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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2025年8月29日直播“对话陈建功”）
俞敏洪：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对谈的是中国著名作家陈建功老师，大家比较熟悉的电视剧《皇城根儿》，就是陈建功老师跟他的朋友赵大年作家一起写的，讲述北京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跌宕起伏、牵动人心。
对于50年代到8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对陈建功老师会更熟悉，因为1980年全国有文学热，写诗歌、写小说的人都会被追捧，当时我进大学读到的陈建功老师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丹凤眼》。今天他带着他的新书《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来了，这是一本我读了以后特别感动的书。
陈建功：谢谢敏洪兄。
俞敏洪：陈建功老师是我的师兄，他1977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而且我们都上过谢冕老师的课。谢冕老师是中国著名的诗歌评论家，中国80年代有一个诗歌运动，朦胧诗歌的兴起就跟谢冕老师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陈建功：他把我捞出来了，我考大学的时候语文作文分最低。
俞敏洪：我看你书中写的故事，你因为语文分数比较低，已经被打入冷门，可能不一定能进北大了？
陈建功：分够了，能进北大，但是他很好奇，因为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所以他觉得我怎么能发表这么多作品，但语文作文分又最低呢？他当时是招北京学生的老师，他一看，发现我是按照当时报纸的文章风格写的，不是按照作文写的，谢老师就把我录取了。
俞敏洪：对，当时的笔调可能太正了。
陈建功：太时文了，像报纸一样。
俞敏洪：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跟陈建功老师住在同一栋楼，但当时我们两个人并不认识，我这次读陈建功老师的书才发现，他其实就住在我楼上的房间里，他住在32号楼的332，我住在32号楼的232，我们都对着厕所和水房，所以陈建功老师描写他住在332里面听着水房里的人晚上边洗澡边洗衣服边唱歌，我也同样经历过。只不过陈建功老师是1977年住进去的，我是1980年住进去的，当时陈建功老师已经大四了，所以我们只有一年的交集。陈建功老师上北大已经28岁了，你应该比我大十几岁，我是1962年的。
陈建功：我是1949年的。
俞敏洪：你跟共和国是同龄人。（笑）今天我们会一起聊聊我们在北大的岁月，以及北大之前的岁月、中国文学的岁月。
俞敏洪：师兄，你出生在广西北海，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长大的，一路上了人民大学的小学、附中。我今天看你的介绍，你依然把广西北海当作你的家乡，你对广西北海有特别深的感情吗？
陈建功：我离开广西北海的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当时我8岁。我在北海有一个很自由、很开放的童年，因为我们家里是两世单传，我父亲是独生子，我也是独生子，就被格外溺爱，所以在北海，我是很撒野、很撒欢的状态。我们家住在北海老街上，离海边很近，我经常在海边走，7、8岁就在海滩上混了，但当时我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所以我8岁的时候他就回北海把我和祖母接走了。
（年轻时的陈建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你父亲从一开始就在人民大学教书吗？
陈建功：对，我父亲在广东解放以后，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就留在人民大学教书了。
俞敏洪：你父亲也算老革命了？
陈建功：不是老革命，他是新解放区来的。人民大学有很多学生都是陕北公学来的，我父亲是从广东新解放区派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后来就留下来了。
俞敏洪：你父母在什么时候结的婚？我看你妈妈后来在广西师范学院读书，怎么会生了两个孩子还去广西读书呢？
陈建功：他们在解放前夕结的婚。那个年代生孩子很早，她生了我姐姐之后怀上了我，我爸爸到广东闯荡去了，后来就解放了，就到了北京。我妈妈又在北海培养，到了广西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北京，她就派我爸爸来北海，把我、我祖母、我姐姐都接来北京了。
俞敏洪：从你出生开始，这8年时间一直是你妈妈或者你祖母带着你？
陈建功：我妈妈在读书，所以主要是我祖母在带我，她也很娇惯我。
俞敏洪：那你算不算最早的留守儿童之一？
陈建功：对，我在书里还用了这个词。
俞敏洪：但好像对你的心灵没什么伤害？（笑）
陈建功：有伤害，因为我在8岁之前从来没见过我父亲，我原本很以我父亲为荣，后来我父亲把我接到北京以后，因为我依然很骄纵，我父亲就痛打了我一顿，从此我就跟他生疏了，很客气，但我永远和他都不亲了。
俞敏洪：小时候尽管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也没跟爸爸亲热过，但还是很想爸爸，内心中对爸爸也有一种期待和崇拜？
陈建功：还有一种自豪感，因为爸爸在人民大学教书，在北海那个小地方当然也出了很多人才，但我父亲算混得不错的，虽然他后来在人民大学受了点误会，但最后也平反了。
俞敏洪：那时候好像每个人都会受误会。
陈建功：再后来我父亲就调回广东了。
俞敏洪：你们没跟着回去？
陈建功：没有，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父亲在广州管理干部学院，后来也入了党，退休后于1995年过世。党的领导同志说，你父亲老了混得很好。我说，嗐，他一辈子也就被误解了。
俞敏洪：我看你书上写，当时你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老人家就一个人。
陈建功：对，我妈妈1984年去世的，当时我刚30出头。
俞敏洪：她去世的时候还比较年轻。
陈建功：对，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后来我很意外的是，我妈妈过世后，我发现她认识很多我很佩服的人，比如搞古籍的白化文先生，因为当年北大一些老师被下放到北大附中当老师，我母亲也在那当老师，所以都认识。
俞敏洪：你妈妈到北京以后在北大附中工作？
