门廊和装有百叶窗的窗户，既能遮挡烈日，又能阻隔窥视的眼睛。“在街上，你可以接近任何人，聊天、说笑、拍摄照片。”雅各布斯说。但进入私人住宅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处境会被外人随意评判。
事实上，雅各布斯并不会对他们的处境作出负面评价，相反，他已经被古巴人随性而诗意的生活深深吸引了。“人们拥有的不多，但这种生活很美好。”他说，“从对光线的运用，到对事物的安排，再到对颜色的使用——古巴人充分利用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一片山间湖泊。
古巴人在材料的运用上是出了名地具有创造性。由于缺乏新的机械部件，他们成为了回收方面的专家，可以对20世纪50年代产的雪佛兰、道奇和别克进行改装，让它们的使用寿命延长几十年，有时他们还会为这些车装上丰田的引擎，用金属丝撑起破裂的车窗，或用木头制作车的底板。但在一些省份，即便是这样的老式汽车也是难得一见的。雅各布斯去过的许多村庄都散发着一种幽灵般的气息。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边区小镇赫尔希（Hershey），如今被称作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以古巴民族英雄CamiloCienfuegos的名字命名）。这个距离哈瓦那大约56公里的小镇建于1916年，而人们在此建镇的目的便是为宾夕法尼亚州的好时巧克力公司（Hershey's）供应蔗糖。这里的街道两旁曾经排列着整齐的平房，就像美国郊区典型的城镇一样——蕾切尔· 库什纳（Rachel Kushner）在2008年出版的小说《来自古巴的电报》（Telex From Cuba）中重现了这个消失的世界。古巴革命结束后，制糖厂被收归国有，只要苏联以虚高的价格购买古巴的糖料，这个小镇就能继续运转下去。“这里就像美国西部某个因为黄金热而兴起的城镇。”雅各布斯说。如今，已经关闭的制糖厂就像一座废弃的大教堂，在只有老年人居住的街道旁赫然耸立着。
哈瓦那
一家市场上出售的水果。
对老一辈来说，古巴梦在过去十年间的破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反映出了长期以来，古巴人在希望与失望中不断转变的历史循环。最初，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他的“大胡子们”受到了民众的狂热欢迎。整个国家都在为反对邪恶独裁者富尔亨西奥· 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加入“青年革命”的童话故事而着迷，古巴开始了一场似乎有望实现的政治、经济和种族乌托邦实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清醒了过来，而这个梦也在20世纪90年代彻底破灭了。
即便如此，在今天的古巴，希望仍在继续。“如果一切步入正轨的话，古巴将会迎来一个尚且不错的处境。”拉弗蒂说，“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还需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和以往一样，这一次，古巴人依然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借鉴。
撰文 TONY PERROTTET
摄影 ANDREW JACOBS
编辑 Chris Wu
翻译 王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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