陈建功：没有，我妈妈是到北京工农进修学院，当时50年代，工农进修很时髦，她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白化文先生的。白化文先生说我妈妈到北京后，普通话说不好，但她很执着，肯定慢慢会学好，后来她争取入党争取了三十几年。
俞敏洪：我看你书中写了，本质上老太太也是个知识分子。
陈建功：甚至我还写到我妈妈是一个文学粉，她读巴金、茅盾先生的作品，很有那种挣脱旧家庭的思想。
俞敏洪：其实你妈妈的家族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旧家族？
陈建功：对。
俞敏洪：实际上是书香门第？
陈建功：我父母不是书香门第，就是资产阶级，做生意的，但后来受新中国的教育，他们成为了知识分子。
俞敏洪：你妈妈去世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老太太还是比较欣慰的。
陈建功：其实我妈妈从来不提我的作品，她只提我的腰受伤以后，她买了无数的鸡做给我吃，她老提这个，但她不提我的作品。后来她去世后，我去她办公室收拾东西，发现她的办公室抽屉里摆着我的《飘逝的花头巾》。
俞敏洪：其实也在看，把骄傲放在心里了。
陈建功：骄不骄傲我不知道，反正她更多是母爱。我也受她影响，因为她是语文老师，我们家过去有很多语文书，比如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等等，所以我在中学时代就读了《呐喊》《彷徨》，很喜欢鲁迅先生。
（早年写作的陈建功 图片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俞敏洪：从小你父母不在身边，你怎么会喜欢读书呢？
陈建功：我在8岁之前没怎么读书，都是在海滩上疯玩，我8岁来北京之后才开始读书的。
俞敏洪：我觉得在海滩上疯玩对你是有好处的，锻炼了你更加奔放、自由的心灵。
陈建功：对于创作论来说，你说的这个非常科学。小孩或者作者，得有一个调皮的心灵，得向既成的知识、既成的说法提出怀疑和挑战，我从小有这样的“毛病”，我相信这是新时代人格的一种重要特征，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比如我上初中的时候，考高中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妈妈是北大附中的阅卷老师，那时候阅卷是密封的，我妈妈回家就夸，有个孩子把作文写成书信体。我说这是我写的。啊？你写的？我还给你加分了呢！那时候她就鼓励我用调皮的办法、创新的办法来写。
俞敏洪：在读书这件事上，你妈妈起到的作用大还是你爸爸起到的作用大？
陈建功：其实我偷偷看我妈妈书架上的语文参考书。
俞敏洪：你父亲好像是搞工科的，你妈妈收集的书更符合你的胃口？
陈建功：对，我喜欢看她书架上的书。我父亲的工业类的书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什么的，而且因为他打过我一顿，所以生疏了。
俞敏洪：当时进入初中、高中时代，尤其快到高中的时候，刚好就是特殊年代，进入了各种各样年轻人之间的互相斗争、派别斗争等，而且考大学什么的也废止了。那时候你高中毕业以后，就到煤矿工作了，高中这段时间给你个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陈建功：我的高中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渐形成的时代，包括阶级斗争里会有成分论，而我父亲又有一点所谓的历史疑点。在班里，我15岁就开始争取入团，一直到28岁我才入团。
（80年代的北京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你在书中也描述了一些你的处境，当时不同家庭出身的人之间会互相比较，现在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比较，你来自富有家庭、官宦家庭，我是普通家庭，有的人可能还是贫困家庭。当时你是处于中间一点的状态？
陈建功：中间偏下。
俞敏洪：这种中间偏下的状态是不是对你的成长、写作有影响？因为你的作品中更多是老百姓胡同里的故事，讲述的是普通人的情感，是不是跟你的身份也有一定关系？
陈建功：这个问题真的很内行，问了作家情感的敏感带，比如我们曾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比较敏感，比如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不因为出身、不因为贫富、不因为贵贱而产生这种歧视，我希望对任何一个人都有平等，这种渴望会植根在我的小说中。
俞敏洪：我发现你的小说中描述了对很多普通人人性和人格的尊重，包括对于那些小混混的人格的尊重，所以我感觉你内心是有大慈大悲的。我想问这种大慈大悲是在小说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还是后来矿工的岁月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陈建功：上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香港出版的，里面有一句话很让我震撼，他说现在很多中国当代小说之所以肤浅，他们只把同情放在被剥削、被压迫的人身上。他们不知道，那些压迫人、剥削人的人，也是值得同情的。夏先生是从基督教的思想来看待的，但我理解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这样吗？形态决定意识，比如很多人也许是坏人，也许他本身是资产阶级，但这是体制决定的，他生下来就这样，但人性本身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尽可能去理解每一个人，写小说也是。
俞敏洪：《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是陈建功老师的新书，主要是陈建功老师对自己18岁到28岁这十年展开了人生自述，这十年刚好是陈建功老师到京西煤矿工作的十年。京西煤矿就在今天的门头沟地区，从清朝甚至更前一点就开始产煤了，到了解放以后，由于对煤的需求量大增，大量人被分配到京西煤矿挖煤。
我去过京西煤矿，我还对门头沟提过建议，应该把京西煤矿的矿井、矿道做安全加固以后，变成一个煤矿博物馆，纪念京西煤矿在解放后几十年对中国建设作出的贡献。我之前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包括到了旧金山那边，他们淘金的金矿，还有其他地方的煤矿，都或多或少会变成一个博物馆。而且这条线上又有上千年的古文化，我就留了很多马蹄印、骆驼脚印的照片，都是古代明清时候，人们用骡子和马运煤、运物资的过程。我还曾经专门去京西古道考察过一个礼拜，写过一万字的散文，写到了为什么会有京西古道、跟煤矿的关系，包括你书中描写到的古村庄等等。爨底下村是现在最有名的村庄，但那里离京西煤矿稍微远一点。
（1970年，和窑哥们儿在井口，左六为陈建功。 来源：北京文学）
陈建功：把它搞成旅游区，作为现代工业遗址，这还挺重要的。
俞敏洪：《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界定为非虚构小说，某种意义上是陈建功老师充满人性和感情地对于成长的剖析，是一本特别动人的回忆录。陈建功老师以自己18岁到28岁这十年为轴心，回顾自己从小的成长，从18岁进入京西煤矿工作，到28岁考上北京大学，在这段历史陈述中，他自己当煤矿工人，并且差点因工伤残废，甚至差点牺牲生命。他讲述了那代人从小的成长，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成长和思想的转变，同时把自己的童年、懵懂青年，到后来的追求、这一代人的兄弟情谊、感情追求全浓缩在津津有味的文笔中，可以说是写了一代人的历史。
我读了以后觉得，这本书是不会过时的书，也是在任何年代去读都会让你对曾经的那个年代有着更深刻的了解，甚至带来深刻反思的一本书。就像我们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就会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讲到解放前从土改到老百姓传统崩溃的时候，会想到陈忠实的《白鹿原》。陈建功老师这本书写的就是60到70年代中国那关键的十年，作为这样一个枢纽，给中国这一代人以及前后的时代带来了一种怎样的影响，所以特别值得大家一读。
我跟陈建功老师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俩都是北大的，他是工人、我是农民，我们都在基层工作过，都经历过那种狂热的、不加思考的时代，然后被洪流淘洗、抛弃，回过头来站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这个时代回顾、反思、改变的过程，所以可以在书里清晰地看到时代的脉络。
陈建功：我听出来了，你研究得非常透。
俞敏洪：透倒是不透，因为才读了一遍，但我也算知道一点那个时代的事情，尽管我没有像你一样当过煤矿工人，但我当了18年农民，农民干活也很累，所以我对于你书中描述的内容有深刻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本不过时的书。也正因为这本书讲了很多矿山的故事，所以《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里的“脏”这个字，一方面暗示了十年煤矿生活天天跟煤打交道，跟岩石爆破打交道，所以身上不可能干净，但这也形容了一个在青年时期，也就是18岁到28岁混不吝的时期，那时候人的懵懂思维和个人思想成长、灵魂成长的过程。
陈建功：您概括得特别好，那个时代的工作本身就是脏的，每天出来就是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扑扑腾腾地穿着雨靴，我们都是扑腾扑腾的，暴土扬烟地过来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个时代有很多理论上、实践上的问题，造成了我们思想上的混乱，当时也有我们个人追求上的一种“脏”。
俞敏洪：那时候你幸亏没有真正超越时代，否则你可能就命运多舛了，真正超越时代的人，比如顾准、张志新、林昭等等，最后都牺牲了。
陈建功：对。
俞敏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应该是两三年前开始写的？
陈建功：不是，应该是在3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这种自我回忆的文章，别人写过了无数，所以我一直在找一个出口，用什么方式写才能感染别人？后来看到夏志清先生的那句话，我就觉得他写的是小人物，我也可以从小人物入手。
俞敏洪：为什么从30年前开始，你就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生命记录下来，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这本书？
陈建功：我过去住在人民大学院里，没有接触过底层老百姓，后来因为挖煤的十年，从18岁到28岁，我在矿井接触到了底层，发现我们生活的活力、精神状态以及语言方式都在剧烈变化。我感受到尘埃中的滋味，渐渐地，我觉得挖煤的苦并不很苦，其中充满了生活的本色。但我一直没写，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点来切入，甚至找不到更好的腔调。
俞敏洪：这个词用得好，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腔调，比如《繁花》有《繁花》的腔调，《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又是另一种腔调。
陈建功：对，腔调是一个作家个性的语言，我们汲汲以求的就是腔调，很多作品一看就知道是哪个作家的，比如汪曾祺，他晚清小品的腔调，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作品。我请教过汪老，我说汪老你这腔调是怎么找的？他说，嗐，就是年轻的时候背晚清小品背得很熟，所以现在知道哪里多个字、哪里少个字会别扭，他是这样找来的。当然汪老还有自己的世界观，有个人对生活的看法，有学问的融通，综合形成了他的腔调。我这本书拖延了30年，就是因为找不到腔调。
俞敏洪：就是用什么语言状态来描述这段经历，才能够感人至深，并且充满人间烟火。
陈建功：还要有趣，觉得他和别人说的不一样，证明这个人是有趣的，是可以交朋友的。
俞敏洪：我觉得你用了一种相对幽默的笔调来批判那个时代，同时也批判自己，这个腔调把握得特别好。如果你把自己描写为一个受害者，就没人看了。但如果你批判那个时代，不批判自己，也没法看，表明了即使在那样一个时间阶段，人们依然在寻找心灵的归属和人间真情。你写你跟矿工同事们的感情，当时300个人民大学和周围中学的学生，同时被分配到京西煤矿，后来形成了天天在一起摸爬滚打的氛围。
陈建功：还有我们跟师傅们的融合，我们煤矿有一句话“都是石板缝里钻过来的人，都是煤行里钻过来的人”。
俞敏洪：每天都是生死的选择。
陈建功：所以我们这种人是不留隔夜钱的，解放前就这样，不知道下一次能不能吃上饭，所以不留隔夜钱，花光、造光，就是这种性格。现代人都知道要储蓄，但我们当时整个价值观念、思维体系，都有这种不留隔夜钱的豪爽。（笑）
俞敏洪：因为在那个时候，尤其在解放前，矿井安全非常堪忧，可能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留隔夜钱会对不起自己。这种不留隔夜钱，一方面是对工作危险性的表征，自己说不定哪天就出不来了，比如你就差点出不来了。但另一方面，这也培养了这帮人的豪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肝胆相照，因为你腻腻歪歪、斤斤计较、计算别人、谋划别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这样的矿工环境中，你的个性都被改变了。
陈建功：对，大家都是生死之交。
俞敏洪：你去的时候，文笔比较好，带有点知识分子色彩，但看到你在矿井中跟老老少少打成一片，我觉得环境改变了你。其实你当时也有这种感觉，说不定哪天进了矿井就出不来了，是不是也有？
陈建功：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是国营企业，安全做得还不错，但也有几个人发生事故死了，我也挨了一下子，有过这种危险的经历。
俞敏洪：所以你书中专门描述，北大毕业后，已经功成名就了，你还专门跑到京西煤矿的山坡上祭拜你认识的那些人的坟墓，那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如果拍成电影，会是一个特别有感染力的镜头。
陈建功：对。
俞敏洪：你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脑袋中就没想过要上大学，当时大学是不是差不多都关门了？
陈建功：对，1966年的时候就取消了高考制度，我当时还有一丝快意，那时候人大附中不像现在这么有名，我在人大附中班里排第10左右，我想我一考大学就会很危险，能考上大学，但是很危险，所以高考取消后，我就有一种快意。人呢，谁也不能说自己多纯洁，当和个人的考量相结合，他有种砸烂旧社会的快意，我在书里反省了这一点。
俞敏洪：对，否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那么疯狂？现在你要放开了，让年轻人砸烂旧世界，也一模一样。现在孩子们被高考挤得半死不活，如果告诉他们哪一天不用高考了，他们绝对开心死了。
陈建功：是，所以我在书里反省了自己。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国家、命运的思考，完全是从个人来讲有这种快意。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了，就来报名，说谁报名到京西去，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报了名。
俞敏洪：其实你都不知道要到京西去，只是你朋友给你报了名？
陈建功：对。
俞敏洪：你当时对于自己去当煤矿工人，内心是怎么想的？
陈建功：没有想法，当时还在办报纸，就想晚几天去。当时还没有上山下乡，我先是到青海军马场，很多朋友要去那，还到了冷湖的石油管理局，当时是受王铁人的大庆精神影响，我当时有一个歌，“骑马挎枪走天下”。后来我到煤矿之后，1968年12月份才发表了上山下乡的指示。
（王进喜 图片来源：全国总工会）
俞敏洪：所以后来比你低一级的女朋友就上山下乡去了？
陈建功：对。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这么多自我设计，我们是把一切交给祖国，当然也有个人的私心，但不像现在这么精明，说我要学理工、学文科，我要当记者、我要考公，没有这种设计。
俞敏洪：你到煤矿以后，用了多长时间适应煤矿工人的生活？
陈建功：那时候我还不到一百斤，扛个风锤一百多斤，偶尔让你过过瘾就受不了了，所以工人们都很照顾我，就让我指挥车去了。但我忽然发现，除了生活习惯之外，他们那种对一切都以嘻笑怒骂的姿态来对待的心态感染了我，渐渐我就融入了这种文化氛围。
俞敏洪：当时有没有觉得我变成工人的一员，这辈子就这样了？还是觉得我是工人的一员，但我站在更高的方向看工人群体，因为未来我想把他们写出来？
陈建功：没有，当时我妈妈说，你得读书啊！我说怎么读啊？那时候“破四旧”，没有书了，但鲁迅全集是可以读的，我妈妈说，你把鲁迅全集抠多少遍，以后还有用。我妈妈很有远见。当时我们图书馆有“破四旧”的书，我就穿个大棉袄去偷书，都掖在腰里，偷到柜子里去分享。当时我记得读的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还读过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
俞敏洪：你后来在北大见过朱光潜先生没有？
陈建功：见过，很瘦小。我当时刚看过新出的《西方美学史》，他写了一篇序言，对过去很多陈旧的翻译提出了质疑，说这翻译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没翻译对。我当时看，心想这老头得多大学问啊，虽然这么个矮，但提出这么多观点，得有多大的勇气啊。
俞敏洪：我们班还为朱光潜先生服务过，老人家在轮椅里起不来的时候，每天都要到北大散步，我们班同学分成每两个人一批，推着轮椅带老人家在校园里散步。
陈建功：不知道你上学以后给你做报告的是哪位老师，我做报告的是侯仁之先生，因为班里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他就讲北大的起源、北京的起源，我从那时候起才对北京感兴趣的。季羡林先生那时候还是副校长呢。
俞敏洪：当时你有没有过苦闷，觉得自己难道要在矿井待一辈子？
陈建功：有，说句老实话，我写点小报道、写点文章、写点领导讲话，是为了混公出，给领导写一篇稿，让我可以偷懒，今天就不用上班了。当时上海的《朝霞》杂志已经出来了，说工人要写工人，因为我们矿不大有人会写诗歌、写文学，就派我去北京出版社，当时叫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那里组织了一个工人写作班子，我就变成了班子成员，开始写小说了。我在那认识了后来活跃于北京的一大批作家，比如陈祖峰、李游、刘心武、浩然，都是在文革后期开始写作的人。
俞敏洪：浩然写过《金光大道》《艳阳天》，到了80年代以后，他慢慢就消失掉了。
陈建功：那时候他很苦闷，他也想写小说，但忽然被江青在大寨给招去了，让他出席这些活动。其实他很抵制这个活动，他是写小说的，并不愿意参加这些事，但文革后大家都一锅端了，所以很多人误解他了。
俞敏洪：他现在还在吗？
陈建功：不在了。所以后来又到老家去，写了一本叫《苍生》的小说，写得不错，他终于走出了历史给他带来的误会和阴影。他后来还去西沙写《西沙之战》，他说就是采访性的东西，写得很粗糙，没有人物积累，就只能用诗歌体一段一段地写。
（作家浩然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你在矿山的时候，当时阅读的书，哪个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陈建功：霍桑的《红字》。
俞敏洪：你那时候居然能读到霍桑的书？
陈建功：我从图书馆要烧毁的书里偷出来的。霍桑的《红字》当时很激励我，因为他把一个凌辱性的标志变成了一个美的象征。大家很公认这种伟大，所以那时候我们虽然身处卑微，但还是希望好好坚守自己。
俞敏洪：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自觉意识，觉得自己未来要成个作家？
陈建功：挖煤的时候，我不是去写稿嘛，我回来跟我们一个朋友说，哎呀，我的梦想就是能到《北京文学》当个编辑。
俞敏洪：如果在北京当了编辑，就有可能摆脱每天下井的生活了。
陈建功：我当时已经受伤了，腰已经坏了，本来也下不了了。
俞敏洪：受伤是哪年？
陈建功：我是1968年去的，1975年底受的伤。
俞敏洪：受伤以后就没法下矿井了？
陈建功：对，受伤养了一年，后来给我论证是几级伤残，每月给我18块钱伤残补助，我就在井口带领四个老太太筛沙子。她们对民俗感兴趣，对天井台的幡会、对庄户的幡会这些民俗感兴趣，我通过她们了解了民俗相关的东西。
俞敏洪：天井台和庄户的幡会又复活了，我有一年去妙峰山也看过，是表演性的，现在应该算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陈建功：对，是非遗。最早是北大民俗学会发起了一个活动，给了顾颉刚、容庚、容肇祖等五个人一些大洋，派他们去妙峰山调查。他们到妙峰山走了几天，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调查和记录，比如顾颉刚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容肇祖先生从哲学的角度、进香客的心理角度，孙伏园先生从散文的角度等等。这是北大1925年发起的，后来这块重心移到了中山大学。我对民俗学的研究，是我带领老太太们筛沙子，聊天聊出来的，那时候也很喜欢这个。
俞敏洪：我发现你的书中，对于一些民俗的描述比较到位，所以是在那时候积累的基础？
陈建功：对，我后来读了妙峰山相关的书籍，还复印了一本《人民首都的天桥》，把当时的相声、幽默、包袱、小曲都收集起来了，这对我后来写文章非常有用。
俞敏洪：你在矿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寄出、发表自己的作品？
陈建功：不是有意识地寄出。1973年要组织工人写小说，我被派去写小说，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我就拿给浩然看。
俞敏洪：这首诗是写一个人被推举为工农兵学员去上大学，结果当天晚上又跑到矿井里干了一夜？
陈建功：对，很假。当时我写完给浩然老师了，浩然老师给我留了一个条，星期六，说我回去了，交给李学鳌，他看了说很好，他推荐到《北京文艺》。后来发表出来了，我就很得意，觉得自己有望评上工农兵学员。
俞敏洪：我跟你有过一样的梦想，我15岁初中毕业回到家乡的时候，当时我想的是什么呢？当时农村有一个规定，说贫下中农子女一家上一个高中，我姐上了高中，我就上不了了，我们村上那几个成绩特别差的，不想去上学的，被硬推去上学了。当时我在农村干活，我就想争取几年以后成为工农兵学员，因为我们村有一个比我大5岁的，刚好在那年被推举到洛阳外国语学院，结果我努力劳动还没满一年呢，“四人帮”就被粉碎了，我们村上那两个不愿意上学的孩子就坚决不去上学了，那是1977年，我就去顶替他们上了一年半高中，然后1978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所以我们还有过这样一个隔了时空的交集。
陈建功：对，但当时我回到矿上，正好赶上了1973年张铁生事件（1973年7月，张铁生在高校入学考试物理化学试卷背面书写请求照顾入学的信件，信件经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删改后，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于《辽宁日报》，称其提出了“大学招生路线问题”。《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后转载，并定性为“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引发全国范围内“选什么人上大学”的讨论，张铁生被塑造为“反潮流英雄”。事件中文化考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复辟”，张铁生因此被江青等人公开赞扬，进入铁岭农学院任职，后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文揭露该事件为政治骗局。1977年3月，张铁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矿上认为我政治上有点问题，就不让我去了。
俞敏洪：本来你有可能去的。其实我觉得是运气，如果你在1974、1975或者1976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后面就不可能在北大碰到那些好老师了。
陈建功：对，当时即便是北大这些老师，他们也没出来，还不允许他们上课。
俞敏洪：你刚才说到自己写的诗很“假”，是表态、装、编故事，编的都是高大上的故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在写作中“假”其实不好？或者觉得写文字、写小说，就应该把真情实感给讲出来？是上了北大以后还是上北大之前？
陈建功：上北大之后，咱们在水房听这帮人折腾，我就很正面地理解了，一个新时代就开始了。
俞敏洪：如果放在前几年就会反感，唱着“反动歌曲”。
陈建功：对，当时邓丽君绵软的声音已经过来了，还有俄罗斯的《三套车》之类的，各种思潮都涌过来了。
俞敏洪：这种思潮涌进来之前的那一段岁月，比如你刚进北大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困惑？怎么这个社会变得这么快？有没有对这个变化感到反感或者欣喜？
陈建功：欣喜是有的。当时，我正在北京人艺跟他们写剧本，人艺的艺术家们对时代的转变非常激动，三楼里面通宵达旦地朗诵诗。
俞敏洪：对，原来老人艺的演员都在打扫卫生，突然又可以回到舞台了。
陈建功：对，他们对周总理有很深的感情。我记得好像上街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一块到了广场，广场还开过一个大会。
俞敏洪：所以你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欣喜。我其实是迷茫的，因为那时候我才15岁，我在农村更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但我也习惯了那种改变，因为小时候天天看批斗会，一会儿批这个，一会儿批那个，批完邓又批林又批孔，反正批来批去，最后迷茫的是，怎么批到现在这些人身上来了？后来能够学习了，能够参加高考了，我才开始学习，我才发现这对我是有好处的。
陈建功：时代变了。
俞敏洪：因为我学习成绩好，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不就上不了大学了，只要我认真学习，不就能上大学了吗？就是这种意识。
陈建功：每一个个体都是一部时代史。包括你说的觉悟，我突然想起来，我对阶级斗争的觉悟在哪儿呢？我们去挖煤，在山里打洞，有时候山上哗哗滚石头下来，我们的领导书记就说，一堆人在山上扔石头，想把我们赶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我们岩石六队要在什么地方，红旗能打多久。我当时还当真的听了，一个石头滚下来，真以为是上面往下扔的。后来我们师傅说，咱们又不是日本鬼子，又不抢人家花姑娘，人家轰咱们干嘛啊？他的话才是对的，没事儿半夜三更扔石头干嘛啊？所谓被阶级斗争的理论遮掩了很多的宣传，你就开始怀疑了。
俞敏洪：你在书中描述了那时候的头儿王群栋，非常左、非常积极，到处抓阶级斗争的人，到处抓斗私批修，甚至把你也作为怀疑对象，还把那些稍微有点表面私心，实际是有情感的人开除了等等。你们当时觉得这样的人是对的，还是当时就觉得他太过了？
陈建功：当时就觉得有点过。他是我们领导，他不干活，但他干过很多事，比如他组织过三次斗走资派，在报纸上发表报道《三斗走资派》《三斗高志彪》，虽然我当时也还比较糊涂，但我觉得这革命干劲哪能这么焕发出来，但他要跟着风上去。其实我现在也理解他，他也不是坏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干部，他是真心认为应该这么纯洁。
俞敏洪：你觉得像这样的领导，他是自私的，还是内心……
陈建功：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被某种理论所局限，比如搞阶级斗争的，他的处境在那，他必然要抓。我刚到那不久，就说要上山下乡，我们在偏僻的山沟，我们围着那个村转了好几圈，敲锣打鼓，我们都挖煤了，还欢呼这个干嘛呢？就是非常自觉地执行上面的方针。这是一个时代的通病，当然现在我们批判形式主义，很多人不动脑子，做的事也不动脑子。
俞敏洪：你觉得今天中国还有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吗？
陈建功：当然！我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我对AI很不熟，但我忽然很好奇，说AI可以替你写文章，我就模拟，说请你替我写一篇文章，模拟当年某位作家给老作家的画展致辞，它写得非常好，把老作家的渊源、作品、画的特征写得非常好。后来我就开玩笑地跟我们作家协会的领导同志说，我说你们有福了，赶上了好时代，我当作协领导的时候，我的文章要有AI替我写，多好！我原来只能一个一个字爬格子写。
俞敏洪：你觉得作家本身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应该比较少？
陈建功：我知道大家都有所抵制，但我个人觉得，作家也需要有一些理论上的思考，比如很多文学题材，不是说派你去写就能写，比如写农村，你得有人物积累，你得知道很多村里的事。比如有一个图解，图解一个新农村的人家，小说有时候比较偏向于图解化，没有铭心刻骨对人的剖析、积累，这方面还需要努力。
俞敏洪：你觉得现在还有作家会完全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中去写吗？
陈建功：还有。换个角度来说，现在的文学已经变成了多元状态，过去文学就是为政治服务，后来又改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宽敞多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引进了大众文学理念，我记得80年代中期，还有朋友受到了大众文学理念的影响，说我们成立一个小说工厂，大家一起写小说，都署一个名。那时候出版界就有了大众文学的概念，在西方很早，比如好莱坞的出现就是资本化大众文学，后来在90年代，这个概念逐渐在中国风行起来，《皇城根》就是我接受任务写的。
（电视剧《皇城根儿》海报 图片来源于网络）
俞敏洪：说到《皇城根》，当初怎么会写这本小说？后来又怎么拍成了电视剧？
陈建功：《皇城根》是先有的电视剧，再改成小说的，但电视剧不是我写的剧本。怎么回事呢？当时北京电视中心出了一个电视剧《渴望》，在编《渴望》的时候就非常有大众文化意识，就是要塑造一个大众媳妇儿，当时《渴望》很风靡。
俞敏洪：所以《渴望》也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陈建功：对。后来北京电视中心就说，《渴望》基本算是正剧，我们要出一个戏剧，你们编一个，他们就编了一个《编辑部的故事》，然后就派任务，说建功、大年，你们俩再编一个悬疑剧，我们俩就凑了一个故事，我写前15集，大年写后15集。写完之后，他们说改成小说吧，我说好，我就把前15集改成了小说。
俞敏洪：你们两个人写，怎么在情节上构思呢？
陈建功：我们在构思的时候把章节、起伏，以及每一集发生的故事，都分析好了。
俞敏洪：后来有没有发现两个人写的东西有差距？毕竟你们的个性和文笔不同？
陈建功：没事，电视剧无所谓，我们把故事编圆了，赵宝刚就可以导。但小说我觉得异化了，小说的前15章是我写的，后15章是赵大年写的，我们俩甚至都没有通读全稿，就出版了。但也没问题，因为这就是大众文化产品的特点，大众文化产品就是编故事。当然我们在努力把一些传统文化知识放进去，民俗、风情、人物我们都注意，但基本是一个悬疑故事。
俞敏洪：我还在想，为什么《皇城根》整个氛围和你小说里描述的那种对人性的理解，跟你其他的小说有点不一样，我现在就明白了。
陈建功：对，它属于大众文化产品，资本要投入，要变成老百姓接受的片子，再回收票房，是这样一个逻辑。只要不涉及黄赌毒，不涉及政治文化，就没有问题。
俞敏洪：假如现在我出点钱让你写一个电视连续剧，你会写吗？
陈建功：我不会去写，因为我还有自己想写的东西。
俞敏洪：不再是为了赚钱去写？
陈建功：那时候写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当时的形势有点迷茫，就说搞大众文学吧。
俞敏洪：那个年代刚好又是另一个迷茫期。
陈建功：对，之后慢慢缓和了。我在90年代就开始写《鬈毛》《前科》了。
俞敏洪：讲到体验生活，因为《前科》就专门写了你作为作家到警察局体验生活，把这种体验的过程和人性，以及你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写得非常生动。你当时是真的体验了这样一段生活？
陈建功：是的，当时我们对文艺的理解还不像现在这么通透，所以作家必须去。这里面的基本情节，只要提到的真事都是我遭遇的，当然我后来重新铸造一下。
俞敏洪：我读你的小说，包括读这本《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有一种在现实和故事之间来回穿梭的感觉。你最初写《丹凤眼》，也是你在矿井发生的某些故事的扩充，《盖棺》也是故事的一些补充，所以我觉得你既是现实主义作家，我还很想把你叫做情感铺陈的作家。
陈建功：刚才说大众文学，还有一个我认为现在也需要的，叫时代文学。我们时代发生了很多事，需要作家回应，比如抗战，我们要写一个“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俞敏洪：我觉得时代文学有两种，一种是在当时写当时，比如现在在改革开放时代那就写改革开放，还有一种是回顾性的时代文学，就像《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如果没有30年的沉淀，你写不出这么好的书。
陈建功：对，要是30年前，我对时代就认识得不够，不像现在。另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时空的转换，在我们的叙述中，怎么把现在、过去搅合一块写，跳来跳去地写。
俞敏洪：这需要有巨大的沉淀，没有巨大的沉淀，跳不过来。
陈建功：对，我记得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他就是一会儿写到欧美，一会儿写到苏轼的传记。
俞敏洪：因为他是用英语写给外国人看，所以来回穿梭着跳。你说的时代文学是指哪些？
陈建功：需要比较急促地反映时代要求的，比如新农村建设、反腐倡廉等等，比较偏重于作品对时代的呼应，在延安讲话以后是更加明确的。
俞敏洪：这种时代呼应，通常是把时代的正能量写出来？
陈建功：对，当然有它的弱点，但这也是一种文学传统。还不光是革命文学，中国文人感时忧国的传统，一直到时代文学。还有一种文学，姑且叫作家文学，虽然也有时代，也有很好的阅读追求，但主要是为他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就是司汤达说的，人都认为这世界是粉的，我认为是黑的，人都认为这世界是黑的，我认为是白的。作家要有人物积累、有情感积累、有知识积累，他要把这些积累重新为他的读者铸造一个世界，就是我看的世界。
俞敏洪：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其实也是一种时代文学？写了现实中人性的不同，人性的选择，也包括那个时代，比如《骆驼祥子》那个时代的困苦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生命影响。你说的作家文学，我一直认为是虚构了一个世界，曹雪芹的《红楼梦》算不算作家文学的一部分？
陈建功：当然，对曹雪芹《红楼梦》的来历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老舍的作品为什么是作家文学？他当然有时代的特点，但他主要是为读者重新铸造了一个世界，什么世界？我们在中文系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非常鲜明的故事，说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过去是一个粗手大脚，抱着个人梦想进入北平城的农民，后来拉洋车，说我也要发财，我也要有自己的车，攒了一辆车，然后工友们说你傻骆驼，你也不喝，也不抽，也不嫖，也不赌，你干嘛呢？祥子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有我的活法。但他的主线是祥子又喝又抽又嫖又赌，人毁灭了。还有一个版本，无数拉洋车的人给他送葬，又有无数的人补充进这个队伍里。所以老舍是为我们重新铸造了一个世界，是老舍的世界，老舍认为这个旧社会是要不得的，它毁灭人。
更典型的例子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他最先得到素材，安娜·卡列妮娜当时是一个荡妇，中国人的逻辑就是，放着好好的部长夫人不当，跟伏伦斯奇搞什么啊？当时他是这么写的。据我所看的资料，托尔斯泰写了一个荡妇，但改了好几次，写着写着不对了，他忽然发现女性中间美好的东西，这种挣脱官僚社会的挑战性，他就写成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毁灭的形象。所以他等于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塑造了一个形象。
俞敏洪：算是为人性提供了一个范本。
陈建功：对。我为什么认为文学分三类呢？当然得有融合、有借鉴，有些作家，比如迪伦马特，他就用一些凶杀事件来写案件，其实他是一个作家、小说家，他虽然表面形态是大众文学。像《皇城根》，就是你们看着开心，悬念一个跟着一个，悬疑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开始就投入悬念，最后你猜吧，往西往南往北我都不要，我要一个往上走的，哎呦，原来这么回事，又跟着你走，然后又猜半天。大众文学也有大众文学各自的特点，悬疑的是一个，言情的又是一个，武侠是满足我们的嗜血欲，童年梦想也算一个，都有各自不同的套路。
俞敏洪：我相信《皇城根》还是给你带来了一些版税的，后来为什么没有沿着继续写第二部呢？
陈建功：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生活的理想，现在网络小说，我也看有些作品，有些比较搏流量，但有些是很好的，很有生活气息。我刚才说的三类文学，其实网络小说也是一类，我也看过一些比较好的网络小说，能不能出版我不知道。现在出版比较困难，特别是作家们的作品出来，有时候销售有问题，除非是特别有影响力的作家，他能保本，但一般来说，很多作家写得很好的小说，就没有出版。我有时候给他们建议，我说你们去某个阅读网站试试发几章，让老百姓读一读，他们喜欢了，你就有读者了，也能养活自己了。
俞敏洪：对，网络小说确实是一些人的平台，甚至有些网络小说作家都不愿意出纸质小说，因为网络的传播更加迅速、涉及面更广、阅读量更大、反馈更加及时。
（对谈现场）
俞敏洪：你当了这么多年作协领导，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一些你比较欣赏的作家，包括新出现的作家和老作家，你对这些作家作品好坏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陈建功：这个问题牵扯到我们的工作问题，我的观点是很开放的，我1995年去中国作家协会，准备筹备五代会，当时我领着一帮人写一个材料，曹植有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老舍说“我们要把‘文人相轻’改为‘文人相亲’”，我后来加了一句，“文人相亲、文人相敬、文人相补、文人相助”，很多文人有困难，大家一起帮助他，这种事也常有。按照这个观念，我就理解，作家们都是在不同角度为文学做贡献，不管是大众文学、时代文学、作家文学，我们都很支持。在各个领域，包括不同题材，小说、诗歌、散文，都有非常优秀的作家。
俞敏洪：现在纯粹的诗人和散文家很少，实在卖不出去，没法谋生，除非把它作为业余爱好，否则现在出一本诗集没有人给你出版。
陈建功：所以我更喜欢散文集，因为它短小，并且能写出自己的情感、思考，也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俞敏洪：你也写了很多散文。坦率地说，我个人一直认为作协的存在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作家自己去体会生活，自己去跟社会打交道，自己去写自己的作品，自己想办法出版，自己表达自己的观点。你在作协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你来评价一下作协在中国文化传播和文学传播中起到的作用，正面的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陈建功：我觉得作协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是很必要存在的，为什么？从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代开始，我们就团结作家鼓舞中国人前进，鼓舞中国革命。到了延安讲话以后、解放后，中国作协又是全国政协的发起单位之一，我们团结了一批作家，为改变中国落后、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时代文学和大众文学方面，包括在青年文学、网络文学上，都做了很多工作。
俞敏洪：现在有没有网络作家也被收到作协中？
陈建功：有一两个，最有趣的是还当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俞敏洪：作协在帮助青年作家成长的过程中，主要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
陈建功：比如我们有鲁迅文学院，是当年丁玲他们搞的创作文学讲习所，后来改成了鲁迅文学院。每年都有各地来的学员，包括网络作家，还有残障作家，大家一起交流，对他们的写作也很有帮助，所以作协很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作协帮助了很多作家。
俞敏洪：一些青年作家自己没办法使自己的作品被认可的时候，作协或者像你们这样的老作家给他某种认可，肯定是对他很重要的支持。
陈建功：对，包括文学观念的交流，如果他的作品好，我们还有扶持计划。我记得某届政协，我们就建议每年拨多少钱成立一个扶持计划。
俞敏洪：你是几几年离开作协的？
陈建功：68岁的时候离开了，但真正是2009年离开领导岗位，2016年退休。
俞敏洪：那你离开作协很长时间了？
陈建功：很长时间了，但因为我亲历过这个工作，我知道作协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左的路线问题，对很多作家有过误解、打击，我也记得在四次文代会和作代会上，周洋同志道歉，说对不起你们，萧军在底下说“认错就好”，在会场就喊起来了。这种对于大家一起繁荣文艺的愿望，作协是起作用的。
但我也要说，我们和作家的互动，应该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很多作协的领导就知道喊口号，比如咱们是一个观点，文学来源于生活，这话当然没错。但上北大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们到北大不要满足于这样的话，文艺当然来自于生活，但文艺是你们用自己的敏锐感知世界，用艺术表现世界。还有人物积累，我们脑子里要有无数的人物，所以我说写小说就是把你知道的、想到的几个人物搁在一起，让他们热闹热闹，当然也不只是热闹，你还要为你的读者重新铸造一个世界，就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妮娜》，就像老舍写《骆驼祥子》一样。
俞敏洪：你的大部分中长篇小说都是老百姓的故事，而且后来越来越深入到北京传统老百姓的生活中，人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年纪大的老百姓的故事，一类是还没混出道、微不足道、调皮捣蛋，甚至有点小混混色彩的北京老百姓的故事，而且你会把这两种人揉在一起写。你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是为了反映一种什么状态？想表达一种怎样的人物观点？
陈建功：我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人物来源、人物积累。但积累人物凑一块必然是这种形态。《皇城根》是大众文化，写的也是老百姓，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基本都是我积累的人物。所以你说为什么和现实里接触到的人都揉在一块了？是，我就是这种小说的思路。当然也有别人家的科幻小说、儿童文学，有各种思路。我做的人物积累和我的生活积累，以及民俗积累，我读的书等等，这些积累都成了作品。
俞敏洪：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写的作品，后续呢？
陈建功：后续我就写散文了。
俞敏洪：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
陈建功：一开始就写了，1995年调到了中国作协，就搞行政了，就多了很多事，占用了很多时间。我所有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写的，因为你不可能熟悉每个作家，所以出去开研讨会，你得研究他的作品。
俞敏洪：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样一个时间的花费，你觉得合算吗？还是你不参加行政工作，就在家里憋一部小说更合算？因为你为中国作协的发展、对作家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但回过头来，我觉得你可能牺牲了自己可能写出更受欢迎的作品的关键阶段，你在作协的时候是你创作力比较旺盛的时候。
陈建功：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但实际上我觉得作协十几年对我后来出书是有帮助的。虽然人的心路历程，30年前和30年后是不一样的，30年前我想写这本书，原名叫《十八岁面对侏罗纪》，因为我们挖的煤层是侏罗纪，那时候写的就是青春面对苍凉，就是青春怎么苦、怎么受罪，但现在过了30年，我写这本书就不光是这个内容了，沉淀得更深刻了，反思更加彻底和到位了，腔调也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理想主义的腔调，现在变成一种淘气的感觉。
俞敏洪：不光是淘气，还有一种深刻在里面。
陈建功：我在后记里提了一个观念，我觉得这本书第一要诚实，第二要有趣，经过30年，我可能讲故事的腔调会比30年前更有趣一些。
俞敏洪：那当然，因为有一种豁亮和透彻在里面，想通了这一阶段的人生历程，对你的一生以及对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更愿意作为一个纯粹的作家去体验生活写东西，还是你依然想去作协当领导？别考虑时代。（笑）
（陈建功）
陈建功：我未必不去。上次咱俩参加韩少功的活动，少功那时候刚刚去海南，他说我觉得当作家太枯燥、太没劲了，我要开辟一种新的生活。
俞敏洪：他后来跑到湖南种地去了？
陈建功：不是，他先到湖南，成名之后到海南去了，体会一圈又回湖南了。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引这封信，大概意思就是，海明威说过一句话，说“纽约作家无非是试管里的蛆虫，好听一点就是蚯蚓，他们天天从试管里吸取点养分，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我领略了十年的生活，我情感的变化